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一点思考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并非史无前例。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其结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一过程通常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的。实际上，这个过程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与城市国企改革一方面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另一方面使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方式与生产资料再度结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基础。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则正是这一转变过程的产物。直面这一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农民工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愿为其提供再生产所需的政经条件。这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表现为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一小块土地，尽管这些土地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载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随着“圈地运动”的扩展，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将农民的土地征收变成厂房，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终身在城市生活，成为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存在助推了城市资本的低成本扩张，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却并没有使中国的产业工人摆脱农民的身份，诚如“农民工”这一称谓所表现的，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并因此丧失了本该拥有的权利和地位。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无产阶级化过程，除了受到市场力量影响之外，更受到更大的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国家保留了农民的土地，然而这块儿土地却远远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国家却不给他们城市居住的合法身份，也不提供他们在城市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让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变得异常漫长而艰难。很多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已经很少从事农业劳动，农业收入也只占他们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合法身份，依然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找到一个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间。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还要部分地依靠农村来完成。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始终是残缺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无产阶级化与马克思

马克思用英国的经验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当时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集中处理的是工人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压榨会激发工人的反抗，导致工人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是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理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所指的资本是典型的资本，他所理解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劳动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订立了平等的契约关系（迪皮斯·查克拉芭提，2005）。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工业化伴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因为制度性的障碍，他们没有办法转化成为工人，他们和资本之间难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不仅仅是一个资本操控的过程，更没有办法回避国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者是一个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主体，他所讨论“劳动从属于资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过程，发生在劳动者进入生产领域之后，从属的结果是劳动价值被资本剥夺。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农民工，在他们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其劳动关系和劳动主体身份就已经经历了一次从属于国家和体制的过程，当他们走入城市，进入生产领域之后，又进一步遭遇从属于资本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农民工经历了一个“双重从属”的过程，这意味着其劳动价值被剥夺的程度更为严重。

我们从阶级的角度出发，理解今天的农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观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外，还要理解他们的阶级身份、阶级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因为保留了农村的土地，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部分地被放在农村来进行，国家和资本不断强化他的农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作为一个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国家在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回到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思考，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在生产领域的异化，一方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产品，他和自己的商品产生了对立。而我们今天的农民工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异化，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同自己“农民工”身份的异化。农民工所经历的是双重异化的过程。

今天中国的新工人正处在双重从属和双重异化的状态。马克思《资本论》中详细描述英国工人工作和生活状况的材料基本上来自于英国政府的文件，其中有关早期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材料更是直接来自于隶属于英国政府的工厂观察员的报告。当时的英国政府出于为资本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考虑，通过各种措施试图限制资本的过度剥削，而今天的中国，国家对劳工状况的关注和调查远远比不上19世纪的英国。国家体制更进一步通过维持他们“农民工”的身份，在资本剥夺他们的劳动价值之前，把他们的劳动价值贬低。农民工的身份代表了卑贱的社会主体地位，给他们打上次等公民与次等劳动者的烙印，这就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的身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