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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现象留下的历史教训

2014-10-17 22:3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38| 评论: 1|原作者: 项观奇|来自: 大地微微网

摘要: 在我看来,韩德强身上表现出来的问题并不仅只存在于韩德强身上,和韩德强相类似的人并不少,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套一句老话,这是阶级的现象、群体的现象,不能只理解为个人的失足,更不能理解为个人的罪孽。这里有共性,有阶级性,有必然性,有规律可寻。


                                            

   韩德强教授的农场答客问发表后,招来许多同志的批评。就我读到的,批评虽然是尖锐的,但基本都还是正确的,态度也是善意的。

     韩德强能不能接受批评呢?我看,很难。要一个人作自我批评,特别是敢于否定自己,很难。毛主席说过,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弱点。

      但是,韩德强个人怎样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能不能从韩德强现象中吸取教训。

     我之所以用韩德强现象这样一个提法,是因为在我看来,韩德强身上表现出来的问题并不仅只存在于韩德强身上,和韩德强相类似的人并不少,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套一句老话,这是阶级的现象、群体的现象,不能只理解为个人的失足,更不能理解为个人的罪孽。这里有共性,有阶级性,有必然性,有规律可寻。

 

      韩德强现象是一个阶级的现象。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说,这是认识韩德强现象的关键。

    像任何人一样,在今天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一个阶级性的问题。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我们今天在分析人这个较为复杂的历史现象时,依然要坚持的方法。这不是坚持教条,这是坚持真理。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对韩德强现象只能作、必须作阶级分析。

       要找出韩德强现象的阶级基础,并不困难。

      毛主席曾经用毛和皮的关系,说明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这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现在在所谓体制内搞社会学科的教授们、研究员们,也是,这些”,基本上是依附在特色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这张上。这个群体的阶级属性,可以称之为依附官僚垄断特权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过去有个通常的说法,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现在我们这里,从实际出发,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至于邓小平给知识分子加冕的那顶桂冠,所谓“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是靠不住的,是忽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近四十年的表现,足以证明,这个说法是离开事实的,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是邓小平一贯的实用主义的拉拢知识分子的策略。千万别当真。

     现在,社会学科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工作,例如那些五花八门的选题,那些要向学生们灌输的课程,主要都是来源于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需要、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做了,或者做好了,甚至做不好,都可以从统治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里面分得一杯羹。

      这和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不同。自然科学家,不管在怎样的制度下,都是在从事劳动,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是为了解决人类和自然的矛盾,是属于创造生产力范围里的工作。生产力本身没有阶级性。

    但是,社会学科工作者不同。他们的工作本身是有阶级性的,他们是在作意识形态的工作。那位副统帅有两杆子的说法。所谓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笔杆子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枪杆子、笔杆子这两杆子。林彪这样讲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必因人废事。张春桥不是也有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吗?所谓全面,就是在一切领域,就是两杆子。这是国家机器的职能,说“御用文人”,就是为国家机器、为统治阶级所御用。明白这个道理很重要。

   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看到,总而言之,说到底,目前社会学科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实际是整个国家机器工作的一部分。现在的附庸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为现存的国家机器服务,就是为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就是为实现对工农劳动人民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笔杆子”的工作,是国家机器不可缺少的一个功能。

   这是不是打倒一大片呢?不是。我想,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看看近四十年来,这个群体,这个社会学科,到底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工作成果,这些工作成果到底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也许,我们的脑海里立刻就会出现那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文化艺术家、那些充斥各个领域里的大腕们,只要想想他们怎样无耻地颠倒黑白地为所谓改革开放的每一步剥夺作舆论准备,就不用怀疑他们附属于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了。

   当然,不能一刀切,不能一概而论。受过毛主席教诲,忠于马列毛主义,忠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有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坚持反潮流,坚持力所能及的反抗和斗争,但是,一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很少数;二是他们在知识分子中不占主导。不能改变整个局面,不能改变知识分子的整个状况。“毛”,基本上还是要依附在“皮”上,还是要跟“皮”走。

   韩德强现象就是这种“毛”的一种表现,是“毛”最终回归它所依附的“皮”的表现。

   韩德强们好像一度曾经要从这张皮上杀出来,要转变立场,要重新站队,要依附于毛派这张皮,要依附于工农劳动人民这张皮。于是,就有了一时的“毛派”韩德强现象。

   可惜的是,这种转变是不成功的,既不彻底,又没有完成,最后还是回到了修正主义特色集团统治下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这张皮上。这就是现在的抛出《农场答客问》的韩德强。

