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一点思考

工人力量与阶级形成

众所周知，阶级分析的中心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然而，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质疑和否定这一原则的过程。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困惑：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为什么迟迟不起来担负起它“本应承担”的使命？换言之，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为什么迟迟没有显现出来？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解释这一“为什么不”的问题，却共同建构出了一个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可能存在背离的巨大空间。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有“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但是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这三者的内在统一性是预定的，“自在”到“自为”的转化也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阶级结构的简单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还没有来临，相反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走向相对繁荣和稳定的通道，为了弥合西方现实社会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发展出一系列丰富的解释，其中有三个方向特别具有影响力：其一是“意识形态的危机”说，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连同消费主义文化，成功地阻碍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发育。（卢卡奇，1999；葛兰西，1992；另参见伍德：2008）。其二是“多元认同”说，它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论”，认为经济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性别、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参与到工人认同的构建中，换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认识自己的处境和利益，更谈不上行动了（Laclau and Mouffe:1985）。其三是“中产阶级”说，它注意到西方社会工人“中产化”的趋势，就经济上的剥削角度而言，中产阶级与普通工人一样不拥有生产资料，具有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就劳动生活经验中的异化角度而言，中产阶级又因其对知识、技术和组织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较少具有工人阶级的异化感。因而，中产阶级具有比较矛盾和模糊的阶级位置 (Wright 1989)。

将工人革命性的丧失归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地位。也正因为此，这些学者会热切地将文化革命时的“毛主义”视作法宝，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用作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武器。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正在疏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本质，将生产关系、剥削从社会结构的核心中“移植”出去。“中产阶级”说看到了西方社会结构自身发生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第三世界视角，不可能从全球经济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历史阶段性，反而容易将其视作当然。如此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另外一方面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效用。分析起来，“告别工人阶级”在西方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后果，而且有着客观的社会基础，简单说，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国家的矛盾，得以在国内维持一支庞大的中产化的工人队伍，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与次同时，这种转移也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阶级矛盾。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地”，一个多达两亿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可是在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造成农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问题上，却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应该以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问题。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阶层视角与新兴的阶级视角之间的分野，不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存在于中国的认识上，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判断，以及对当下的社会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对立，是否可以调和与避免的认识上。阶层视野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对立的结构性因素，主张不同阶层之间利益调和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阶层视野期待通过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途径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相信通过创造更好制度文化的努力可以调和社会矛盾。更甚者，一些学者甚至将农民工的出现本身就视作农民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体现，而根本不顾及造成这种流动的背后的剥削关系。

而阶级视野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强调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主张只有将处于失语、错位和扭曲的阶级话语拯救出来，才能够直面和回应产生利益对立、制造社会不公的结构性根源。在阶级视野中，农民工问题主要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方与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对等关系的体现，农民工问题的提出，不单是要处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阶级冲突的普遍议题，而且是要特别地关注一个处于后社会主义转型历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殊主题。阶级视野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民工这一阶级主体的诞生与抗争，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改变与再造，也就是离不开对于结构性格局中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实质性变革。

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吊诡的是我们却正在中国真实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的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他们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

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总是过于强大，工人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工人的集体抗争力量究竟在哪里？怀特详细区分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不同来源。他指出了两种主要的力量来源，一种是“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另一种是“结构力量”（structural power）。结社力量指的是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基础。结构力量指的是工人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议价能力。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分析框架的引入，为我们探寻工人阶级抗争提供了可操作化的中层框架。正如裴宜理所言，“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对工人抗争的研究需要我们走近具体的工人，探究他们所承载的具体的抗争力量。

在当今的中国，新工人的阶级形成与阶级行动面临一系列不利的条件。就“结社力量”而言，他们缺乏罢工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争渠道，也没有工会等现代社会的组织支持，甚至连行会、帮会等传统的组织都缺失；就“结构性力量”而言，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其一，新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工人身份，他们的身份认同徘徊于农民和工人之间，影响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与行动能力；其二，在许多行业中，分包劳动体制将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规模的包工队中，难以通过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影响生产过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经常成功地将工人的抗争拖延到生产任务完成之后，使得工人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然而，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能杜绝工人的抗争行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经常突破工人的底线，将他们推入到忍无可忍的处境中。不断积累的斗争经验也逐渐改变着工人自身，他们在学习和成长，学会如何去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去和资本与权力周旋、对抗。工人们最基本的经验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都好办，人多你一闹，老板就把钱给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时候老板就不拿你当回事，随便找个理由就拖着你，有钱也不给你。”

在生产线、工地上、在宿舍里，在具体而微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工人们无时无刻不深切体会到剥削、压抑、无奈、苦闷和愤恨。事实上，新工人的这种体验和情感正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他们的阶级地位造成的。“打工可以暑热严寒，但不能没有工钱”，正如这首“讨薪之歌”所揭示的，当工人辛辛苦苦劳作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资本毫无止境的压迫已经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线。资本对劳动价值的最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复一日地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煎熬，不断破坏着工人心中的公平与道义观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满和怨恨。在平时，这种不满和怨恨被压抑下去，但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工人心里日积月累。最终，在追讨工资的关键时刻爆发出来，形成巨大的力量。正在这样的抗争行动中，尤其是在集体抗争行动中，处于模糊的、零碎化状态的不满和怨恨逐渐明确方向，聚焦为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对立意识，并摆脱与乡缘意识的纠结，成长为比较明晰的阶级意识。

新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和主角，它又如一个缩影一样，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世界工厂和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工业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新工人在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着阶级主体一次重生的机会。

参考文献 

卡尔·波兰尼，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南京：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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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著，杜章智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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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丽莎著，黄新译，《另类的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许宝强、汪晖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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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znelson, Ira and Aristide R.Zolberg.1986.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Wallerstein, I.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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