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现象留下的历史教训

       又是“命”，又是“运”，又是“天道”，又是“二百年”、“三百年”，有一点马列毛主义的气味吗？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只能是滑进神学的宿命的唯心主义的泥坑。这已经和人民当家作主无关，这是为封建帝王的长治久安制造舆论，如果说多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还加上拍马屁。

        第五、一个号称尊崇毛主席的人，却要阉割毛泽东主义的灵魂。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一段关于“造反有理”的名言，他老人家一辈子崇尚“造反有理”，临终前对我们的最后的嘱咐还是要革命，要造反。可是，现在的韩德强，要反对的正是“造反有理”。你听。

        “我从小接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想，接受 ‘造反有理’的思想，对任何压迫和剥削都强烈敏感和反感。但渐渐发现，周围绝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敏感。即使有压迫，只要可忍受，也就过去了。即使有剥削，只要能拿到工钱，就已经很高兴了。鲁迅先生当年铁屋子里的感受，我少年时期就体验到了。但是，这究竟是谁的问题呢？是周围绝大多数人愚昧、盲从，还是我脱离 群众，自高自大？

　　进一步思考发现，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也是有秩序、有结构的。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这种结构和秩序必然具有压迫性，必然会压抑人的欲望和本能。政治上的压迫性必然会导致经济上的剥削性。因此，当我对一切压迫和剥削极其敏感的时候，意味着我的心灵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也就是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思想既可以破坏一个黑暗的旧社会，也可以破坏一个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光明的新社会。鲁迅要是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估计一定会敏感到新中国政治秩序的压迫性：有干部有工人，有城市有乡村，有八级工资，有二十四个干 部等级，这人与人之间还有平等吗?伴随着政治地位的等级差异，就有工资的差距，住房的差距，生活待遇的差距，这不就是剥削吗？按照这种看法，就得造反，就得革命。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造反有理是西方型的革命思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意味着对社会的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不加区别。一旦实施，意味着社会动乱无已。

　　我既认同新中国，又认同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但这两者显然存在矛盾。怎么办？造反派选择了‘造反有理’，保守派选择了‘保守有理’。我很长时间认同‘造反有理’。特别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普遍腐败，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剥削明显增强，简直是回到了解放前。按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逻辑，于是就要革命，就要造反。但是，慢慢认识到革命是历史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正常时期，绝大多数人‘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因为革命意味着暴力颠覆社会秩序，意味着社会失序和动荡，意味着国家分裂，外部势力干预。在正常时期，革命不但不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甚至会恶化。中国思想认可非常时期非常举措的革命，这就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东方型革命。但不认可正常时期天天‘造反有理’的西方型革命。

　　新中国是革命而来的国家。这场革命符合东方型革命的特征，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沧海桑田，顺天应人。但是，在革命过程中，运用了西方型革命的语言和思维，调动了人民的无政府主义型的反抗性。革命成功以后，就应该将革命的成功解释成东方型成功，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政治智慧。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个真龙天子，改朝换代了。

　　但是，新中国拒绝并批判这种东方型解释，选择了西方型解释，并把西方型解释的革命神圣化了。正是按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西方型革命解释，后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方型的革命解释就消失了吗？不，体现在教科书中，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泛滥中，体现在贬低毛泽东、神化鲁迅的知识分子中，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际步骤和措施中。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形 成了诅咒中国、逃离中国、瓦解中国、颠覆中国的舆论大潮。面对此舆论大潮，中宣部束手无策，因为掌握中宣部的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大潮的影响。中央领导层也束手无策，因为这些人成长过程中也受此大潮的影响。中国眼看着就会像苏联解体一样，说着说着，就中了邪了，就自我革命，自我否定，自我颠覆，自我解体了。这就是美国天天盼望的所谓‘颜色革命’，也是老一辈美国人如杜勒斯所盼望的‘和平演变’。

