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昆明市委践行群众路线积极稳妥处置富有村“10·14”事件》的报道。因该说昆明市委对正确处理晋宁血案态度是积极的。但是对于造成这一血案的深层错误的原因，一个市级政府是没有能力纠正的。因为晋宁血案是长期以来错误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论造成的恶果。

　　一.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政企不分。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人民的共同国家。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既是大家共同做主的共主社会。大家都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成员之间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社会化的大生产是人与人的分工协作关系。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只有行业的分工不同，岗位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人类社会要生存就要通过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六十年前的共产党人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人民共同富裕。看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建设，毛泽东主席就是把国家当成一个大家庭来建设的。当时宣传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大家共同利益一致。把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建设好。比如教育问题，国家教育目的是培养自己国家的建设者，所以教育不收费。上大学还给工资。共产党领导要领导人民搞国家建设。搞国营企业等等。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人民共同国家的政府不能靠税收渔利生存。过去有个说法叫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共产党要领导人民搞建设自然要群策群力，统一思想。所以开会是最好的方式。而又如国民党时代的股市毛泽东时代也关闭了。为什么?因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政府不把股市当成税收当渔利的工具，股市如赌场而坐庄的政府却是旱涝保收的。一切人类财富都是人类创造的，所以人民的政府要领导人民搞国家建设。

　　现在有些人有一个叫得很响的理论叫政企分开。今天他们又以政企分开来忽悠铁路改革。其实所谓政企分开是统治理论而不是人民民主理论。因为甭管政也好，企也好都是人在干事情。政也好，企也好，都是由人这个主要要素构成的。而所谓的政企分开，就是把人分成两个群体。一个管理群体，一个是被管理群体。能设想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里，有一少部分人是职业化的食禄管理者，而大多数劳动者是被管理者吗?

　　所以说一个荒谬的政企分开理论把一个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搞国家建设改成了一个少部分人是职业化的食禄管理者官僚群体。而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依靠招商引资而以税收渔利，尤其是其基层组织已经彻底背离了他前面的“人民”二字,依靠搞土地财政巧取暴利，屁股坐在资本家利益一边，不管人民死活的利益群体。

　　现在有人大谈政府职能转变。而这些人在说“政府”的时候，少了一个前置词——人民。国家国家，国和家。国家本来应该是大家的家。但是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的管理权可能被君王或一部分职业化的官僚垄断，这时的国家就并非是大家的家了。这时的政府也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了。而是一个仅靠统治权力——税收，而坐收渔利的政府。所以说言说政府的时候前面应加上“人民”二字，因为政府职能岂能背弃人民国家的职能?

　　人类的赋税制度并非天生就有的。在人类大小的部落各自为政的时代“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天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仁者出，不以一己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如在天下洪水泛滥的时候大禹领导人民治水，并留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谈。而这些人的生活就得靠大家帮助，才形成最原始的赋税。而正因为各自为政不能解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原因才形成了公共管理权。而公共管理权的私有与私有继承制度就成了历代帝王谋私的工具。赋税也不再是用来保证公权力者的生活所需，而成了一种权力利润。供管理者享受。《伐檀》是古代魏国的民歌。是一首嘲骂统治者剥削者不劳而食的诗歌。不稼不穑，不狩不猎，这时的政府就是统治型的政府，寄生型的政府。

　　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建立人民共同国家的人民政府的灵魂。而怎样实现为人民服务呢?用句白话说就是的干活，不干活没有实际行动，怎么实现为人民服务?而今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我觉得三进三同的提法很好。只有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不脱离人民群众。只有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了解人民群众的难处与需求。而且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干部深入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人民的共同国家。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六十年前的共产党人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人民共同富裕。看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建设，毛泽东主席就是把国家当成一个大家庭来建设的。当时宣传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大家共同利益一致。把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建设好。比如教育问题，国家教育目的是培养自己国家的建设者，所以教育不收费。上大学还给工资。共产党领导要领导人民搞国家建设。搞国营企业等等。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反思改开以来的理论从国营企业的拨改贷，搞承包，抓大放小卖国企，卖土地。政府迷恋于搞引资，搞出了退休双轨制。直到现在的“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说恼火得很。这既影响了效率，也容易有腐败或者叫寻租行为，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总而言之一句话：政府里这些人的手就是不想着干活，而想着渔利。

