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波兰流亡政府及其在波兰的代表们对苏联的敌意，如果苏联政府在德军屠杀救国军的时候没有出兵救援救国军，苏联政府也不应该受到谴责。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苏联红军采取了这种做法。像开始一样，华沙起义的失败纯粹是流亡政府和救国军领导层的责任。
救国军领导层在起义期间开始责怪别人。起初，他们试图指责英国。随后他们认为这都是苏联的错——尽管事实是起义首要针对的是苏联。但科莫罗夫斯基唯一没有谴责的就是他自己。但许多波兰人，包括反共分子和他自己的救国军成员都指责他并持续这样做。
在起义的前两个星期，英国从意大利派来飞机，给华沙的救国军空投了补给。起初斯大林拒绝与起义发生任何联系，甚至阻止英国飞机降落在苏联机场加油。斯大林的观点是，起义是一种罪行，因为它是在没有与红军进行任何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与红军共同实施行动可能是成功的唯一途径。然而，在英国的压力下，斯大林开始派出苏联飞机对起义进行补给。英国、美国和苏联飞机投下了很多吨的供应，可是似乎大多数要么落入德军之手，要么由于空投的高度太高而损毁。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空投仅仅是象征性的。再多的空投也无法让装备差、主要由平民组成的游击队击败全副武装、训练有素和残暴无情的德国军队。
在今天资本主义的、反共的波兰，科莫罗夫斯基和流亡政府的领导人被尊称为英雄，其理由是起义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为“独立而战”，无论代价如何，必须得去尝试。“独立”一词在此只不过是一种故意的混淆视听，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的暗语。反共产主义者通常声称亲苏意味着丧失独立，而亲英国——确实，完全附属于英国——和支持资本主义则是唯一的“独立”之路。
第三部分：约瑟夫·斯大林是反犹主义者的谎言
在讨论获奖的过程中，斯大林突然转过来对（共产党）政治局成员说：
在我们中央委员会中出现了反犹主义者。简直是耻辱！
——《就是那样。提康·赫伦尼可夫(Tikhon
Khrennikov)关于他的时代和他自己》。莫斯科：“穆齐卡”(Muzyka)1994，p.179。
斯奈德的书籍副标题是“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他讲到：“在1933年到1945年这12年间，希特勒和斯大林是掌权者。（前言第7页）希特勒于1945年4月自杀。
然而，为什么斯奈德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交代1948年到1952年间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发生的大事，而在这段时间内，希特勒却早已死去？我猜测，可能是因为，斯奈德在斯大林所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那里，或者像波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那样的亲苏力量中，找不到任何反犹主义。与此相反，在1933年至1945年间，除了纳粹党外，所有的反犹主义都是由像波兰流亡政府，以及它的地下组织救国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反共势力所实施的。
斯奈德支持今天疯狂反共的波兰和乌克兰的政治势力，也受到今天疯狂反共的波兰和乌克兰的政治势力的支持——斯奈德也认为这样——但今天疯狂反共的波兰和乌克兰的政治势力，也经常无意识地流露出他们是反犹主义者。他们崇敬并且赞许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的反共势力——但这些势力也带有极度反犹主义色彩。很明显，斯奈德并不能证明，1945年前苏联存在任何反犹主义，否则他会将这种反犹主义记录下来的。因此，斯奈德企图在1945年以后找到斯大林和他的领导层身上的反犹主义行为，即使这已经违背了斯奈德自己为这本书所设定的时间界限。