   《农场答客问》,是我们现在认识韩德强现象的最新根据。让我们再次从这位反面教员身上学点东西。

 

   《农场答客问》是韩德强的自画像。韩德强的好处是直率。《农场答客问》是韩德强灵魂的大起底,它把韩德强现象的本质暴露的淋漓尽致。我们就用韩德强自己的话作为韩德强现象的自我解说词吧。为了忠实于韩德强的原意,引文可能要长一点,请大家耐心。

   第一、面对当前中国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和工农劳动人民阶级的尖锐矛盾,面对劳动人民沉重的阶级苦难。韩德强是这样表述自己的看法、心情和立场的。

     短短两年时间过去,我服了”。“国家有忧我有忧,国家有喜我有喜。十八大刚结束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的就职演说令我耳目一新,当天下午我就发表了一点感想,题为《十八大,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现在,习近平居总书记大位,外国势力影响有限,元老层主动克制,腐败分子难以聚集,所以,能够各个击破。习总书记依法行事,谨慎用权,无争议地赢得了民心”。

      既然已经俯首帖耳,还要自作清高。所谓“生活本简单,庸人自寻烦。采果又摘菜,自在行田间”。“躬耕垄亩,耳闻国事,惊喜连连,心情舒畅”。

       可惜,做了宋江,就要按宋江的规律办事,不仅自己受招安,还要劝众兄弟一起投诚。

    “我敢说,反腐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看,现在起,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要急于求成,都不要指手划脚,都不要觉得自己更高明,都要相信新一届中央领导,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配合这场反腐战争”。

    “我相信,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由来。这份自信,包含着古今中外新情况列入对深刻的经验教训,来之不易。中国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过去曾经是思想解放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偏执了,狭隘了。如果不反思,不检讨,还指手划脚,自以为 是,自高自大,只能成为中国社会团结进步的绊脚石”。

      “走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于党,在于党的高层,在于领导核心。现在,大体可以说,反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可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了”。

       这就是韩德强现象的阶级立场。不用我多置一词,一清二楚。

       第二、要叛卖,就要出卖灵魂。灵魂就是马列毛主义,就是革命。请听韩德强的反对马列毛、反对革命的吶喊。

      “左派出于阶级分析思维,觉得中央变修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当政了,私有制恢复了,所以,腐败是必然的。反腐败是不可能的。反,也是暂时的。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反腐败就是狗咬狗,是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伎俩。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支持反腐,他们要的是革命,是推倒重来。这些人看上去站在人民立场上,实际上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本质上,是在刻舟求剑,是在削足适履,是在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的革命教条。对于这些言论,我相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习近平应该耳熟能详,知其弊端,不为所动”。

   “胡锦涛的观点其实是马克思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要消灭腐败,只能搞公有制。但是,新中国的历史证明,在私有观念普遍存在于人心深处时,搞公有制很容易导致混乱、低效、不积累。大跃进的失败,就是证明。此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照顾到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农业才逐渐恢复,逐渐发展。所以,现实政策只能在照顾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前提下制订和执行”。

  “胡锦涛重申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老左派们理解为胡锦涛要搞公有制。其实,很可能相反。既然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既然私有制难以触动,所以,就对腐败睁一眼闭一眼吧。此后,中纪委一度到处讲,腐败是世界各国的通病,是人性的弱点,将就着反吧,别影响经济发展就行,别期望太高了。所以,可笑吧,马克思的观点反而成了腐败分子的挡箭牌”。
    “私有制是不是一定导致腐败呢?不必然。中国文化强调‘物为心役’,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强调了人的价值观的作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所谓为人民服务,就是在既可为人民服务、又可为人民币服务的自由选择中,选择了为人民服务。这就叫出污泥而不染,出私有制的污泥而具备为人民服务的公心。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出自这个污浊的官场,骨子里却不受这个官场风气影响,这就是党性,这就是文化。这本来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却被‘经济人’假设糟蹋得无人相信,更无人奉行,这就是经济决定论思想的影响结果”。

   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阶级分析,否定公有制,为私有制辩护,该反的都反了。这一大套经不起反驳的谬论,把韩德强思想的浅薄、愚蠢和混乱,表达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以为驳倒马克思的地方,正是他失足的地方。