　　什么是政府该管的事呢?我认为政府该管的事恰恰正是管好市场，管好社会。而不是在所谓的市场.社会面前无作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政府错位?是什么原因搞得政府仅会搞行政审批?正是因为所谓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造成的。正是这种分开论搞得政府不去直接领导人民搞生产。不去领导人民发展经济搞建设。搞得仅会搞审批，搞引资。现在有人说改革要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听起来是个漂亮话。不过我告诉你——不要相信，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很浅显的道理——出动了灵魂就自然好触动利益。触动了灵魂，人类就没有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悲剧。由此也可见三十年来的改革者痴迷于私有化与市场化也肯定是灵魂出了问题。因为中国的为政者被灌了三十年的自由市场经济迷魂汤。

　　人民共同国家的政府不能靠税收渔利生存。过去有个说法叫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共产党要领导人民搞建设自然要群策群力，统一思想。所以开会是最好的方式。而又如国民党时代的股市毛泽东时代也关闭了。为什么?一是因为一切人类财富都是人类创造的。而是因为政府不把股市的税收当渔利的工具，股市如赌场而坐庄的政府却是旱涝保收的。一个信奉劳动价值论的政党，而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爱劳动?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政府不愿意组织领导人民搞生产建设而搞什么转变政府职能?其实所谓政企分开是精英统治理论而不是人民民主理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是大家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少数人的国家。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所以毛泽东一直在探索一条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道路。毛泽东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理论和一套新的政治逻辑：人民当家做主，干部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等等。毛泽东的鞍钢宪法其核心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它同中国过来旧儒家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正好相反。过去仅是把鞍钢宪法理解为国企的管理思想。现在看它更是一个政治管理思想。

　　一个信奉劳动价值论的政党领导的政府应该爱爱劳动才是。　一个人民共和制的国家，国家是大家的，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等等之所以设立，其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而设立的。所以在这些国家机关内工作的任何人都是受人民之托而为国家工作。所以就要求为国家工作的人要有一颗公心。为国谋而忠，为民谋而义。如果为国谋而不忠，为民谋而不义就叫不懂政治。政治的目的就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而受人民之托而不忠人民之事，光想着谋私利，个人利益最大化，能叫懂政治吗?不能。所以说什么是不懂政治?为国谋而不忠，为民谋而不义就叫不懂政治。懂政治就是要实现让人民满意，而不是让资本满意。而现在呢?我还真看不懂了。我们的政策究竟要实现让人民满意，还是要实现让资本满意?所以说必须把寄生型的政府变成建设型的政府。

　　二.毛泽东是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不是赚钱学家。

　　长期以来有一种论调说毛泽东打仗可以，搞经济不行，言说毛泽东不是经济学家。这个错误的结论如何出来的呢?就是有些人理解的经济学成了赚钱学。以赚钱学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搞经济确实不是为了赚钱。在这些赚钱学的人眼里毛泽东怎么可能是这些研究赚钱学的经济学家呢?

　　现在是一个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社会。而从改革出了一个退休双轨制看，我们今天的国家财政已经沦为官僚体系把持的自肥工具。一个国家的财政怎样实现良好的运行就需要如古语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持国必须有大道。不能象小人们持家一样做事钻头不顾腚，为了利益无所不为。什么是持国的大道呢?叫为国以义为利而不以利为利。而我们国家的“管家们”不懂得统筹算大帐，只会掉进钱眼里算小帐。改革就是在钱眼里打转转。如过去的搞通过银行借贷取修路，建收费站收费还贷的方式，最终形成了一个个收费站就如同国家经济循环上的一个个肿瘤的结果一样。你国家不想投入，老百姓也不能白白吃亏。一个个收费站就是增加了物流成本，最终反映到物价上。而一个个收费站助长了少数人的不当得利。又如现在主张的文化体制改革，我看了一个报道说某报业公司化改革效益显著，广告收入多少万增长。难道这钱是凭空飞来的?你赚的广告费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反映到物价上涨?又如逼良为娼的医疗体制改革。医疗本事救死扶伤的事业。而你国家的财政不支持，让医院以药养医也好，以医疗技术养医也好，都是主张医疗的逐利性。还有过去荒唐的事情就是让军队经商等等。

