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社区 查看内容

呼吁中央恢复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尽快出版《毛泽东全集》 ...

2014-10-23 20:5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52| 评论: 0|原作者: 奚兆永|来自: 大地微微网

摘要: 应该说,在人们因为失去毛泽东而无比悲痛的日子里,把讨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纪念毛泽东这样十分庄重和严肃的事用来作为抓捕“毛泽东遗孀”江青或“粉碎四人帮”的设局的圈套

呼吁中央恢复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尽快出版《毛泽东全集》

——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

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谈起

奚兆永

    一、1976年10月6日讨论《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的真实背景

    今年是毛泽东逝世38周年,也是中央发布《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38周年。这两件事本来具有明显的直接的关联,但是“粉碎四人帮”使这种关联改变了性质。

    现在50岁以上的人一定都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情形。当时,尽管人们都知道毛主席晚年健康状况不佳,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无比热爱,他的不幸逝世还是使人感到非常突然,像是晴天霹雳,异常震惊,比失去亲人还要感到悲痛。

    毛泽东逝世后一个月,也就是10月9日,人们从《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知道,10月8日(实际上是10月6日的夜晚到10月7日凌晨)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仍然沉浸在悲痛中的人们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高度称赞这两个深得民心的《决定》。

    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就在作出这两个《决定》之前,也就是10月6日夜晚,中国发生了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策划并实施的拘捕王洪文(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时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时为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时为政治局委员)“四人帮和毛远新(为毛泽东晚年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的政治事件;同时,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进行了所谓“保护性隔离”;并且派人接管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飞机场等单位;还在北京重要路口设岗,禁止外地车辆进入,而在北大、清华附近也布置重兵,防止学生冲出学校。由于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叶剑英当时提出要“先保密两个月”(见叶永烈:《邓小平改变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版,第41页),因此,除了那些密谋策划的人和参与行动的人以及一些打过“招呼”的高层干部外,全国广大民众都还被蒙在鼓里,人们毫不知情。不过,英国《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韦德很敏锐,加以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中说,“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使他断定,“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用叶永烈的话说,他“使出浑身解数”,很快就打听到“毛泽东遗孀被捕”,并在10月11日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遗孀被捕》的新闻稿发往伦敦《每日电讯报》总部;第二天,《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篇新闻稿就;到第三天,西方各个报纸也都纷纷转载了这篇爆炸性的新闻。(同上,第5页)这样一来,叶剑英提出的在国内“先保密两个月”的计划自然不可能实现了。不过,在国内,绝大多数人知道这个消息还是在10月18日中央下发16号文件以后。根据后来爆出的一些信息,讨论两个决定,其实是叶剑英提出“智取”四人帮所预先定好的计划的一部分。

    邓小平在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就说到了这一点。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那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里说得更清楚。该书认为,拘捕“四人帮”,是叶剑英提出,而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参加了策划。在他们看来,“用合法的形式,来不及了。用武力解决也不可取。”叶、华、汪商议后,“最后确定以坚决的方式‘智取’。具体的方案是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为题召开中央常委会,吸收姚文元参加,会上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采取行动,江青另行处置。为了提高警惕,避开王洪文的监视,行动之前,叶帅随时变换着住处,让四人帮摸不着他的行踪。同时,叶帅对军队做了相应的部署。”(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三联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

