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者讲述毛泽东的真实生活

并非顿顿离不开红烧肉

吴连登还记得，前些年，韶山传出一份菜谱，列着毛主席在上世纪60年代吃过的西餐，有牛排、罗宋汤、煎大虾等。后来，这就被人传成了“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吃西餐，不与人民共甘苦”。

这个谣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情况是，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主席说，西方人很有钱，有的东西是好，但对身体没好处，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谱，我们是要参考主席的活动和出访安排，还有身体和季节情况来确定的，并不是外面捕风捉影的那样。

我们有个习惯，就是把主席的东西都留着。主席去世后，中南海对外开放，经中央办公厅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给了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其中就有这张西餐单。这张菜单后来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难时期还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主席顿顿饭都离不开红烧肉，于是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一些饭店还打出“毛氏红烧肉”的招牌。吴连登说，这是对毛主席饮食的误解。

我们每个月一般安排主席吃两三次红烧肉。平时他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的，一年四季不断。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他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他却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

作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经常陪毛主席吃饭。

我曾向主席建议要少吃动物油和肥肉。我见到他吃猪肉，通常的吃法是肉丝炒竹笋、肉丝炒青菜、清炖肘子等。在主席身边几年，我从没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补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粗米。他觉得饮食就要“粗菜淡饭”，所以不吃细米。我现在整整90岁了，身体不错，很多饮食习惯就是受到主席的影响。

主食方面，主席吃大米饭多一些，几乎每顿都有，有时加点白面花卷、烧麦，但只能说是点心。他爱吃的，准确地说是每餐都有的，是带辣味的腐乳，还有炒的或炸的尖辣椒；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纤维多的、带特殊味道的青菜。除此之外，他吃得多的通常都是饭桌上摆得比较近的“门前菜”，摆得远一点的菜就吃得少，随意性比较大。

王鹤滨回忆说，毛主席吃饭不像常人那样按时、按顿很有规律，常常是被值班卫士提醒或催着才吃一顿，要保证他在24小时以内吃上三顿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为了避免饭菜在等候中凉得太快，吴连登专门订做了保温效果好点的瓷碗。“没想到近些年市场上开始炒作毛主席的相关文物，还出现了‘毛瓷’的说法。其实主席就是吃饭用了个瓷碗，却给了民间这么大的想象空间。”

除了吃饭，毛主席还有另一难：睡觉难。吴连登时常感慨：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

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和我们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他可能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事情。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最极端的时候，用3次都不管用。

后来，护士给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药物叫“水化氯醛”，主席就靠它入睡。有一次去武汉开会，我累得几天没合眼，把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药喝了下去，当时就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如果按主席那么大的用量，我估计都醒不过来了。可见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大。

 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看报。（钱嗣杰 摄）

财产篇

工资经常不够用

稿费只有百万元

工资和江青AA制

现在回想起来，吴连登觉得给毛主席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主席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

我记得，毛主席原本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前，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

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有时请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比如黄炎培、章士钊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钱。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觉得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我过后都会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吃饭不付账。

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就算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给他们2角钱。

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每个月要在这些账本上签字，然后定期拿给主席看。

记者想了解毛主席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补贴收入，吴连登很干脆地回答：“没有。”他说，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差、加班倒有补贴，“但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这一点，有时让吴连登这个“管家”颇感为难。

每次钱不够用时，我只能拿着账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这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得打一份报告，并在后面附上详细账单，请主席签上字，才能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以下简称中办特会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不过，总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了。所以我说，这个家不好当。

稿费只存在中办特会室

有段时间，关于“毛泽东稿费高达1亿3千多万元”的消息在一些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为核实此事，吴连登特意拜访了中央办公厅原主任汪东兴、原中办特会室会计郑长秋。当时，两位老人虽然精神很好，记忆力也很准确，但毕竟年事已高，不能频频出面澄清，便委托吴连登将他们了解的真相转述给记者。

郑长秋生前一直负责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账目，对此事最有发言权。

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到1983年底，因为存款利息上调，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元，变成157万元。但怎么可能变成1亿多？这谣一定要辟！