　　这样，我就不得不面临这个最尖锐的内心矛盾，是继续认同‘造反有理’的西方型革命思维，跟着加入这个颠覆中国的大潮，甚至当这个大潮的弄潮儿？还是认同新中国，认同新中国的东方型革命，反思西方型革命思维？

　　答案在日常生活中，答案在人民群众中。我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并不真想要一场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并不真想推倒重来。不但不想要西方型革命，甚至不想要东方型革命。他们只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不反现存社会秩序。俗 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战争的血泪，动荡的辛酸？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最珍贵的政治智慧! 它被苏联解体、伊拉克内乱、埃及动乱等现代社会无数国家的经验教训所证实，不可以轻易否定。否定这种智慧，将其贬为愚昧无知，贬为阿Q精神，贬为奴才顺民，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狂妄无知，是没长大的孩子的天真烂漫，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标志。当社会秩序坏到极点，在需要东方型革命的非常时期，这种傲慢与偏见，这种狂妄无知，这种天真烂漫，是发动东方型革命的催化剂，是时代需要，是好的。但东方型革命结束了，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了，还继续强化这种傲慢与偏见，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导致新的社会动荡(例如，文化大革命)，只能导致新社会秩序的夭折，只能导致苏联解体一类悲剧的出现。”

　　“马克思首先是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然后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开启者。逻辑和历史惊人一致。先反国王，次反贵族，再反大资产阶级，然后反一般资产阶级， 最后，无套裤汉登场，社会彻底动荡。所谓先进的无产阶级，无非就是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贴上先进生产力的标签，代表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情绪。你我都曾经深染其中。只不过，我反省得比较早，比较彻底而已。”

        这些说法有多么错误，是不用我去戴大帽子的。如此丑化革命，否定革命，仇视革命，只有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和现今的法西斯专政才会具有。韩德强先生们还没有实现宋江梦想，就这样咬牙切齿，一旦真受到招安，那对“无套裤汉”的剿灭会怎样凶狠，就可想而知了。

        第六、韩德强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列毛主义者，不是一个革命派，从来没有举起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甚至连资产阶级自由派也不是、也不如。他不过是现在的统治阶级____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文人、御用文人，是一名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是“乌有之乡”网站的创办者，他创办“乌有之乡”的目的是要“批判马克思主义”，他手里的旗帜是“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这正是“乌有之乡”长期存在的方向性问题和自身隐患。当着“乌有之乡”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发表了马列毛主义的文章，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时，他的阶级敏感使他感到自己创办的网站与自己的初衷已经南辕北辙，于是，他选择了分道扬镳。今天，韩德强的自白，有助于我们理解“乌有之乡”，有助于我们理解多年来毛派内部发生的斗争。这种人，根本不是毛派内部的同志，而是混入毛派内部的异己分子，是反马列毛主义的敌对力量。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让我们从韩德强的自白再次复习韩德强现象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办者，这是真的。但是，我创办乌有之乡的目的，既要反思批判新自由主义，也要反思批判马克思主义，要反思两者深层次共同的自由主义和唯物主义心性。这在乌有之乡网站上是开宗明义写清楚了的。

　　但是，那时对自由主义的反思还不够深入，还借用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语言，如乌有之乡标志性的四句 话：‘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更重要的是，邀请了左中右各派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参加座谈会，奉若上宾。但 是，很快发现，左中右各派是难以真正坐到一起的。问题谈浅了可以，稍往深里一谈，都是各据学理，各执一端，鸡同鸭讲，无法沟通。这里，我开始体会到自由主 义的深层弊端了，开始理解为什么西方议会里议员之间要武斗了，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容易被暗杀了。好在我们还只是在讨论的初期，一个小平台，也无人在乎。于是，乌有之乡就逐步偏向于老左派，进一步偏向于文革造反派。因为，文革造反派的逻辑看上去更彻底，更清晰。殊不知，文革造反派也同样幼稚，和其他派系一样，也有深深的狭隘。我和这个群体交往很深，因为有着对‘造反有理’口号的心理认同。大约200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反思‘造反有理’，题为《造反有理和逆来顺受》，开始意识到造反派的狭隘，也就开始逐渐疏远。