    这里所说“用合法的形式”是指通过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不是什么“来不及了”,而是华国锋怕“四人帮”参加会议后事情不好办,难以成功;而李先念等则担心,即使政治局能够通过,十大选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也很难通过,风险很大。他们都不主张用召开会议这种合法的形式来解除“四人帮”的职务。至于说“用武力解决也不可取”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事实上汪东兴已通过张耀祠动用了8341部队,而“叶帅对军队做了相应的部署”,主要是通过陈锡联和吴德及吴忠控制了北京卫戍部队。如果没有武力,哪里还有什么“以坚决的方式‘智取’”?所谓“智取”,只不过是把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著作当作“设局捕人”的一个手段,而要捕人,显然离不开武力。实际上,上面那些行动都是以张耀祠领导的8341部队和吴德为政委、吴忠为司令员的北京卫戍部队作后盾的。应该说,这些做法其实都是通过武力进行宫廷政变的惯用做法,也说不上什么“智取”。问题在于,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张耀祠、吴忠等都长期受到毛泽东的教育与信任,在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就发动这样的政变,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一个极大的不敬,而且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背叛,难怪毛远新在被拘捕时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而对于国内外广大热爱毛泽东的人民群众和进步人类来说更是一个明显的糊弄和欺骗,这样的作为显然不能说是正当的和合法的。实际上,就是在邓榕的书里,这种所谓“智取”也是放在“合法的形式”之外而列为非法的形式的。

    应该说,在人们因为失去毛泽东而无比悲痛的日子里,把讨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纪念毛泽东这样十分庄重和严肃的事用来作为抓捕“毛泽东遗孀”江青或“粉碎四人帮”的设局的圈套,这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事件的主谋者绝不是毛泽东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是背叛毛泽东革命事业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对他们来说,目的是抓捕四人帮,是扫除他们的政敌,而讨论出版《毛选》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只不过是设局的一种手段而已,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和罪恶用心。

    实际上,一些人早在毛泽东生前就想动手了。不错,毛泽东1974年和1975年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江青搞“四人帮”,但是,他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希望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能够搞好与政治局其他人的团结。而且,就是在批评江青时,毛泽东也没有对她全盘否定。毛泽东说,“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0页)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他说,“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同上,第583页)在这里,毛泽东讲“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并且讲“与庐山会议不同”,“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对于“四人帮”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办法,毛泽东讲得是那么清楚明确,根本没有任何误解的余地,而后来华国锋、叶剑英等却硬把事情说成是毛泽东生前有一个“粉碎‘四人帮’”的“战略部署”,邓小平上台后还大搞“审判”,硬要把所谓“四人帮”的问题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扯到一起,这些显然都是违背毛泽东上述讲话的精神的。对这个问题,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也承认,“他(指毛泽东——引者)绝对不是要打倒江青。他希望通过这次批评,江青能够有所收敛,邓小平也应该满意了。他甚至希望从此江青和邓小平能够冰释前嫌,在未来进行合作,起码也要相安无事。”(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又怎么能够把所谓“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毛泽东生前的“战略部署”呢?而且,毛泽东在讲话里提出“三条”(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说“有的同志不信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那也不单是对江青和“四人帮”说的,而是对全党说的、整个党员干部说的,当然也是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政治局成员说的。问题还在于,6月28日,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批评写了书面检讨,检讨了她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和“自作主张送材料”的错误,并且承认,“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30日,周恩来将江青的检讨批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一检讨,并建议将检讨送毛泽东批阅。邓小平和叶剑英传阅了周恩来批转的江青的检讨,并且批注:“同意总理的建议”。毛泽东也圈阅了此件。(《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本来,江青已就毛泽东批评的“四人帮”问题做了检讨,周总理已表示欢迎,叶、邓也未提出异议,而毛泽东也做了圈阅,表示同意,应该说,事情已经得到初步解决。而为了缓和与邓的关系,毛泽东还让江青主动到邓小平家去谈了一次。对此,邓榕在她的书里有这样一个描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指毛泽东——引者)让江青找邓小平谈谈,意在促进两人和解。......我们全家都记得那一天,说是江青要来我们在宽街的家,全家人立即戒备十足。妈妈吩咐,在家的人各自在自己的屋里,谁也不许出来。如果江青借口看一看窜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许随便说话。要知道,随便一句不经意的话语,可能就会遭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乎,好像防瘟疫一样,我们一个个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全家壁垒森严。”“父亲在会客室等着,没有出迎,连母亲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露面。江青径直走进父亲的会客室,与它的‘敌手’邓小平谈话。谈话的时间并不长,江青从会客室走出来时,父亲也没有送。江青就这样地来了,又这样地走了。这次谈话,没有争论,但也没能缓解双方的矛盾。”(第363-364页)邓小平虽然被一些人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从邓榕的这段描述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和他教育出的家人,一个个心胸都很狭窄,报复心都很强,他们把江青说成是“瘟疫”,把她的来访看作是如临大敌,一个个都戒备森严。邓本人更是大摆架子,来不迎客,走不送客,把气氛搞得十分紧张。有道是,“不看僧面看佛面”,邓明知江青是毛泽东要她来的,他却如此意气用事、傲慢无礼,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心虚和他对毛泽东的真实感情和态度。邓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看来,他并没有学到毛泽东的好作风、好传统。毛泽东一再教导人们:“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3页)后来在修改《九评》时还加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其中就有“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条。邓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方面显然是很欠缺的;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此待人接物,也是很没有修养的。9月24日,邓小平又利用陪同毛泽东会见黎笋的机会在会见后向毛泽东告江青9月17日在大寨的讲话谈批《水浒》的状。实际上,华国锋早在邓之前就已经向毛泽东讲了同样的事,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发,讲话不要印。(同上,第610页)邓的告状,显然也有落井下石的意味。