斯奈德书中的最后一个章节的标题是“斯大林主义的反犹主义”。正如斯奈德所希望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想要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维持一种比较，那么不管怎样，斯大林是反犹主义者这样的断言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作家提康·赫伦尼可夫在以上回忆录中的引言所展示的那样，这并不容易做到。有太多证据表明斯大林是极力反对反犹主义的。同时，并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是反犹主义者，因此，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他是。但斯奈德却企图通过他的谎言和伪造，去“做办不到的事情”。
斯大林杀死了所罗门·米霍埃尔斯？
斯奈德的书的介绍部分如下：
1948年1月，斯大林想杀死一个犹太人。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主席
和莫斯科的意第绪语剧场（the Moscow Yiddish Theatter）导演，被派到明
斯克去评定一个戏能否获得斯大林奖。一到达目的地，米霍埃尔斯就被邀
请到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警察警长拉维兰特·特桑那（Lavrenty Tsanava）的乡村别墅，而他和一位不幸运的目击者却被谋杀了。米霍埃尔斯的尸体
被卡车压碎，最后暴尸街头。（339）
这完全是假的。斯大林并没有下令杀死米霍埃尔斯。那些标榜能够“证明”这件事的文件，只不过是粗糙的伪造物。在俄罗斯，这桩造假已经被讨论了10多年了。莫卡恩（IUrii
Mukhin）在《谋杀斯大林和贝利亚》(The Murder of Stalin and Beria)(“Ubiystvo
Stalina i Beria,” 2002)中探讨了伪造的证据。莫卡恩在他的有生之年发表了一些谬论，但是他关于米霍埃尔斯的谋杀的论述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若列斯·梅德韦杰夫(Zhores
Medvedev)，苏维埃的不同政见者，具有强烈的反斯大林和反共产主义倾向。他写到：他也不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实际上，无论如何，斯奈德根本不了解这一议题。
斯大林的女儿无意中听到斯大林“掩盖”米霍埃尔斯凶杀案这一事实?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Svetlana Allilueva），斯大林的女儿，无
意中听到她的父亲正和特桑那谋划掩盖这个凶杀案的情节：车祸。（340）
在这里斯奈德通过断章取义的手法成功地误导了读者。在1966年，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唯一的女儿，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移民到了西方世界。她的第一本回忆录《至一位朋友的20封信》(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于1967年出版了，也就是她到达西方世界的一年后，她在书中写到：
1948年末，新一轮的抓捕行动悄然而至……拉佐夫斯基（Lozovsky）
被逮捕了，米霍埃尔斯被杀死了。（p. 196）
在英文版本(p.245)中这段文章的脚注写道：1948年，米霍埃尔斯“死于非命”。
大约一年之后，阿利卢耶娃出版了回忆录的第二卷《仅仅一年》（Only One Year）（1969年）在这里，她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有一天，在父亲的乡间邸宅中，在与他为数不多的一次交谈中，我走进
了房间，这时他正在与某人通话。然后，作为谈话的总结，他说：“好吧，
这是一次车祸。”我还记得他说话的口气：不是疑问而是确切的陈述，一个
断言。他并没有询问，他在暗示：“那就是一次车祸。”当他挂下电话时，他
向我问候一句；不一会，他说：“米霍埃尔斯死于一场车祸。”(p.154)
斯大林的女儿在她的较早论述中“忘记”提这个细节了吗？那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们不可能忘记他们自己的父亲卷入凶杀案这种细节。人们也不能只是根据从电话一方所听到的内容，就判断某人所作的陈述是在命令别人，还是在重复一个只是从其他方听到的事实。
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1967年，阿利卢耶娃并不“知道”米霍埃尔斯已经被谋杀了，更不用说，她会“知道”是她父亲杀死了米霍埃尔斯。很有可能，在这第二卷出版之间的一年时间里，她被别人说服。她的第二卷是在移居美国，并且与一些带有恶意的反共产主义者成为朋友之后才完成的，在她的书中，她还感谢了这些“朋友”。毫无疑问，是他们说服阿利卢耶娃对她在1948年听到父亲的谈话做出不同的解释。