　　我疏远了造反派，但我的学生们却还沉迷其中。因此，网站一度成为造反派的阵地，充斥着‘推倒重来 的革命思想’。2008年夏，我要求网站管理人员将明显指向‘推倒重来’的文章和跟贴一律删除。此后，网站调子转向老左派，‘保党救国’论调逐渐成为主 导。有了薄熙来后，‘保党救国’有了榜样和希望，访问量一度大增。但是，网站的底色仍然是造反派，作者、读者、编者仍然以造反派为主。去年底，乌有之乡举 办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大会。大会安排了红二代代表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发言。胡木英是保守派，一发言就批评江青。结果场内听众群情激奋，将胡木英赶下了台。

　　在我看来，乌有之乡明显偏离了创办的初衷，陷入到了西方型革命的思维中，难以自拔。我想纠正这种偏差，但和我的学生们发生了严重分歧。一场争论旷日持久，至2012年4月达到高潮。此后，我不再承认他们是我的学生了。我也不再去乌有之乡了。”

        韩德强走了。回到他本来就属于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去了。现在，他并不奇怪地把左右两派都骂了，同时，也并不奇怪地充当了特色社会主义的辩护士。这正是韩德强现象的阶级本质的必然表现，也是韩德强现象留给我们的最主要的教训。这对于我们理解那些现在还在以毛派身份迷惑人们的各色韩德强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三

    韩德强现象的产生，从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上分析，不是偶然的。我是这一历史现象的亲历者，有实际的感受，而且是无可奈何的痛苦的感受。

    首先，可以说，韩德强们都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

    韩德强们基本都是77届以后的大学生、研究生。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在他们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刻，正逢中国历史发生转折，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不能不对这一代大学生产生深远影响。

    其中危害之一，就是从此不再读马列毛。邓小平是否定毛主席，否定马列毛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这个人是不读书，不读马列毛的。此人当政，和毛主席的一大不同就是对待马列毛主义、马列毛著作的态度不同、作法不同。

    毛主席是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认真看书学习，要认真读马列，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后，到文革中，多次开列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目，推动全党、全国人民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使我们党、我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在国际共运中是仅有的。我们都是亲身受益者。可是，邓小平却从来没有提出过读书的问题，更没有提出过读马列毛著作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修正主义头子来说，是很正常的，是好理解的。但是，它的危害却是巨大的深远的，整个党、整个国家受到危害，其中青年一代受害更深。

    韩德强们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他们都没有在马列毛理论上真正下过功夫，根本不知道马列毛主义是怎么回事，但是，又都敢于否定马列毛，否定马列毛主义，甚至敢于挥舞大棒批判、打倒马列毛主义。其实，说的都是外行话，都是谬论，都浮浅得很，惹人发笑，而他们自己却有穿上了“皇帝的新衣”的感觉。

    问题是，韩德强们还在继续这样表演着。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我看，这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代人的不幸。

    其次，问题还有另一面。当时，没有正面的马列毛主义的教育，却有反面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启蒙”。

    大家不会忘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所谓的“思想启蒙运动”。什么“思想启蒙运动”啊？不就是用陈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文化推翻马列毛主义思想理论文化的运动吗？我们都是当事者，亲历了这场斗争。在当时，这场所谓的“思想启蒙运动”几乎涉及到一切思想文化领域。我们清楚地看到，之所以发生这一切，都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主导下引发出来的，是思想文化界的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只要看看今天的思想文化界是怎样一种状况，就不难明白上世纪八十年代会发生什么。那真是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啊。顺带说一句，也就是在那时，开始否定批孔，孔子研究会、儒学研究会都分分开张。那是一场反革命舆论风暴，简直要席卷一切。当年的大学生都淹没在这场风暴中。思想被污染，灵魂被勾走。造就了一批韩德强，或者说，韩德强们就是这时、这样炼成的。这也是后来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乃至发生89风波的真正源头。