    在江青检讨后,邓的一些言行使毛泽东越来越感到,政治局的团结问题,不仅是江青和“四人帮”的问题,邓小平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很大的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10月19日,他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是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他们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对犯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打倒。”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编者注)先开会研究处理。(同上,614-615页)这些话显然是冲着邓小平说的。10月23日,由邓小平召集六人会议,就如何贯彻毛泽东对刘冰来信的批评,提出两个方案:一、召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主席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二、以刘冰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展开大辩论。会议还建议向中央政治局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于10月28日阅会议报告后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在第一方案“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下面画线,批注“对”,并将这句话中的“批评”改为“指示”。(同上,第617页)11月2日晚,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后对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提高。”(同上,第619页)当日晚,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一道开会,会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邓讲他工作以来的成绩,否定有修正主义问题,不过他也表示,愿意作自我批评。第二天,即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头天晚上四人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毛远新说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又说: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架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同上,第620页)邓小平也作了两次检讨,但是,他骨子里是不服的。他曾一再要见毛泽东,但是毛都没有应允,而是将他的检讨批给政治局讨论,实际上是继续批判。11月4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人会议情况。毛远新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在会上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还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同上,第621页)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976年1月20日,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江青在会上进行了批判。邓感到仍然不会通过,于是在当晚给毛泽东写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同上,第634页)次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的汇报后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远新说,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同上,第634-635页)一周后,即1月28日,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同上,第635页)

