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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社会主义说”与郭松民同志的几点探讨

2014-10-19 03:24| 发布者: 左向前| 查看: 1070| 评论: 9|原作者: 清源|来自: 作者供稿

摘要: 最近，郭松民同志在他的《关于新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发现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上的致命缺陷”，并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归于这个“致命缺陷”，以此为据而提出了他的“新社会主义说”。

就“新社会主义说”与郭松民同志的几点探讨（修改稿）

清源

写在前面的话

一、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不是原社会主义的“制度缺陷”？

1、资本主义为什么可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却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

2、社会主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二、所谓“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缺位”是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

三、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是什么关系？

四、工人阶级怎样领导国家？

五、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掌握国家政权，就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六、是“制度缺陷“，还是历史条件的限制？

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指的是什么？工人阶级怎样领导一切？
1、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什么？
2、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指的是什么？工人阶级怎样领导一切？

八、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将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常态化？

九、郭文的“公民社会”其实是资产阶级的两党制。

十、先于、高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是什么组织？

十一、郭文的“公民社会”其实还是精英制和代议制。
十二、关于“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本质和文革的螺旋回复。

1、关于“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本质。

2、文革的螺旋回复。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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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与有人发现马克思理论上的“漏洞”而要批判和创新马克思一样，最近，郭松民同志在他的《关于新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发现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上的致命缺陷”，并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归于这个“致命缺陷”，以此为据而提出了他的“新社会主义说”。是不是这样的，下面结合郭松民同志的这篇文章来进行一些探讨，这个探讨正确与否，也是一个抛砖引玉，以就教于左翼同仁。

一、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不是原社会主义的“制度缺陷”？

　　郭松民：“也许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思考。我提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出现一位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或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并且他真的当了美国总统，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美国领导一场‘社会主义复辟’，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那么，为什么美国不害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而中苏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却解决不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呢？显然，真正的原因内在于体制之中，搞明白了这个问题，就搞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搞新社会主义，而不能简单的复兴传统社会主义的道理了。”(“”内为郭文摘抄，下同)

1、资本主义为什么可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却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常识，就是首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只能产生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来，只能产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来就上升不到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中去。

由于共产主义的革命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社会革命，由于力量对比上的原因，异常强大的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和现实的私有制、私有观念与刚刚出现的极其弱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观念之间出现的悬殊落差，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资本主义可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这一点也不是绝对的），而社会主义则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之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里，不可能出现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由于社会主义时期还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所有制变更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我们建立起来的是无产阶级国家。只是在实行按劳分配这一点上，具有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因为保护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着每日每时都在滋生着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土壤，这就必然导致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走资派的产生和出现。正是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派的出现，才形成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这种奇特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的社会现象的原因，还可以用连通器的原理来说明。我们知道，两个盛有不同水位液体的容器，一旦这两个容器连接和贯通起来，水位高的那个容器里的液体就会流到水位低的那个容器里，而不会出现相反的逆向运动。这就是二者的落差造成的现象。这个自然界里的现象与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落差造成的结果，是力量对比造成的结果。因为，私有制，资本主义由于社会势能的强大，处于顺风顺水的有利位置，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处于逆风逆水的不利位置。所以，郭文提出这个问题，以证明原社会主义中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其“制度缺陷”，这完全是本末颠倒的一种不正确的认识。

2、社会主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郭文在这里将资本主义的复辟完全归于他所说的“旧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致命缺陷”。他认为只要设计出了一个类似于美国那样的一个民主制度，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没有模仿和借鉴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而造成的吗？否！

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是怎么说的吧！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头脑，在人们以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4页）

“每一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37页）

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该在经济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去寻找，也就是应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找。同理，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的原因也应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找。

“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马克思）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写道：“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样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这里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力，交往关系指的主要是指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奴隶社会里的奴隶手中的木耒是绝不能创造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来的。所以，在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什么没有借鉴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造成的。

"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

“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不行，苏联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了。”（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毛泽东传》第34章）

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必然的，就是恩格斯上面说的“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经济的必然性必然导致政治的必然性。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条件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得不保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暂时复辟。这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什么没有借鉴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造成的。所以，郭文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归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借鉴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造成的，这是不对的，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解释。

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我们再来看看列宁和毛主席是怎么说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6页）。“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成复辟行动。”（《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页）毛主席说：“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重要指示》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如果……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篡夺，则我国还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列宁和毛主席都说的很明白，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异常强大的传统和现实的私有制、私有观念，是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继承下来“国家”这个祸害，是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特权，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不是什么“公民社会的缺位”。