      第三、韩德强在答客问里,以一个经济学家自诩,大谈经济危机的问题,贩卖他的政治主导论,批判所谓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实际韩德强根本不懂政治经济学。他强调政治主导论,但是,正是他根本不懂政治主导的意义在哪里。政治,是处理阶级关系,是阶级斗争。对于经济来说,政治的意义首先是,它决定着一种怎样的经济,什么性质的经济。现在中国经济的要害问题,不是危机到来不到来的问题,何时到来的问题,而是这是一种怎样的经济,什么性质的经济的问题。这个要害,恰恰并非偶然地被韩德强回避了。他回避了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反动,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是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劳动人民压榨、剥削的经济。他谈了一大堆关于经济危机的废话,这些废话,不过是想替统治者出点主意,做点辩护罢了。我们让韩德强用自己的话语来证实这一点。

    “我也同意中国经济真的快崩溃了。但是,我一向主张,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主导。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现在,政治层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经济真的崩溃了,也不见得转变成社会危机,更不会转化成政治危机、政体危险”。

  “左右两派其实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派,所以,多年来危机论调此起彼伏。我也曾经深受危机派的感染,曾经判断2003年中国经济要崩溃,可是后来没有;还曾经判断2008年要崩溃,可是还没有;更曾经坚信2013年以后,2018年以前,中国经济肯定崩溃,由此会导致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政体危机、国体危机。

  犯了这一系列判断上的重大错误,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判断失误?我检讨,判断2003年崩溃,那 时是从静态看,国家财政收入多少,债务多少,资不抵债该如何。后来发现,静态看真是错误的,得从动态看。国家资不抵债,既可以借新债还旧债,还可发行更多 的人民币,制造点通货膨胀,甚至还可以利用正反馈机制,搞房地产泡沫,搞股市泡沫、金融泡沫,实在不行,还可以从国际社会融资,内债外债一起来。办法多得 是。美国政府国债和国家担保债务等累计债务余额,达到美国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1倍之多,还不是在运行?判断2008年崩溃,那是把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 国的冲击看得太重,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巨大能量。国家投资4万亿,带动地方政府投资20万亿,一下子把经济又拉动起来了。

  所以,忽视政治的主导性作用,单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这是我这样一贯强调政治重要性的人也会犯的错误,更何况受过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训练的左右两派的普通经济学家呢?

  今年以来,房地产价格真的开始下降了。按照我的判断,那可能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开始,也是国家经济崩溃的开始。奇怪的是,新一届领导咬紧牙关,坚决顶住各方压力,似乎准备接受房地产崩溃的后果。这种信心来自何方?就来自打黑反腐。房地产业是腐败丛 集之处,反腐不触动房地产业就不可能动真格的。

  多年以来,左右两派都流行一个说法,叫‘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现在看来,那仍然是低估了中国 政治的巨大潜力。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轮反腐风暴,恰恰证明了,反腐非但不亡党,还会恢复人民对党的信任。从反腐入手,就敢捅破世界历史上最为巨大的房地产泡 沫。经济可能停滞,可能崩溃,但是,国家收入反而会增长,人民生活反而会改善,社会反而会安定,政治反而会清明。

  可见,‘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这个说法,可能是腐败分子绑架社会所释放出来的一种威胁。真不拿它当回事,它也就不是回事。至于传播这个说法的左右两派学者,都是面对腐败束手无策的无能之辈,更是不懂政治重要性和复杂性的经济决定论者。

  可以说,越是学了西方经济理论,越是不懂政治。越是学习西方政治理论,越是不懂中国政治。反而是中国老百姓看问题明白”。

    韩德强对特色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何等浅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只要经过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政治主导”,一切危机、矛盾都可化解,因而也就可以万世长存。韩德强的政治主导论,实际是资本万世长存论。

    第四、韩德强自己声言,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他是不是有什么另外的更高明的历史观呢?没有。顶多有一点轮回论、宿命论。再听听他自己说的吧。
     就按中国现在是封建王朝说,假设这个王朝是毛泽东王朝,可以吧?什么刘邦王朝可以生存二百多年?为什么李世民王朝可以存在二百多年?为什么努尔哈赤王朝可以存在二百多年?稍翻史书,就可以有一个印象。王朝前期,即使腐败丛生,也还有强大的生命 力,一经反腐,完全可能实现王朝中兴。就像一个年轻人,得了伤寒重症,就容易恢复,恢复以后还可以有力气,能干活,还能长寿。不像老年人,一得重症,就一 命呜呼。清朝前期,康熙末年,官场腐败可能超过今天,经雍正反腐,历乾隆、嘉庆、道光,直到光绪、宣统,还活了将近二百年。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举世公认。右派里敢否定的也不多。按此逻辑,毛泽东奠定的王朝,其寿命超过三百年,也是完全可能的。现在再腐败,也还在王朝前期。若经强力反腐,重树正气,重建良规,前途还未可限量呢!