    由上可知,虽然邓小平已经收回了他的错误发言,并且也表示愿意检讨,但他实际上是迫于压力,其思想深处并没有能够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使他与毛泽东所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处于对立的状态。应该说,他所反对的绝不只是江青和四人帮几个人,而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下台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通过政治局决定减少邓小平的工作,让他专管外事,让华国锋担任总理,1月28日又让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际上,邓的权力已经大大受到了限制。此事当然引起了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的不满,也引致了邓小平、叶剑英的不满。本来毛泽东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只是个别场合或小范围说的,之多也只是在政治局范围内说的,但有关消息却不胫而走,广泛地被传到了社会上。一时间,各种谣言和流言蜚语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比如,有一个所谓《总理遗言》就流传甚广,这个“遗言”说什么“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批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对于这样一个明显不符合事实的“总理遗言”,由于它迎合了一些人的口味,不仅在国内到处流传,甚至传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杭州青年工人李君旭制造的谣言。当然,李君旭只是一个小人物,不过一些大人物也对此道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据一篇网文说,叶剑英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经常去305医院看望总理,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叶叫周围的人都退出,护士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护士听到的片言只语,可以判断是叶向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方面的重大问题。叶从病房出来后对两个护士说,你们俩要准备好纸和笔,要24小时都有人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中央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在总理逝世后,护士将白纸交给了叶,叶看着那洁净的白纸,呐呐地说,“他一生顾全大局......”显然,叶也很想得到一份总理的遗言,但是,总理却让他落了空。仔细一想,叶虽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在广东黄埔陆军学校与周共事,两人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但是他并不真正了解周总理的为人,像周总理这样有崇高品格和严格纪律的人,怎么会随便向305医院的护士“发泄”对“中央的某些人”的不满呢?不可能嘛!不过,我们从邓榕的书里也看到了两条似乎是总理遗言的文字,其一条是:1975年12月8日,周恩来“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该书还说,“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431页)而实际上,无论在《周恩来年谱》里还是在《邓小平年谱》里都找不到这一个被称为“太重要了”的所谓“政治盟誓”,它能是真实的吗?人们都知道,周恩来原则性很强,几十年来,他对毛泽东一直忠心耿耿,他怎么会背着毛泽东而与邓小平订立这个生死之盟呢?其另一条是,“周恩来在同叶剑英见面时,向叶剑英作最后的交待。他让叶剑英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02页)这个所谓周恩来对叶剑英的交待,在《周恩来年谱》里也有所记录,那里说,“本年 在同叶剑英谈话中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权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24页)这与邓榕书里所说还有两点不同:其一,在《周恩来年谱》里所用的时间是“本年”即1975年全年,这个时间可以是从1975年1月1日到12月31日的任何一天,这样的时间显然是极不准确的;而在邓榕的书里是说“最后的时刻”,同样是一个不准确的时间,使人对其真实性不能不产生怀疑。其二,《周恩来年谱》里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权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而邓榕的书里则是“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二者的用语也不同。在这方面,出身山西的作家师东兵在一篇访问陈永贵的网文里,说陈曾向他谈到叶剑英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早在毛主席重病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联系到前述305医院护士的回忆,我认为叶说此话是可信的,至于说周总理和邓有什么“生死之盟”、对叶有什么“最终交代”则是完全不可信的。散布这些所谓的总理遗言,实际上是邓、叶将自己的一些言行转嫁给周,让周来对他们的言行负责。显然,这样对待周恩来是很不道德的,也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四五事件”。有的文献介绍说,“四月四日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二百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进入高潮。”(《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49页)邓榕的书里则说,“人民群众声讨四人帮,表达着我们同声的呐喊。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许许多多小瓶子,他们是用这种典型的中国式的隐喻呼唤着‘小平’。在那些震撼人心的日子里,北京几乎所有能去的人都到天安门广场去了。”“4月4日,是中国农历丙辰年,也就是清明节,首都群众悼念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达到高潮。汇集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到二百万之多。”(《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三联书电年版,第430-431、433页)这样的介绍显然不符合事实。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后来在《自述》中回忆说,“44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4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4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我还说:从4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48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吴德是处理四五事件的领导人,从他这个《自述》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43日是20万人,4日只有8万人,远远没有《邓小平年谱》所说的“二百多万人”。应该说,来广场的人大多数是悼念周总理的,而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呼唤邓小平的只是极少数,而且有的学校是专门到广场来是为了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更不用说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在广场发生争执也说明,去广场的人并不都是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怎么能够把所有的人都说成是参加悼念周总理活动的人都说成是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呢?本来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总理是很正常的,但送花圈的人集中在某些单位,甚至出现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花圈,而最大的花圈直径竟然高达6米,这些反常现象不正好说明,其幕后有人在借悼念总理之机故意制造事端么?他们攻击江青和“四人帮”,直接把矛头对准党中央和毛泽东,呼唤邓小平上台,发表反动演讲,难道也是悼念周总理吗?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当时并未向下传达,而且毛泽东明确提醒政治局不要传达他对江青和邓小平的批评,而反江青和四人帮甚至反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竟然会发展得那么厉害?在天安门广场甚至还出现一些暴徒打骂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侮辱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民兵、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卫戍部队存放枪支弹药并且临时用作联合指挥所的小红楼、翻倒并且烧毁汽车、砸烂自行车等这样的暴力行动,可以说,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出现这样的事件是建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说人民群众痛恨“文化大革命”是说不通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向并不是针对人民群众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运动中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害,相反,他们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动力,使他们还深深感到,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没有痛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一直很明确。在犯错误的当权派中,一些人被打倒了,还有许多人受到了冲击,只有他们才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有怨气的,想要算账的。实际上,如果干部中,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大干部中没有人故意制造舆论、蓄意进行煽动,像四五事件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毛泽东看到了事情的本质,他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他提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泽东要毛远新先约几个人谈一下由华国锋任总理的问题,要他快去。当天下午,听毛远新汇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在谈到华国锋任总理的决议时,毛泽东又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两个决定:决定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起职务。这两个决定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实际上,人民群众并没有反对这两个决定,反对这两个决定的正是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及其子女。十年零八个多月后,1986年12月30日,当邓小平就闹事问题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时曾说,“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还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0-1161页)在这方面,邓的看法与毛泽东很相近,在处理上也差不多。当年,毛泽东撤了邓小平的职务,而后来邓小平则撤换了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而让赵紫阳接任此职。但是,对于四五事件,毛泽东和政治局当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邓小平后来却认为是革命事件,并且竭力为之平反,邓榕的书里甚至将其称为“伟大的四五运动”!邓小平对同样性质的问题怎么会有双重标准并且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呢?他这样做无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应该说,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资产阶级看到了邓对于四五事件的这个态度,他们当然都会受到鼓舞并且会加以利用。有了这样的先例,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他们在1989年又一次发动了动乱,并且将其称为所谓“民运”,而赵紫阳与其前任一样,表现极其软弱,结果导致了自己的下台。现在香港的一些大中学生和社会上一些人也在如法炮制,在境外一些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大搞所谓“占领中环”事件。 就这些事件而论,邓小平当时无原则地暗中支持四五事件以及后来把它说成是革命、并且积极为其平反显然都与之有关,可说是后患无穷,在这方面,邓小平是难辞其咎的。当然,也有人会说,甚至有的文件也说,邓小平和四五事件没有关系。然而,邓榕的书却明白无误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人民群众的伟大抗议运动,虽然不是邓小平直接指挥的,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邓小平都是当之无愧的‘总后台’。”(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三联第432页)这些话表明,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处分邓小平及有关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从总体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而后来的所谓平反则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与邓后来对类似事件所取的态度也是自相矛盾的。