　　 二、所谓“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缺位”是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丧失殆尽，”“中国也发生了不是剧变，甚于剧变的巨大变化，毛泽东主席的担心不幸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束手无策。”“剧变的原因是复杂的，出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只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是苏联和中国的工人阶级都缺乏做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成熟，重要原因是在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斗争中失败，而体制上的致命缺陷是没有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存在预留空间。”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早在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篡权以后，苏联就变成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所以，苏东垮掉的不是社会主义，垮掉的是国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政权。

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作者在这里一方面举出工人阶级都缺乏做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成熟，但没有深究下去，没有去寻找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成为政治成熟的社会阶级，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在这里不但没有探讨其原因，却将出现赫鲁晓夫、刘少奇等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说成是表明现象而加以舍去。郭文的意图很清楚，那就是将资本主义复辟的真正根源掩盖过去，而将所谓的“没有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存在预留空间”置于致命和核心的位置。这就为其“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缺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的核心结论打下了基础，从而为其“新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寻找社会和理论上的依据。

三、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是什么关系？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中国的文革前十七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切都被纳入无所不包的“党-国体制”当中，在体制外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能够被称为“公民社会”的力量，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掌管着一切。“

关于政党和群众的关系，我们来看看列宁是怎么说的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大多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权威、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之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所组成。”（列选4-75版197页）

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是“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他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同上206页）。

我们再来看看毛主席在这方面是怎么说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其他一切组织，如军队、政府和人民团体。《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宫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上间关系户的决定》（1942/09/01）

以上列宁和毛主席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来实现的。二者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对立的。郭文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与无产阶级割裂和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这是为其“新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说教做铺垫的。

四、工人阶级怎样领导国家？

“反观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无论是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苏联的情况更复杂一些，这里不赘述）还是中国革命，在胜利之后，工人阶级都依然弱小，阶级意识也不清晰，对革命后突然“从天而降”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充满了对共产党感恩戴德的心理，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直接领导国家。“

郭文在这里仍然是将群众、阶级、政党割裂和对立起来，将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与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割裂和对立起来。其实，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就是中国人民的直接领导国家。

五、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掌握国家政权，就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巩献田老师在他的《关于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文中，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断言说：‘国家权力，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就是无产阶级的权力。’并以此为据否定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存在的必要性，这显然是犯了刻舟求剑、按图索骥的错误，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把“写在纸上的权力”当成了“现实的权力”。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是，如果无产阶级真的掌握了国家权力而不是假手他人掌握权力，那就根本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巩献田老师的“国家权力，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就是无产阶级的权力。”这句话并不错，错的是郭文。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当然就是无产阶级的权力，这与资本主义的复辟是两码事。因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和结果，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力量对比造成的，这与是否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权一旦失去了权力，就是资产阶级复辟了，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了。这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压倒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不是无产阶级是否掌握权力的问题。

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来掌握国家权力，这就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而不是“假手他人掌握权力”。郭文在这里再一次的将无产阶级与他的先锋队割裂和对立起来，并且断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不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这是将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走资派与无产阶级的政党混为一谈。

六、是“制度缺陷“，还是历史条件的限制？

“传统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状况无疑隐含着巨大的风险，所以毛泽东主席才会十分担心的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结果一语成谶——曹丕以魏代汉，这发生在苏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虽然名义上仍尊献帝，但大肆瓜分献帝的财产，以至于让献帝沦为弱势群体，这发生在中国，也基本没有遇到抵抗。“　“毛泽东主席曾经设想过一旦“中央出修正主义”后“地方造反”的问题，搞三线建设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地方党委和政府也完全处于体制之内，受到体制的严格规约，利益也和体制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不仅不会有造反的能力，甚至连造反的想法都不会有。“

为什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郭文在这里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走资派和产生走资派的社会和经济上的根源隐去，其用意就是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归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缺陷”，归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约束”。

是这样的吗？无产阶级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复辟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约束吗？看看毛主席在同一个地方是怎么说的：“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毛主席在这里将资本主义为什么很容易复辟的原因说的很明白，就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实行商品制度、按劳分配、工资制度，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郭文不去联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上下的因果关系，不去点明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其用意很清楚，那就是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隐去，将他所认为的斯大林、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制度上的“缺陷”突出出来。其用意还是要为他发现的“传统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而为创建“新社会主义理论”寻找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