　　什么是经济学?人类的一切生活所需都需要劳动创造。所以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人类劳动创造人类财富的学问。毛泽东的经济学思想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泽东的经济学是真正的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充分的利用自然规律.自然之道，取材于自然而炼造出了钢铁。人类社会生存所需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如同古人发现了自然生殖规律而进行种植养殖，才能“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人是有欲望的，有主观能动性的。而且正是人的欲望驱使的主观能动性产生了人不符合自然之道的主观妄为。所以中国人主张不能“涸泽而渔，焚林而猎”。

　　今天有人说如何叫懂政治，依我看有些人是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更没有把国家当成一个整体的巨系统。不懂劳动价值论，只想以钱生钱赚钱。根本不懂一个国家的持国之道。认得钱，但不明白货币的本质。以系统论的观点，在一个独立的货币体系内，钱就是一个货币符号而矣。它是商品流通目的是实现价值交换，商品交换，满足人民需求的工具。根本上来说还是进行的劳动价值交换。而单纯的引进外资而不是伴随着物品的实物购入，没有任何意义。

　　有些人掌着国家宏观经济大权却掉在钱眼里，在今天还哭着喊着让人家承认市场经济地位。钱可以代表资本，但不是资本本身，钱就是印出来的纸币而已。而现在世界流通美元，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如此美元这个资本符号可以跨国界自由掠夺利益，但是人这个劳动力却不能自由流动。中国人牺牲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制造了商品卖给美国人，换来美元这个信用符号。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而不尽国际义务，相反他把大量经费用于军事，以武力保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能说今天中国市场经济迷们是神经病，更是脑残。

　　以资本的发展方式大家都熟悉。资本现在已经发展到货币符号、电子符号手段(货币资本)。所谓的投资，投多少亿的资(货币信用)开始启动生产这个程序：征地、建厂、购置设备、组织工人生产、销售产品、回收资金得利，得利再投资，形成一个循环。在这个运转程序中，人是能提供劳动力商品的被雇佣者，人成了资本的奴隶。再看现在的虚拟经济，其本质就是通过资本凭证(股票、证券等)的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利用交易差价赚取货币资本。这个交易过程本身并不创造任何可利用的实物和实物价值。但它可通过把资本凭证虚拟增值方式炒高，进而获得更高的货币资本。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就更不必说了，他连资本凭证都懒得炒了，直接炒资本凭证交易本身了，人彻底沦为了金钱的奴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资本经济。

　　现在的金融——纸币的实质是人们以信用的方式达到实现物品交换目的信息。就电子货币而言就更是信息化了。现在国际上流通以美元为结算工具，而这个信息或叫信用的制造者——美国的私人央行却不受国际社会的限制，使美元信用成了美国金融霸权渔利世界的工具。各个国家为了从本国外得到物品必须已出售商品的方式获得美元的信用即美元纸币或电子货币。而美国则靠着发行美元信息无偿的得到了商品。而大家以美元买回的美元国债恰恰体现了我们白送给美国的商品已经被美国消费了的价值。

　　对于一个独立的货币体系——国家系统而言，完成生产到消费的流通，货币仅仅是流通媒介的作用!要知道，钱是印出来的货币符号——流通媒介。所以对于一个国内生产到消费的流通过程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资本——货币符号，而是生产所需的技术人员、材料、设备等。因为发行货币的权力是国家的。

　　三十年来干的最傻的事情，就是在外汇储备没地方花的时候，还在大量引进外资——用句民间俗语形容就是卖儿招女婿——引进外资的货币符号，而对外商而言在国内生产要使用人民币流通工具，所以央行就要印刷人民币，把外资美元换成人民币给外商使用，而把收来的美元用来买美国国债靠利息增值赚小钱。外资利用央行印刷的人民币经营赚了大钱。与其这样为什么不能央行直接给中国的国内企业借贷或投资?那样企业最终归属还是国家的。

　　一个人民共有的国家系统而言，对于铁路发展首先规模要适度，但要说铁路发展缺资金简直是笑话。因为每年的行政人员开支是多少?每年的三公消费是多少?有钱养公车而没钱去搞投资修铁路?如持家之道一样，只能说明我们持国之道有问题，钱这个货币流向有问题——就如同一个好吃懒做的家庭钱都用来吃喝玩乐。修铁路就应该国家投资，而不应该让铁道部自己借贷。况且铁道部的负债对于国家而言是内债，而不是外债。说铁道部负债多少如何如何，国家直接增资不就得了，难道现在铁路不是国家的?国家对铁道部增资，这个钱就如同从左手换到右手一样。毛泽东时代发展全民所有制企业采用的就是国家拨款的形式。而铁路需要跨越式的发展高铁国家有没有责任?难道仅是铁道部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国家拨款?