    显然,四五事件后来之所以能够平反,是和在其之后发生的“粉碎四人帮”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按照一些人的逻辑,既然用非法的手段抓捕四人帮都是正确的,同样是针对四人帮的四五事件,反对江青和四人帮当然也是正确的了。而问题正在于,所谓粉碎四人帮本身就是非法的、错误的。如前所述,粉碎四人帮既不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不是周恩来对邓、叶说了什么“临终遗言”,更不是什么如电视剧《邓小平》中所说的江青和四人帮已经准备在十月十日进行政变,华、叶、汪他们才“用快打慢”的。实际上,江青他们太高看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这些人了,还以为他们是一些光明正大的“正人君子”呢,对他们放松了警惕,完全没有料到他们会在毛泽东逝世还不到一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这场政变。我们知道,就在10月6日的傍晚,江青还在采摘苹果,专为领袖们拍照的中南海的摄影家侯波还拍下了这个瞬间,前揭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一书就将这张照片收为该书插图。江青如此放松闲适,哪里会是在准备政变?应该说,公开违背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制造借口,采用武力抓捕政敌的办法来解决党内斗争和国家大局,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它开辟了一个极恶劣的先例。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一个污点,极大地损坏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8年,但是,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纠正,那就会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就会成为一个永远的阴影而跟随在党和国家的身旁。只有正确地认识了它,并且坚决地纠正了它,才能显示出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新中国不愧是一个光明正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说,当年参与策划和实施这个政变的人,基本上已经离开了人世,即使还有人健在,他们也早已远离了政治核心,在今天做这项工作的难度和阻力都不会太大;关键是现在的领导人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勇气和决心;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胸襟和勇气,下决心改正这一历史错误,我相信,那就不仅是共产党和新中国之大幸,而且是中华民族和十三亿炎黄子孙之大幸!

