(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为过期的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华中农大已向农业部提出续申请，现正在评审阶段)

　　美国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能不能进口?华中农业大学的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过期后能不能延期?新研发的转基因作物能不能到田间试验种植?这都要经过一系列决策，其中来自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通行证”，是一道关键门槛。

　　可别小看这个技术咨询机构，它是具有一票否决权的重要“智囊团”;也别小看这张“通行证”，它意味着至少75%的安委会成员都投了赞成票。

　　自2002年以来，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已从第一届走到第四届，但鲜有公开报道。察时局（微信公众号：Cha_shiju）通过农业部相关官员、安委会委员等人的讲述，为您揭开这个机构神秘的面纱。

　　【安委会人员怎样产生？】

　　各部门推荐  有退出机制

　　12年前，农业部在原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基础上，经10部门推荐，最终敲定58人名单，成立第一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委会”)。

　　这一方式延续至今。2007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后，安委会组成人员主要由12个成员单位推荐，包括农业部、科技部、环保部、卫计委等。

　　其实早在安委会成立之初，人员组成就已有法律规定。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部2002年发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明确，安委会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以及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三年一届。

　　每届到期时，农业部会发函，邀请相关部门推荐人选，包括建议继续留任的委员，候选委员要求具有中国国籍、恪守科学道德、保守秘密、身体健康等，同时原则上规定，新委员优先从卸任委员的专业领域产生。这从一定程度上保证安委会委员专业领域的稳定性。

　　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原所长、第三届安委会委员黄大昉向察时局提到，农业部会在推荐名单基础上，考虑委员的单位、专业、地域分布，如涵盖清华、北大等权威院校，以及评审实际需要，选出最终名单。

　　当选后，委员将收到聘书。第四届安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吴孔明院士向察时局介绍，他们并非专职人员，都是兼职参与评审，没有工资，但需投入不少精力，若无时间保证将很难胜，管理章程就对退出机制作了明确规定。

　　【安委会由哪些人员组成？】

　　官员让位给医生等专家

　　现任第四届安委会共64人，包括1名主任委员和5名副主任委员，主要来自4个领域：农业25人、环境19人、质检11人、卫生食品18人(有委员是多领域专家)。

　　尽管安委会委员名单会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但前三届委员名单均未公开发布，第四届名单则可在农业部信息公开栏目查询。

　　纵观四届安委会，人数组成、单位分布、专业领域等均不尽相同，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官员越来越少，直至几乎完全退出。

　　名单显示，前两届安委会主任委员均由时任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担任，且政府官员约占10个席位，包括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原国家计委的司局级干部。但从第三届开始，官员集体让位，仅存农业部科教司原副司长、现任巡视员石燕泉一名官员代表。

　　这折射出中国对转基因的认识和管理发生变化。此外，尽管不少委员懂生物技术，从事基因研究，但直接从事转基因新品种研发的科研人员也在减少。同时，评审若涉及本人或所在单位的研究项目，须遵循回避制度。

　　安委会不仅剔除了官员，还剔除了经贸等领域专家，相应增加医药卫生领域专家。这一变化在2009年成立的第三届安委会上可看到明显的“分水岭”。

　　第一届安委会委员主要来自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贸易等领域，第二届在此基础上增加食用安全、环境安全、技术经济、农业推广和相关法规管理方面专家，涵盖较广，人数也从58人扩大到74人。

　　第三届安委会进行了“瘦身”和“换血”。60人名单中，不仅官员消失了，来自发改委、商务部所属机构的经管专家也不见了，却首次出现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生，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教授。第四届安委会进一步增加不同学科的科技人员，如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委员等，成为一支专业化的评审队伍。

　　【安委会如何作出决策？】

　　须至少四分之三投赞成票

　　某种程度上，安委会掌握着国外转基因产品进入国门、国内转基因产品端上餐桌的“生杀大权”，那么它如何作出决策?

　　吴孔明向察时局透露，安委会一般每年有三次“例会”，在3月、9月、11月左右，主要受理安全证书的申请、续申请，此外还有不定期的咨询、讨论会，这类临时性会议出席的委员规模有大有小。

　　安委会采用投票方式进行决策。吴孔明介绍，产品无关乎国内外，都要走这个程序，每个专家逐项发表意见，然后全体投票，票数达四分之三及以上才算评审通过，也就是至少要有75%的专家赞成。

　　吴孔明提到，这些年来，大部分申请都无法通过，拿到“通行证”的只占很小部分。那为什么不采用半数或三分之二赞成即通过的机制?对此吴孔明表示，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相对比较复杂，与国民健康、公共环境都高度相关，只有获得较高认同才能往前走，“宁愿速度慢一点，也要保证安全性有科学依据”。

　　安委会的决策，只是国家作出转基因决策的科学基础。凡涉及转基因重大问题，还要拿到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上讨论决策。该会议由国务院12个部门组成，农业部部长担任召集人。

　　农业部科教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向察时局提到，转基因相关法律法规、标识办法等制定、修改，产业化等都属于重大问题，都要上会。2009年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前，就在安委会做出同意发放的建议基础上，召开联席会议审议。

　　【追问：安委会是否当吸纳民众参与？】

　　问题来了，当我们谈论转基因安全的时候，不需要政府官员、普通民众参与决策吗?

　　以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仅次于美国的巴西为例，其27人组成的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中，有9名政府代表，包括外交部、国防部等，还有6名民间团体成员，代表消费者保护、小农场等。中国转基因安委会是否不应排斥政府官员，并吸收民间成员?

　　吴孔明向察时局指出，政府在转基因问题上要听取不同意见，需要和民众更好地沟通，但术业有专攻，安委会主要承担农业部委托的科技咨询工作，就转基因具体品种的安全性等从科学层面提供评估意见，供农业部决策。

　　黄大昉也认为，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不适合参加安委会，这是出于各负其责的分工需要，因为安委会主要就转基因生物的使用安全、环境安全作出判断，一旦将来安全出问题是要担责的，另一方面，安委会不应就能不能产业化作出判断，对于后者，政府要注意吸纳各方意见，比如以一定形式征求社会意见。

　　寇建平明确表示，安全评价是基于科学的评价，但农业部审批要综合考虑方方面面因素，包括社会问题、贸易问题，也包括公众的接受程度。

　　附：

　　第四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名单

　　(资料来自农业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