尽管包括斯奈德在内的一些作家缺少有效的证据，但是他们却仍然引用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中的表述而忽视她之前在《至一位朋友的20封信》中的表述。这样做是极度不诚实的：是一种宣传，算不上学术。
斯大林反对反犹主义
在上述引用的段落中，斯奈德写到：
有一些使用俄语笔名的犹太诗人和小说家发现，他们的真实姓名或是曾
用名都被刊登出来并写在了括号里面。（348）
这的确是事实——但实际上，斯大林本人是强烈反对这种做法的。斯大林反对在犹太作家的笔名后面刊登他们的真实姓名。著名的苏联作家、战地记者和文学期刊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对斯大林的话记录如下：
为什么马尔采夫（Mal’tsev）的后面是用括号括着洛维斯基(Rovinskii)？
这是怎么回事？这种事还要延续多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去年我们已经
商讨过这个问题，禁止在斯大林奖的作品中出现两个姓。为什么要写两个姓
呢？别人是否选择使用笔名，这是他的权利。我们不能指指点点，除了基本
礼仪。每个人都有权使用他为自己选择的笔名写作。但是，很明显，有人想
强调这个人有双重名字，想强调他是犹太人。而他又为什么要强调呢？为什
么这么做呢？为什么要传播反犹主义？又有谁会从中获利？我们必须用一
个人自己选择的姓来书写这个人的名字。一个人希望有一个笔名；他自己感
觉，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收回
呢？
对于苏维埃历史的研究者来说，西蒙诺夫的书和这段引用都是非常熟悉的。如果斯奈德对此一无所知，那么就证明他并没有资格就此课题写东西。如果他知道这些，但是却向他的读者隐瞒这些事实，那么他就是故意欺骗我们。斯大林在战后所发表的言论足以说明，他的个人观点是反对反犹主义的。
因为是犹太人，“犹太裔的高官被开除出红军”，“犹太籍作家……发现自己被捕”，斯奈德作如此描述的时候，并未引用任何的证据。这些都是很严重的指控。假设这些话被用来指控美国政府，我们会要求证据。也许，斯奈德靠的只是他的读者的条件反射和下意识的反斯大林主义，来令他们无视证据的缺失？
“医生的阴谋”
在这一章中，斯奈德在这件事上花费了比其他方面更多的笔墨。实质上，他和之前很多次一样完全搞错了。很难相信斯奈德自己研究过“医生的阴谋”这一事件。相反，很明显他依赖极端反共产主义者和布伦特和瑙莫夫（Brent and Naumov），以及亚诺·拉斯提格（Arno Lustiger）这些人的不合适的二手论述。但是，斯奈德，而不是他们，要为他书中的内容负责。
谢尔巴科夫（Shcherbakov）在坚持不服从医生的要求参加胜利日阅兵
式后死亡。（363）来源(n.39 p.503)：“胜利日的阅兵式，请看布登博格
（Brandenberger）的‘最后的罪行’(Last Crime)，193页。”
布登博格只是重复了布伦特和瑙莫夫所说的：1944年12月，谢尔巴科夫患上了心脏病，医生建议他继续躺在床上，他却没有理睬反而出去观看胜利日阅兵式，然后第二天1945年5月10号，他就死于心脏病。但是，布登博格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说明谢尔巴科夫并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同样布伦特/瑙莫夫也没有。
波诺马廖夫（A.N. Ponomarev），为谢尔巴科夫一生编写传记的作者，能够获得来自莫斯科方的档案和谢尔巴科夫家人提供的证据。波诺马廖夫叙述到谢尔巴科夫是在医生的允许下才去庆祝典礼的：
在晚上（医生并没有反对）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Aleksandr
Sergeevich)和他的妻子开车从乡间邸宅到首都，在大街上和广场上花费了一点时间，又和莫斯科居民一起为期待已久的胜利欢呼雀跃。
波诺马廖夫非常诚实地承认他对于这件事并不确定，因为证据是在 “医生的阴谋”调查后很多年才浮出水面的。那么，布登博格，布伦特/瑙莫夫和斯奈德又是怎么在毫无证据的条件下断定谢尔巴科夫的医生的确反对过呢？
至于日丹诺夫（Zhdanov）的事情看起来就清晰的多了，但是斯奈德再次犯了错误：
日丹诺夫也没有理睬医生关于休息的要求。
这只可能是斯奈德，或者他的材料来源所故意编制的谎言。斯奈德引用了布伦特/瑙莫夫的书，因此他必然清楚，即便是这本充满谎言的书也会讨论那个专门照料日丹诺夫的医生是如何允许他离开他的床到处走动，而不管这个事实——任专职顾问医师的心脏病学家莉迪亚·提莫舒克(Lidia