    可以说，韩德强现象，就是“精神污染”的结果。这是韩德强现象的思想根源。

    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污染出来的人怎么能不反对马列毛主义呢？不反对才奇怪呢！

    再次，还有一个大学教育方面的原因。文革中有所谓“两个基本估计”。一个基本估计是，建国后的17年，在教育领域，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占了主导地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有毛主席那段著名的语录，“学制要所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再一个基本估计是，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两个基本估计”，是当时讲教育要革命的理论根据。毛主席那段语录也是从教育要革命讲起的。在当时，对这“两个基本估计”就有过反复的斗争。现在该怎么看，依然可以研究。

    文革是从文化教育界开始发动的。毛主席的那几个很重的批示、批评，也是针对文化教育界的情况而言的。邓小平上台后，要推倒文革的历史合理性，自然首先要推导毛主席对文化教育界的批评。在否定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个基本估计后，邓小平抛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著名论断。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技巧。这顶桂冠把知识分子捧得飘飘然，自然也感激涕零。

    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办学方针不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也不再强调教师、学生作为知识分子要注意思想改造，要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改造世界观，转变阶级立场。直到今天。

    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怎样估计是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要不要改造是另一个问题。邓小平给知识分子戴上一顶“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桂冠后，结果连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需要改造也一起否定了。

    这是在教育领域里的路线错误。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这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教育领域里的必然表现。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有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的过渡性社会。由于历史展开的具体条件不同，这个社会发展的水平也会不同，而且，常常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由于每个人所处的政治的经济的地位不同，阶级地位的不同，其思想总会打上一定的阶级的烙印，同时，又都不能不受到不同阶级的思想的影响，包括受到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不能例外。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观，绝不会像一顶“工人阶级一部分”桂冠那样纯粹和漂亮，不说基本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至少会有不少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不是有意贬低知识分子，就是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一样，思想、世界观也并没有纯粹的无产阶级化，也离不开改造。

    对于这一点，毛主席在他一生的最后的时间里，再次给我们留下非常宝贵的教诲。毛主席说：“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在1974年12月26日的“理论指示”中，也说“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是毛主席最后的肺腑之言。人都要改造自己。

    可是，邓小平不讲阶级斗争，反对阶级斗争为纲，在学校教育问题上，在人的教育问题上，自然也不讲人是需要改造的。他自己就不改造。他的检讨都是骗人的，说“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正因为丢掉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丢掉了人要“斗私批修”，丢掉了人要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而实际阶级斗争是存在着的，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是存在着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青年一代的头脑被资产阶级思想所占据、所控制、所改造。韩德强现象就必然发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韩德强们是邓小平路线的牺牲品，是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文化“和平演变”的受害者。

    这是韩德强现象留下的又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它告诉我们，韩德强现象的发生不是偶然是，它是邓小平路线的一种必然产物。它不是韩德强个人的现象，它是一个群体的现象，阶级的现象，是这个时代必然会培养出来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现象。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置身其外，而应该从中学到教益，应该经常反省自己，坚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韩德强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混入毛派革命队伍中来，只会起破坏作用，现在，韩德强走了，是好事，韩德强们都走了，更是好事，可怕的是，韩德强们并不个个都像韩德强那样直率地表达自己的反动思想，而是更善于伪装和欺骗，这些韩德强们，不但不走，而且，还在继续打个毛派的旗号，发挥瓦解毛派思想理论路线的作用，为修正主义特色集团的统治服务，为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正因为依然存在这样的危险，韩德强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还没有过时，我们批判韩德强现象依然有着极大的的现实意义。

    韩德强现象是一面镜子。我们要用好这面镜子。用这面镜子照出那些还在毛派中暗藏的韩德强们的真面目，以便请他们走开。

    2014年10月16日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