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指的是什么？怎样领导一切？

“毛泽东主席晚年，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根本改变“中央出修正主义”无人约束的问题，使工人阶级从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变为实际上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文革中一篇社论的标题，（评者注：指。”（1968年8月25日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1968年第2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527～531页。）也是毛泽东主席真诚的愿望。“

1、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什么？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核心目的，就是毛主席说的“斗私批修”，就是革命和自我革命，就是《共产党宣言》中说的与传统的私有制、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提到的“斗、批、改”，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斗、批、改”指的是什么？文革《十六条》中的第一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郭文将文革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方面置换为仅仅只是制度方面的建设，是将文革的目的的整体割裂，其用意还是为其“创建新社会主义理论”做铺垫。

2、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指的是什么？工人阶级怎样领导一切？

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突出和强调的的确是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要管理一切。所以，就有当时工农兵的优秀代表人物王洪文、倪志福、吴桂贤、孙健、陈永贵、孙玉国等出现在上层建筑的现象。但是，不要忘了工人阶级是怎样实行领导一切的，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其他一切组织，如军队、政府和人民团体。”《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宫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上间关系户的决定》（1942/09/01）“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主席说的很清楚，工人阶级是通过他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领导一切的，文革中和文革后也同样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来实现领导一切的。显然，郭文是将无产阶级与他的先锋队割裂开来了。

恰恰是在郭文举出的姚文元的这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里，并且是毛主席对姚文元这篇文章的批示里强调的一点，这一点就是要反对和“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个意思就是：无产阶级要实行“独裁”，不允许出现“多中心即无中心”的“那些大大小小独立王国”。这与郭文中创新的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公民社会”显然是相冲突的，根本就不是郭文所说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是他所说的那个“公民社会“。

八、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将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常态化？

　　“在文革中，毛泽东主席主要做了两件事来推进这一目的的实现，一是不断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二是创造条件让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尽管他没有使用这个词汇）能够充分发育。““这里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我们不难设想，假如“十六条”的这一规定被贯彻始终，1976年10月，还会有人胆敢“粉碎”什么吗？还会有大规模下岗政策的出台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1976年十月事件后，全国各地都鸦雀无声，屏住呼吸，唯有上海想到了反抗，产生了做“巴黎公社”的冲动。上海的特殊之处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文革初期涌现的上海最大的群众组织“工总司”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了，只不过改了个名字叫“上海市总工会”；第二，上海还有两万左右工人民兵。这是上海的底气，只是上海太孤立了，假如全国有一半左右省市的文革能搞成上海的水平，中国的当代史也必将改写。”

郭文列举的这些文革中的组织的确属于群众组织的范围。但不要忘了，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革命。也就是说，这些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不能脱离他的先锋队而成为“多中心即无中心”的“那些大大小小独立王国”。因为，由于力量对比方面的原因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无产阶级不能实施如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多党轮流执政的方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独裁，就是文革中毛主席强调的“要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和杜绝“多中心即无中心”的“那些大大小小独立王国”。在今后重建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样不能抛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将群众组织置于他的先锋队之上的所谓的“公民社会”。

郭文将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归于毛主席没有将“十六条”中所说的群众组织常态化这一规定贯彻始终，这个假设想的过于简单,更没有探索一下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将群众组织常态化。

上面已经提到，由于传统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强大，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一党专政的独裁方式。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性，不能采取资产阶级那样的多党体制和多党轮流执政的方式。

郭文所举的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就是针对一部分造反派群众组织中所出现的“多中心既无中心论“而写的，而不是郭文所说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独立与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之外的所谓的“公民社会“的体现。

姚文所说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指的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一切。就是抨击群众组织中出现的“多中心既无中心”的混乱，就是杜绝那些“独立王国”，而不是郭文认为的姚文里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是他的那个“公民社会”，姚文所批判的恰恰是郭文所说的那个“公民社会”。

76政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不是因为没有坚持群众组织常态化。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76政变时有群众组织存在，华叶邓就不策划和实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吗？人民群众这时候还没有觉悟，还没有真正理解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还没有认清华叶邓等走资派的反动本质，这些群众组织能够阻止华叶邓的以整个国家机器的暴力为后盾的反革命政变吗？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参与，就没有阻止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的主要力量。这就是毛主席逝世以前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我党真懂马克思的不多”的阶级力量对比的社会态势。76政变的出现，就是马克思说的“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而不是群众组织没有常态化和所谓的“旧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致命缺陷”的原因。