 

    二、为伟大领袖和导师出版全集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传统,唯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无缘出版全集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在伟大的革命导师逝世以后,出版他们的全集,让他们的伟大理论与光辉思想能够为后人所继承并且发扬光大,让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连绵不断,后继有人,继续兴旺发达直至最后胜利,乃是纪念伟大革命导师的传统做法,它的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也是人们所普遍知晓的。可以说,在伟大的革命导师逝世以后出版他们的全集,早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1883年3月14日逝世的。当时,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虽然已在1867年出版,但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都还只是一些未经加工的手稿,如果不加整理、编辑是绝对不适合出版的。恩格斯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由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一起共同战斗了四十年,他熟悉马克思潦草的字迹,更了解马克思深邃的思想,也只有恩格斯才能胜任这一艰巨的任务。经过恩格斯的不懈努力,他在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写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这标志着整理和编辑第二卷的工作已经完成;而在1894年10月4日(此时距离他自己逝世的1895年8月5日只有十个月零一天时间),他又写下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这标志着整理和编辑第三卷工作也已经完成。此外,在这期间,恩格斯还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和第四版,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并且为马克思的一些较早著作写了序言或导言。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生前战友,早在1889年初就考虑到将来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问题。当时,恩格斯的眼睛不好,他在1889年1月28日写信给考茨基说,“今天我打算向你提一个建议,这个建议爱德(指伯恩斯坦——引者,下同)、吉娜(伯恩斯坦之妻)和杜西(爱琳娜,马克思小女儿,马克思著作所有权继承人)都同意。我预感到,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还需要长时期地保护我的眼睛,以便恢复正常。这样,至少几年内不能亲自口授《资本论》第四册(即《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手稿。另一方面,我应当考虑到,不仅使马克思的这一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离了我也能为他人使用。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教会一些人辨认这些潦草的字迹,以便必要时代替我,在目前哪怕能够帮助做些出版工作也好。为此我能够用的只有你和爱德。所以我首先建议,我们三个人来做这件事。而第四册是应当着手搞的第一件工作,......只要你略微学会辨认笔迹,你就可以口授给你的妻子,那么事情就可以进展很快。”“爱德也热切希望参加辨认潦草的笔迹,我已经打算给他另外的手稿;我也要教会他,但是我对他说过,我只能把钱付给一个人,他完全同意这样做。”“归根到底,问题涉及到将来某个时候出版马克思和我的全集,这一点我在世的时候未必能够实现,而这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事,我也对杜西谈过这一点。我们能从她那里得到全力支持。一旦我教会你们两人能容易地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我就如释重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4-136页)而在1895年1月1日写给库格曼的信里还讨论了在美国收集马克思发表在《论坛报》上的文章问题,显然也是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准备的。恩格斯在信中说,“至于现在你说的早期著作,应指1851年以前那段时间的作品,这当然是另一回事,在柏林我不是这样理解的。这些著作的确有巨大价值,正是由于缺乏这些东西,我不能全部出版马克思和我在1842-1852年间发表的较短的文章。因此,如果你能够尽可能多地供给我这些文章使用,你也就是这项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1页)此外,他还在自己的遗嘱里对马克思和自己著作、手稿和书信作了明确的交代。这些,都体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无比忠诚,他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把亡友马克思的未竟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来完成的;同时,他的安排也为后来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应该说,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出版也曾作出过努力。如考茨基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倍倍尔和伯恩斯坦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梅林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但是,由于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人物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先后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他们当然不会按照恩格斯的遗愿去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列宁的肩上。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事业,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进行了伟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成功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革命后的俄罗斯在物质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列宁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任命与他同年的老友、曾长期流亡国外从事马恩著作收集和研究

1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刚表态过的朋友 (1 人)

最新评论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3-29 12:30 , Processed in 0.024127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