  中国文化讲,有命,有运。毛泽东奠定的是新中国的命,强健有力,生机勃勃,未可限量。习近平改变的是新中国的运,运势兴旺,足以影响世界,延年益寿。新中国命硬运昌,命根硬朗,运势兴昌,要引领世界潮流。

  为何这么有信心?命硬,容易有共识。现在自由派最担心的就在这里。改革三十多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纹丝不动,让自由派们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这不是命硬吗?

  为何纹丝不动?因为新中国还真不是旧中国,新王朝还真不是旧王朝。首先,新中国废除了王位的家族继承制,改私天下为公天下。或者,按自由主义者的偏见,改为‘党天下’。这‘党天下’难听,总比‘私天下’好听吧。其次,改指定继承制为隔代指定加实际工作考验制。往好了说,这是吸收了古代禅让制和现代民主制的优点而形成的接班人制度。在这种政治接班制度下,坏领导不易出现。平庸的领导至少不至于断送江山。一旦出现好领导,那就风光无限。自由派只知诅咒其为封建专制体制,不知其出现了重大变化,可谓自由僵化。所以自八九年风波以来,部分自由派漂落海外,为了争取美国国会拨款,你争我夺,打得六亲不认,为国人所唾弃,可悲,可怜!

  这就是新中国的命根硬朗。

  运势兴昌,又有何故?历代王朝,打天下的祖宗都是一代雄杰。坐天下的子孙,成器者少。靠不成器的子孙,还能沿续王朝二百多年的寿命,何故?因王朝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有合理之处,有天道人心护佑。那设想,如果子孙成器呢?如果王朝的接班人不再‘长于 深宫之中,养于女人之手’呢?

  习近平出身革命贵族,经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考验,历上山下乡艰苦生活的磨练,在改革开放的欧风美雨、香风软雨中能保持一份冷静和清醒,既知百姓市井生活不易,又懂官场攀附炫耀溜须拍马之弊,故一旦登大位,能绵里藏针,招招见血,举世震动,官心不安,民心欢畅。二年时间,不但取得了反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更是取得了巩固政治地位的决定性胜利。如此,未来八年,国家内外的大事能逐一理顺。八年之后, 终身总书记会成为众望所归,有时间培养、考察、选择新的领导人。

  未来八年,美国、欧洲、日本难以摆脱世界经济大萧条,各国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各国内部社会矛盾也会不断加剧。形势此长彼消。加上习近平总书记善于顺势而为,借力打力,则中国引领世界潮流,岂非顺理成章?这就叫运势兴昌。”

       又是,又是,又是天道,又是二百年三百年”,有一点马列毛主义的气味吗?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只能是滑进神学的宿命的唯心主义的泥坑。这已经和人民当家作主无关,这是为封建帝王的长治久安制造舆论,如果说多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还加上拍马屁。

     第五、一个号称尊崇毛主席的人,却要阉割毛泽东主义的灵魂。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一段关于“造反有理”的名言,他老人家一辈子崇尚“造反有理”,临终前对我们的最后的嘱咐还是要革命,要造反。可是,现在的韩德强,要反对的正是“造反有理”。你听:

     “我从小接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想,接受 ‘造反有理’的思想,对任何压迫和剥削都强烈敏感和反感。但渐渐发现,周围绝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敏感。即使有压迫,只要可忍受,也就过去了。即使有剥削,只要能拿到工钱,就已经很高兴了。鲁迅先生当年铁屋子里的感受,我少年时期就体验到了。但是,这究竟是谁的问题呢?是周围绝大多数人愚昧、盲从,还是我脱离 群众,自高自大?