当时上海市的这些“上海市总工会”“ 两万左右工人民兵”是郭文所指的凌驾于无产阶级政党之上的所谓的“公民社会”吗？不是，这些组织完全是在受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直接领导的上海市党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郭文寻找的“新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的这个文革中上海市的“依据“显然是完全不成立的。

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将文革16条中所说的群众组织常态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年列宁的革命实践中寻找答案。

“我们的尝试已经失败，想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心理，改变他们世世代代所形成的习惯，那是办不到的事情。”(转引自波·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 “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

不能苛求列宁和他的苏维埃政权一蹴而就。关于这一点，卢森堡说得很好：“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得到解决，在这一意义上说，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论俄国革命》)

以上列宁和卢森堡说的很清楚，就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如托洛茨基那样的共产主义“一步到位”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巩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列宁所说的“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吗?”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斯大林、毛主席何尝不知道巴黎公社原则是一个好东西而不愿意去实施吗？他们都完全知道，都想如托洛茨基一直坚持的那样的一步到位的去实施。但他们后来都发现巴黎公社原则是一个逐步实施的过程，而不是一步到位和一劳永逸的事情。
即使群众组织常态化了，巴黎公社原则全部得到实施了，也不能出现两个政治中心局面，那样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集中就无法实施，就不能实施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没有这个专政，社会主义就不能顺利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没有将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常态化的根本原因。

　 九、郭文的“公民社会”其实是资产阶级的两党制

“政治参与说到底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但一盘散沙的个人是没有力量的，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公民社会是政治参与的基本物质条件，也是大众民主的基本物质条件。”

郭文所说的要群众组织（公民社会）“参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郭文这里虽然说的不怎么直白，但其意思很清楚，就是要群众组织像西方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那样的参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政治竞争和博弈。

在这里，无产阶级与他的先锋队被割裂和被对立，无产阶级的专政和集中被消解，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决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没有了。存在着的只是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多党制那样的各个社会力量之间的政治博弈。

十、先于、高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是什么组织？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织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也是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的重要组织形式。”“如果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未来的话，那么，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于武装起义或长期战争中不同，新社会主义国家将诞生在大众民主的宏大浪潮中，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将先于新社会主义国家而存在，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将高于国家，统领国家。”

郭文在这里不但将群众组织（公民社会）与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对立和并列，甚至明确的将群众组织先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出现，将群众组织凌驾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和全社会之上，成为一个全社会的最高的权力中心。郭文的这个“大胆”，不但超越了社会主义的一党制，而且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如果这个立论成立的话，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难道不是无产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的体现者和精英吗？如果是，无产阶级的两个精英组织同时存在，这不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党制吗？如果共产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精英，群众组织（公民社会）又凌驾于全社会之上，那么，还要这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干什么，这个群众组织（公民社会）不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吗？这样，何来的一个群众组织（公民社会）？

十一、郭文的“公民社会”其实还是精英制和代议制。

“在建设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公民社会需要做三件事：第一，挑选精英管理新社会、新国家；第二，监督这些精英，监护新社会、新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三，在可能的情况直接行使一部分管理权。”“在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监控下，“官员”将成为真正的社会公仆，而不再可能“保姆专政”，变成新的社会主人，如前苏联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郭文的这个要从群众组织（公民社会）里挑选出来的精英来管理社会和国家，这不还是一种不可能是所有的群众都进入到社会的上层建筑里来管理社会和国家的代议制吗？

如果郭文的这个立论成立的话，群众组织（公民社会）的精英也不会是神仙，这些精英们也同样会犯同一类型的错误的。如果这些精英们出现了思想和政治路线上的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的话，又该由谁来监督他们？

十二、关于“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本质和文革的螺旋回复。

“尽管中国工人阶级在文革中获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绝无仅有的历史机遇，但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政治成熟来抓住这种历史机遇。一个令人扼腕的事实是：工人阶级在获得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后，居然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保守派”和“造反派”，许多人只关注派别利益、个人利益而忽视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面对“全面内战”的可能性以及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的现实，毛泽东主席出于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考虑，不得不在党的“九大”后重建了文革前的体制。”

