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一点思考
潘毅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1998年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完成社会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別及文化政治、全球化及跨境研究等。代表著作有《中国女工》，《大工地》（合著）和《我在富士康》（合编）等。她的近期英文著作见于Modern China, China Quarterly, China Journal 和Global Labor Journal 等等。
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创富中心。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正在默默地形成。本文尝试探索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我们却正在真实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的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他们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工人阶级 农民工 世界工厂 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 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创富中心。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他们建设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这样让世界瞩目的国际都市，创造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让很多中国人可以陶醉在大国崛起的梦幻中。
当我们陶醉于光鲜的城市面貌，叹服于资本改变世界的魔力时，我们却遭遇上这样一群人：在林林总总的工厂中重复着忍耐、麻木、愤怒、离开的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漂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新工人。在以自杀式地反抗之余，富士康苹果生产线的工人写过一首名为《在这里》诗，他们用呐喊的方式表达了工人的迷茫与不满。
流水线带走的不仅仅是K93 还带走了我们的青春 泡棉衬托着完美的苹果/却衬托不出我们的明天 扫描仪喊出了每一声OK 却喊不出我们内心的FAIL/24小时耀眼的灯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们的白天黑夜 千万次的重复动作打造了完美机台 也挑战着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颗螺丝努力的旋转 却转不出我们想要的未来 ——《在这里》富士康工人仁兴等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一家电子生产组装企业，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家代工厂，拥有中国工人一百四十万人。富士康的总收入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2012年其出口额高达1295亿美元，2013年富士康跃居《财富》全球500强第30位。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证明了中国在崛起，也证明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创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它也验证了全球资本主义正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进行着资本扩张，一些亚洲资本和国内制造商利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密集型加工制造，赚取巨额利润，并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业主导者。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富士康的百万工人更是新生代工人阶级形成的缩影。 但是，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劳资矛盾急剧增加，工人不断地抗议，阶级力量不断地凝聚，每年几万起的集体行动已经挑战着“和谐”社会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认为，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当下生产方式以及劳动关系变化的思考与探讨；亦唯有如此，才能探索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出路和未来。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新工人阶级，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经伴随着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他们的经历折射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们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最有名的当属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
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切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引发社会精英集团对中国球籍问题的热烈讨论。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种危机的氛围之中。官方开始“拨乱反正”，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然而吊诡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信奉市场力量，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靠国家这支“有形的手”推行的。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耗尽，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被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的民工潮。所以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是建立在瓦解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确立了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农村生活资料、医疗、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驱使农民必须赚取更多的现金才能维持生活，个体农民不得不面对市场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农民生活中现金开支的不断增加使得农业生产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成为也因此成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时亦为城市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社会根源。
1980年代之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有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国退“民”进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个具有资本累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农村与城市的改革，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分割更为严重。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另一方面国家依然维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壁垒，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自身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
伴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城市的劳动关系也急剧发生改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带来了产权性质的变化，这一过程表现为两个阶段：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的转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为了与外资和私营资本竞争，“甩包袱”成为国企的一种策略。工人大规模下岗，一些国企的生产资料也被私有化，而继续运营的国有企业则以更廉价的劳动力即农民工替代了旧有的国企工人，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派遣工问题。这一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与企业、工人与国家的关系，国企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复存在。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地产商的财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和富士康工人的自杀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的注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