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一点思考

市场、商品化与社会保护

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去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他重点阐述的是资本的运作逻辑。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2007）从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来理解18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对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剧烈的社会变迁，自由主义思想家发展出一套自我调节市场（self-regulated-market）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信念在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实现效率最大化，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对市场造成不良后果。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自我调节市场并没有给人类创造更大的自由与幸福，反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恶果。

波兰尼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双重运动”。他认为市场从来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场总是嵌入（embedded）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只是晚近两三百年以来，市场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大转型”的含义。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自我调节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想要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进行彻底的商品化，而这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从来就不是商品，它被当成商品只能是虚构的商品。市场将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遇到社会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反抗，而是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化一路高歌猛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就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已经控制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中国社会出现的反向运动并没有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强有力，没有能够阻止钟摆继续摆向极端。波兰尼认为国家是社会保护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的市场化恰恰是在体制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方面国家精英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同时承担了双重角色，而这两种角色是相互冲突的，没有办法协调，其结果就是：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保护力度上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这些法律和制度却都被严重架空，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无疑是患上了一场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制造提供劳动保护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断让打工者对国家的期待落空。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化改革能够催生出一个市民社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市场化改革确实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发现中产阶级能够像波兰尼所设想的那样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对抗资本，进行一场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反之，城市的中产阶级，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上，通过过度的消费，与资本分享着农民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他们在现阶段所提倡的环保运动，也没有打算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一场跨阶级的反商品化运动。

近些年来，从民间到官方似乎都一致地认为农民工的称谓已经不合时宜。一些地方开始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新公民”“异地务工人员”等，这些尝试即便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最多也不过是出于善心的聊以自慰罢了。农民工问题是由一系列不平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因此，造成歧视的不是名称，而是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无权地位，这种无权地位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资本的积累，同时亦服务于城市化的进程，造成一种建立在资本扩张基础上的城乡不平等新格局。因此，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制度的改变，从根本上终结农民工的生产体制；唯有如此，废除“农民工”的称谓本身才具有意义。

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蛋糕论”。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蛋糕做大，就一定会人人有份、惠及所有人。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共富”仍然遥不可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蛋糕已经不小，但同时基尼系数亦位居世界前列，农民工仍然赚取着排名世界倒数的微不足道的工资，显然，“做大的蛋糕”并没有做到人人有份。我们认为，做蛋糕的方式决定了蛋糕的分配方式，正是当下这种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劳动者成为资本的附庸，沦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不复存在，利润的获取以压低劳动者所得为代价，贫富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了。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结合，使得劳动者既无权参与决定做蛋糕的方式，因而也无权决定蛋糕的分配方式，前者决定了后者。因此，归根结底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改变“做蛋糕”的方式，只有劳动者参与生产决策的权利得到保障，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才能确立。因而，如何走出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在反思整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调整劳动关系，解决广大劳动者的出路问题，重新赋予其主体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