　　正如网友李甲才说：“现在有些人为了私有化铁路诬蔑铁道部是独立王国，真的独立王国富士康才是!这些人指责铁道部欠债2.6万亿，从不讲铁路客货两运20多年来很少涨价，服务国家和人民。国务院主导的房价十年涨了10倍。可以说2.6万亿是强加给铁道部的债务。铁道部是谁的铁道部?铁路建设计划是否经过国家批准?是铁道部的违章建筑?产权归谁?如果巨大的铁路资产是铁道部的，用得着谁去拆散划归别处?先和铁道部商量好了再说，要拿东西拿钱来，就那么轻易的解散了。钉子户的私房敢不赔钱拿掉?铁道部奉命代为管理共和国的财产。只要每条铁路每个项目的审计，按建筑定额计算没有费用超标，就得由国家出资清偿所谓的债务。铁道部给国家修铁路无违规，修好了成为国家的资产，职工无产权，仅仅是领取了劳动报酬，还让承建的劳动者再承担债务责任不成?那有这个理!谁说改革谁掏钱。原子弹造好了还要制造者承担费用责任?搞资本主义，凡是干社会主义就成了眼中钉已是普遍现象。”

　　现在就是有些人没有把国家这个大家的家当成一个整体的系统。领导人民建设人民共同的国。只想借用国家权力依靠税收渔利不劳而获。所以这些人有个叫得很响的理论——政企分开。今天他们又以政企分开来忽悠铁路改革。其实所谓政企分开是统治理论而不是人民民主理论。因为甭管政也好，企也好都是人在干事情。政也好，企也好，都是有人这个主要要素构成的。而所谓的政企分开，就是把人分成两个群体。一个管理群体，一个是被管理群体。能设想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里，有一少部分人是职业化的食禄管理者，而大多数劳动者是被管理者吗?

　　以铁路改革思想为例，有一个说法，铁路改革要摆脱政府职能的定位。其实要找好铁路职能的定位，首先想好铁路是谁的，再谈铁铁路改革路职能定位?我觉得许多人可能忘记了，中国的铁路是人民的，大家的。既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这才是铁路的职能。这个职能不仅是什么政府职能，而是由铁路的所有权决定的。所以说要讲产权，不能是讲私有产权理论。更要讲共有产权理论。坚持人民财产共有公用原则。新中国成立，他是一个人民的国家，国家是大家的，不再是任何私人的，封建帝王私有的国家。所以新中国的人民共有财产前面都冠以人民的称呼——人民政府，人民医院，人民铁路，人民公园，人民邮电，等等。

　　就铁路来讲他的建设目的就是服务于人民。而不是让少数人经营谋私利。所以说铁路首先是公益性质的，服务人民是第一目标，兼顾盈利。所以说，铁路改革必须坚持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共有产权理论。如此才能找到铁路职能的正确定位。

　　谈铁路改革必须坚持人民铁路的公道性质，而不是把人民铁路变成私道，私路。人民铁路的所有权很明确属于全体人民共有财产。所以说坚持人民铁路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就是义，反之把人民铁路变成少数铁路人，或者其他个人谋私利的工具就是不义。人民铁路作为一个服务人民交通行业为了铁路自身的发展应该适当赚取利益，而这个利益最终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人民。所以说，在利和义的关系上要搞好适度平衡。也就是说——别谈什么政府职能，铁路改革要实现义.利兼得。

　　搞改革，很可惜我们国家的“管家们”不懂得统筹算大帐，只会掉进钱眼里算小帐。如过去搞的通过银行借贷修路，建收费站收费还贷的方式，最终形成了一个个收费站就如同国家经济循环上的一个个肿瘤一样的结果。一方面，一个个的收费站都增加了物流成本，最终反映到物价上。另一方面，一个个的收费站又助长了少数人的不当得利。所以说民资不能进铁路、公路，因为不能让少数人为了赚钱而霸道。