Timashuk)博士断定日丹诺夫最近心脏病发作过，建议他严格地呆在床上休息。
事实上，的确存在日丹诺夫的医生虐待日丹诺夫的阴谋：否认他突发了不止一次，而且最近有过两次的心脏病，并且一个月前可能发作过第三次；忽视心脏病学家莉迪亚·提莫舒克博士的诊断，从而允许日丹诺夫离开病床。这样做直接的后果就是日丹诺夫的死亡。Gennady Kostyrchenko引用了维诺格拉多夫（Vinogradov）博士在1953年3月27号给贝利亚的报告：
虽然必须承认日丹诺夫的确患有心脏病，我自己，还有瓦西连科和叶戈
罗夫教授，以及马尔罗和卡帕医生还是否定了这一事实，这是我们的错误。
我们的诊断和治疗并无恶意。
布伦特和瑙莫夫断言有一份更早的档案，档案里面维诺格拉多夫做出了同样的坦白：
1952年11月18号，维诺格拉多夫仍然否认他预谋杀死日丹诺夫：“我承认在诊断中可能会犯错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日丹诺夫的）死亡。但是在我的诊断过程中并没有这个邪恶的计划……我只想重复，这一罪行究其根本，究其最初的原因，是作为顾问医师的我[本不应该犯却]允许犯的那些医疗失误，导致了对日丹诺夫的错误治疗。
以下原文出自一份半官方的档案集：
我承认是因为我的疏忽缩短了日丹诺夫的生命。在治疗他的过程中，我
在诊断方面犯了一个错误，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然后导致了他的死亡。
但是在我的行动中，我并没有歹意。
因此，1948年真的是“医生的阴谋”致死日丹诺夫！维诺格拉多夫承认，顾问医师们忽视了心脏病专家提莫舒克教授的发现和建议。唯一的问题是维诺格拉多夫和其他人这样做，是否像维诺格拉多夫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隐藏我的错误，以保护我自己和那些参与治疗日丹诺夫的人”，还是他们就是故意杀死了日丹诺夫。
可以理解的是，苏维埃调查人员不得不调查后一种可能性。警察的职业就是怀疑一切。如果当下美国的医生做出这种坦白，他们肯定会被吊销行医执照还会面临刑事检察和民事诉讼。
斯奈德也肯定知道这些，因为布伦特/瑙莫夫和Kostyrchenko都说到了它。除此之外，包括这个档案在内的很多一手资料，多年来一直可以公开获取。但是斯奈德却没有告诉他的读者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事实。
1952年斯大林命令痛打这些医生吗？
1952年秋，很多苏维埃医生都被调查。他们之中没有人与日丹诺夫或谢尔巴科夫有任何关系，但是在临死之前他们都医治过苏维埃和国外的共产党高官。他们之中有一位是斯大林的私人医生，他曾建议过斯大林在1952年初就退休。在斯大林多次明确命令下，这些人都被打得很厉害……（布伦特，阴谋(Plot)，250）
斯奈德毫无证据地声称斯大林命令痛打这些医生。布伦特和瑙莫夫也如此声称，可是也没有给出证据；他们声称“这些医生被‘打成肉泥’”，但是没有给出任何引证。
一个有趣的谜就由此解开。2011年8月22号，“纪念协会”（Memorial Society）的官员和研究者尼基塔•彼得罗夫（Nikita Petrov）在《新报》（Novaia Gazeta）上发表了一封信，这封信据称是苏联内务部副部长谢尔盖·A·戈戈利芩（Sergei
A. Goglidze）给贝利亚的一封信，标注日期是1953年3月26号。《新报》是一份意识形态上反共的报纸，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一个俄罗斯亿万富翁共同拥有这份报纸，而“纪念协会”则是一个带有强烈反共产主义色彩的研究机构。就其历史客观性而言，《新报》和“纪念协会”都没有一点声望可言。在这封信中，戈戈利芩据说声称，斯大林本人命令他要以“致命的打击”来痛打嫌犯。
这份文件是真的吗?彼得罗夫声称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了它，但是却没有解释他为什么直到2011年才将它公诸于众。1991年出版的“纪念协会”赞助的《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第一部分中并没有提及这封信，而在《拉夫连季·贝利亚》第一部分的档案5和档案6则直接涉及到“医生的阴谋”（Doctors Plot）。在2012年出版的1085页与贝利亚有关的档案中也没有提到这封信。彼得罗夫在2008年10月16号的《新报》中发表的一篇更早的文章引述了它，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发表这封信。