1、关于“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本质。

文革中的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出现，是围绕着是批判还是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而出现的，造反派与保皇派（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造修正主义走资派的反，还是保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皇的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来展开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最早是从一部分造反派学生反抗代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革工作组的压制而出现的。这期间，群众中就已经发生和出现了造反派与保皇派（保守派）的分裂而成立了各自的组织。后来，大致在1967年1月至7月，这个期间，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对造反派组织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和大肆的血腥镇压，青海省的赵永夫在叶剑英的背后支持下大肆屠杀青海省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就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例子。这个期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于青海省赵永夫这样的疯狂而血腥的镇压造反派组织的类似事件。这在全国当时是一个普遍的情况。例如：武汉的造反派组织“三钢”“三新”“三联”和河南的“二七公社”被走资派镇压、被保守派围剿和屠杀就是这方面后续的、新的典型例子。文革中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反映。所以，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曾经发出过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和下发了这方面的中央文件。并在周恩来总理的具体主持下，分别作了坚决支持造反派组织的全国各个省市的造反派组织与保守派组织之间矛盾和斗争的解决方案，这个各个省的解决方案，就是中央支持各省市的造反派组织。从这以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才得以翻身，于是，造反派组织的骨干以群众的代表就进入到各级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之中。这个期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和站在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一边的。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七.二0事件”。当时，谢富治代表中央代表团对武汉两派的表态：“三钢”“三新”“三联”是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当时，毛主席是鲜明的站在武汉造反派组织一边的。这就是后来遭到军队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再道和其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猖狂反扑而不得不进行文革的战略退却的原因。在1967年7月毛主席视察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当时支持河南造反派组织的省委书记刘建勋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看到街上有这样一条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你们河南的形势很好嘛！”毛主席在1975年还特别针对邓小平的翻文化大革命案的整顿时说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以上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1、文革中的造反派与保皇派（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邓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具体反映。

2、在造反派与保皇派（保守派）的斗争期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决的支持造反派组织的。

3、毛主席在武汉“七.二0”事件以后说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一定非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没有说过造反派与保皇派（保守派）两派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一点，完全可以在造反派而不是保皇派（保守派）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强有力的支持而进入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机构上得到证实。至于以后造反派组织中的一部分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而分裂的情况，要说这之后造反派组织发生分裂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未尝不可，但要说造反派与保皇派（保守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是对文革造反派的本质和主流的否定，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否定，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的。

2、文革的螺旋回复。

(1)九大以后，并不是如郭文所说的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出于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考虑，不得不在党的“九大”后重建了文革前的体制。”在经过文革的洗礼和斗批改以后，无论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都出现了不同于文革前的重大改变，在经济基础里全面贯彻落实“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使工人阶级管理工厂企业的局面大大加强。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机构里，实行了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这使工农兵学商里涌现出来的优秀的群众代表进入到各级权力机构。各省市地县公社不说，当时进入到中央权力机构的就有王洪文、倪志福、吴桂贤、陈永贵、李素文、孙健、孙玉国等工农兵学商的优秀代表。红卫兵、红小兵、五七干校、合作医疗、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性变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和常态化。

以上这些文革中的重大变化，绝不是郭文所说的“重建了文革前的体制”，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发展的螺旋的回复和波浪式的推进。

结语。

1、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异常强大的传统和现实的私有制、私有观念，是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继承下来的“国家”这个祸害，是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不是什么“公民社会的缺位”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上的致命缺陷”。

2、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自为无产阶级的体现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掌握国家权力就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无产阶级领导国家就是通过他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

3、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采取郭文中所主张的两个政治中心的统治方式，或资产阶级多党制的统治方式。

4、不否定制度的重要性，一定的制度是必要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决定的因素是活的人而不是死的制度。如果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变了，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外壳。

5、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体两面。其实，无产阶级专政（“独裁”）就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民主。也可以说，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正确路线的“独裁”就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民主。

6、民主是对集中而言，如果离开了集中，就无所谓民主。民主只是一种手段，集中才是目的。不能脱离集中将民主绝对化而本末倒置。
7、在今后重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经常进行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那样革命运动，斗私批修，限制和最终消灭滋生新生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在社会的经济关系上铲除资本主义的再复辟的土壤。抓革命促生产，尽快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尽早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打下物质上的基础。各级权力机构中应该是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应该是群众组织的代表—工会主席为各级政权的二把手。应该更进一步、全面的实施巴黎公社原则，（1、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并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2、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只付给和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3、逐步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全民的群众武装。）最终消灭国家和阶级而逐步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

201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