　　三.为政者不正才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在《人民日报》撰文——《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文章最后论述道：“美将更多利用非军事手段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进程，获取战略实利，实现国力重振，确保霸权地位。其主要手法包括：以人民币汇率为突破口、以金融保险市场开放为阶段性目标，全面打入中国第三产业，以期在掌控中国发展命脉的同时牟取巨大经济金融利益;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以强化同盟国关系、提升伙伴关系、分化离间中国同朝、巴、缅关系、重启美俄关系等方式，造成中国外交被动，松动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压缩中国崛起的战略空间;以“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问题为抓手，推进相关对话、制定相关准则，以期实质性弱化中国在上述领域对美的战略挑战。由此可见，中国宜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这是中国能否再一次成功应对当下战略挑战的关键所在。”

　　其实这篇文章并没有真正找到中国面临的挑战。因为从辨证法的认识论讲事物的发展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说中国政局的稳定所面临的挑战不是“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而是为政者不正，迎合资本利益，自觉不自觉的把屁股坐到了人民利益的对立面。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所以对执政者来说，执政者首先要执正。

　　(一).什么叫执“正”?

　　今天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人民的共同国家。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共主社会。人民的整体利益至上。国家，国家，国和家。大家在一个共有的国之内建家。人民国家的公有共有的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服务于人民而不应为少数人谋取私利。如此则为正，反之则为邪。

　　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要实现的就是人与人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人与人同，共同利益一致。只有人与人同，才有人与人和的和谐社会。为了社会的活力在人与人同的基础上讲人与人异。即人类社会的分工不同，收入的合理差异等。

　　忠于人民的利益，忠于国家利益即是正派。自私自利，损害人民的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就是邪派。当然在讲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时候也有现实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之分。要统筹兼顾。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正”就是代表最广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筹兼顾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领导人民搞国家建设，实现为人民服务。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回视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与人之间就是以共同利益一致下的生产协作关系。这也是中华文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具体体现。

　　(二)：执政者要保持圣者心态。

　　不客气的说，有些人虽然口里喊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既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给中国未来找一个世界定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的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才有了努力的方向。

　　毛泽东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政治词汇因王伟光的一篇文章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重点。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西方话语的一些词汇如专政.独裁.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来讨论政治问题。而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就从参与人的思想上区分成圣贤政治与小人政治。

　　中华文化的圣贤政治思想如在《易经》里就讲：“同人与门无咎，同人于宗吝。”君子不能只搞小圈子,维护小圈子的利益,这样不利于君子之风的阐扬。在圣贤政治里没有什么专制呀独裁呀的概念。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来认识世界。所以中华文化把执掌天下治权的人叫做天子。因为自然没有私念。就是希望天子行天道，出于公心，行“损有余而奉不足”之道。“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自己，站在家庭的立场看家庭，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国家。执掌天下治权的人就要站在天下人人的利益上治理天下。要让能站在和会的整体利益上的人行使天下治权，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政权。这也符合现代系统论的观点。不过中国的整体论思想比西方造了两千年。

　　现在说来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政治思想和中国圣贤政治思想也是相通的。如 以地域的天下政治观和人的圣贤政治结合，中国政治思想主张的是政道.圣贤政治主张以身观身，以国观国，以天下之心观天下。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同样是要求参政者为政者要有天下人人之心，考虑和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所以说没有人民的立场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

　　现在我们讲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众人之事以众人的意志为主才是民主。所以民主小人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做主，私做主。只要不合他个人私愿就说你不民主。

　　民主不是大家选主。我认为：民主是人民参与国家的管理，而不仅是通过票选管理自己的人。所以说香港人应该侧重于民主实质而不是仅要民主的选主形式。要创造香港人民参与香港管理的新思维.新方式。不是纠缠于谁治港，而是要关心以何治港。不是纠缠于什么普选的提名方式，而是要想怎样才能选出一个德才兼备的香港特首。所以说香港的利益小人蛊惑青年们去“占中”追求的仅是民主形式而不是民主实质。

　　什么是自由?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自游，而没有“自由”。自由的小人们要的自由就是由自。什么事情都要符合他的个人私愿才叫自由。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不能侵犯公道与正义。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义的自由。

　　什么叫人权?一个人不受剥削压迫.不受奴役的权利才是最基本的人权。在这个世界上，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因为日月运行之道是循环往复，所以有道之人讲的是互通有无的交换，无道之人奉行的是劫掠。有道的中国人在明代就有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而这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奴役世界之路。

　　找回中国丢失了的天下政治思想。为什么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钺?就是因为狭隘的地缘政治思维与阶级政治思维。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人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想为天下王就得担负起天下的责任。同天下之利者才能和天下之力。而能同天下之利者必是公道仁义者才能做到。霸道私利者不能做到。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