他却发表了一份经常被重印的于1939年1月10日拍发的所谓“酷刑电报”，再加上1952年11月15号Semion Ignat’ve给斯大林的一份手写书信的传真件，而这封信中却没有提到要殴打医生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质疑着这封信的真实性。即使它是真的，那么更进一步的疑点是：戈戈利芩所说的是真的吗？事实是：他不可能这么说。反斯大林主义者有各种理由伪造这些档案来丑化斯大林，为此他们已经付出了行动。戈戈利芩，如果他确实写了这封信，他会有各种理由将已经下狱的医生误诊的责任推给已经去世的斯大林，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他逃避惩罚。（戈戈利芩是1953年12月苏联国家安全部六个因与拉夫连季·贝利亚有关系的被枪杀的军官中的一员）
历史学家的名言是：孤证不足为凭（“Testis unus-testis nullus”）（一位证人等于没有证人）在这里同样适用。一个“证人”不足以支撑一个事实。对来源的批判（Source criticism），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对来源的批判在此也是非常必要的。再次，斯奈德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对来源的批判
斯奈德同样没能告知他的读者斯大林女儿的回忆录中的这一段落：
去年冬天，“克里姆林宫医生案”还在进行中。我父亲的管家在不久前
告诉我，父亲对事件的发生感到极其痛心。在晚餐的时候，她也听过关于这
件事的讨论。像往常一样，她坐在桌前，这时，突然间父亲说，他不相信医
生在说谎，毕竟唯一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只是提莫舒克医生的
“报告”。
斯奈德在别处一直引用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回忆录里面的内容，但是在这里为什么没有？很明显，因为这个引用会导致人们对于“医生阴谋事件”中斯大林的罪行产生怀疑。布伦特和瑙莫夫也都没有引用这个段落，毫无疑问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斯奈德引用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书的内容
——只有当它们带有反斯大林倾向的时候。当它们没有这种倾向，或者正如我在这里写的东西那样，当它们质疑反共产主义的故事时，斯奈德就有意忽略了它们。
结论
今天每位听众都将注意到，经常受到北约组织支持的美帝国主义在近些年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权越具有压迫性、剥削性和残暴性，他们就会越频繁的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比如俄国革命和苏联及其主要领导人如约瑟夫·斯大林。同样对1949年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攻击也与日俱增。
断和和始思考科技、带来无法排解的困扰个宣扬主义运动的暴力程度如俄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性不断增长，这无疑跟日益暴烈的、针对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谎言有直接的联系，也与学术界和各个政府与媒体大肆宣扬这种谎言有密切的关系。
当代学生培养自己反驳关于共产主义的谎言的能力，培养自己发现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的真正优点和缺点、胜利与错误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为了做到这些，我们需要获得某些技能——比如，学习外语。
最重要的是要拥有探寻真理的决心，这样，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在20世纪这些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学到东西，并且运用我们所学的东西，来推动人类在本世纪向着世界共产主义前进。
谢谢大家的聆听。我期待你们的提问，尤其期待你们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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