  进一步思考发现,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也是有秩序、有结构的。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这种结构和秩序必然具有压迫性,必然会压抑人的欲望和本能。政治上的压迫性必然会导致经济上的剥削性。因此,当我对一切压迫和剥削极其敏感的时候,意味着我的心灵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也就是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思想既可以破坏一个黑暗的旧社会,也可以破坏一个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光明的新社会。鲁迅要是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估计一定会敏感到新中国政治秩序的压迫性:有干部有工人,有城市有乡村,有八级工资,有二十四个干 部等级,这人与人之间还有平等吗?伴随着政治地位的等级差异,就有工资的差距,住房的差距,生活待遇的差距,这不就是剥削吗?按照这种看法,就得造反,就得革命。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造反有理是西方型的革命思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意味着对社会的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不加区别。一旦实施,意味着社会动乱无已。

  我既认同新中国,又认同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但这两者显然存在矛盾。怎么办?造反派选择了‘造反有理’,保守派选择了‘保守有理’。我很长时间认同‘造反有理’。特别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普遍腐败,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剥削明显增强,简直是回到了解放前。按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逻辑,于是就要革命,就要造反。但是,慢慢认识到革命是历史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正常时期,绝大多数人‘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因为革命意味着暴力颠覆社会秩序,意味着社会失序和动荡,意味着国家分裂,外部势力干预。在正常时期,革命不但不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甚至会恶化。中国思想认可非常时期非常举措的革命,这就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东方型革命。但不认可正常时期天天‘造反有理’的西方型革命。

  新中国是革命而来的国家。这场革命符合东方型革命的特征,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沧海桑田,顺天应人。但是,在革命过程中,运用了西方型革命的语言和思维,调动了人民的无政府主义型的反抗性。革命成功以后,就应该将革命的成功解释成东方型成功,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政治智慧。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个真龙天子,改朝换代了。

  但是,新中国拒绝并批判这种东方型解释,选择了西方型解释,并把西方型解释的革命神圣化了。正是按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西方型革命解释,后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方型的革命解释就消失了吗?不,体现在教科书中,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泛滥中,体现在贬低毛泽东、神化鲁迅的知识分子中,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际步骤和措施中。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形 成了诅咒中国、逃离中国、瓦解中国、颠覆中国的舆论大潮。面对此舆论大潮,中宣部束手无策,因为掌握中宣部的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大潮的影响。中央领导层也束手无策,因为这些人成长过程中也受此大潮的影响。中国眼看着就会像苏联解体一样,说着说着,就中了邪了,就自我革命,自我否定,自我颠覆,自我解体了。这就是美国天天盼望的所谓‘颜色革命’,也是老一辈美国人如杜勒斯所盼望的‘和平演变’。

  这样,我就不得不面临这个最尖锐的内心矛盾,是继续认同‘造反有理’的西方型革命思维,跟着加入这个颠覆中国的大潮,甚至当这个大潮的弄潮儿?还是认同新中国,认同新中国的东方型革命,反思西方型革命思维?

  答案在日常生活中,答案在人民群众中。我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并不真想要一场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并不真想推倒重来。不但不想要西方型革命,甚至不想要东方型革命。他们只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不反现存社会秩序。俗 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战争的血泪,动荡的辛酸?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最珍贵的政治智慧它被苏联解体、伊拉克内乱、埃及动乱等现代社会无数国家的经验教训所证实,不可以轻易否定。否定这种智慧,将其贬为愚昧无知,贬为阿Q精神,贬为奴才顺民,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狂妄无知,是没长大的孩子的天真烂漫,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标志。当社会秩序坏到极点,在需要东方型革命的非常时期,这种傲慢与偏见,这种狂妄无知,这种天真烂漫,是发动东方型革命的催化剂,是时代需要,是好的。但东方型革命结束了,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了,还继续强化这种傲慢与偏见,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导致新的社会动荡(例如,文化大革命),只能导致新社会秩序的夭折,只能导致苏联解体一类悲剧的出现。”

  “马克思首先是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然后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开启者。逻辑和历史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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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向阳花 2014-10-18 22:55
韩德强与宋江的不同,一个是''学者'',另一个是小吏。而他们的共同点,均是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走狗。韩在乌有之乡的表演如同宋在梁山的"聚义",韩在"正道"的现身说法,也就是宋在"忠义堂"挥午"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並带领众兄弟高呼"臣下愿为大宋王朝肝脑塗地,盼天王早招安心方足"的翻版。青出于兰而胜于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终于原形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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