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他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他每半年要向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当年，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每年，他会从中拨给章士钊、王季范（教育家）各2000元。远在湖南老家的亲属偶尔来京看望主席或看病，食、住、行等费用都由主席个人负责；偶尔主席工资不够，才从稿费中开支。还有就是不定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作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至于有媒体说，“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理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以及“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汪东兴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驳。

毛主席放稿费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在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这些人真会无中生有。他的稿费实际上只存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记得有一次，我到主席那里办事，谈起稿费问题。我说：“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稿费。”我说：“那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主席说：“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待遇和报酬，能自己养活自己。”

1974年，经毛主席批示，工作人员共从稿费中取出3.2万元，分成4份，交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作为生活补贴之用。这或许是唯一一次拿稿费补贴家用。吴连登向记者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这件事的起因，是李讷在1972年生下儿子效芝后，要靠每月几十元的工资维持家庭生活，还要请保姆、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她找到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元给她。

当时，我担心李讷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所以以她的名义往银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给她本人。李讷当时感激得连声说“谢谢”。之后，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主席又分别给了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享用”了7两燕窝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主席的礼品。

给主席送礼的人，有世界各个国家的元首，还有国际友人。比如金日成主席，几乎每年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还有些礼品，比如珍珠玛瑙、金银翡翠，不管多珍贵，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从不据为己有。他总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有时候，我会趁着主席晚上在院子里散步，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对账。吃的东西，如果数量多，主席一般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别的人。没有一次说给李敏、李讷的。

在礼品库中，仅金表就有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表、罗马表等高级货，毛主席都没要。陪伴他走过30多年的，是郭沫若送的一块欧米茄手表。对这块表的来龙去脉，吴连登很清楚。

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他一下飞机，郭沫若就发现了这一点。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手腕上摘下来，主席也欣然接受。这之后，主席一直戴着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礼品库借了一块金表给主席暂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还回去。”金表借用了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他们。为表达感激之情，侨胞们给主席送来31.5公斤燕窝。那种极品燕窝，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现在更是难得一见。但主席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

1975年，我看到年迈的毛主席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衰竭，就向张耀祠提出给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人民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发现当年的燕窝还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把它们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1965年，毛主席在杭州赏花。（钱嗣杰 摄）

健康篇

不配合医生治疗

病痛中坚持工作

说到毛主席的健康真相，海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曾一度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但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怒斥：“这本书的内容很多都是假的，（作者李志绥）是胡说八道”。

已故医学专家王新德在1974年夏被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曾直接参与或负责毛主席、周总理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2002年，王新德生前第一次接受专访，曾专门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澄清。

“毛主席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一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主席病重期间组织的，前后一年多时间；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我是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当时是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在王新德的印象里，李志绥的确当过第一次医疗组组长，但后来由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的吴洁接任。第二次医疗组成立时，“李志绥是中南海门诊大夫，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根本就没有宣布由他任医疗组组长。”加入第二次医疗组后，王新德对李志绥的表现极为反感：“凡是重要的医疗讨论和作决定的时候，或是在抢救的时候，李志绥都向后缩。毛主席心肌梗塞抢救时，李志绥又是向后缩。”

最固执的病人

还有不少人，根据“毛主席比较容易听取他人意见或建议”，推断他乐于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事实上，他常为了坚持工作而“不遵医嘱”。

1973年，80岁的毛主席依然忙碌着国家大事，但各种疾病，尤其是老年性白内障令他十分苦恼，有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为了给毛主席治疗，专家们反复讨论眼科手术方案，各自陈述见解，分析病情，然后决定由眼科大夫唐由之主刀。

要说服主席接受手术，的确有些难。“听别人说，主席对医生说的话，十句话里只信三句。主席这个人很好强，宁愿靠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另外，主席也担心医生怕他不重视，将三分病说成五六分、七八分。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眼睛看不清，他也照常工作。”唐由之曾经对记者回忆说。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耐心的说服工作，毛主席终于同意在1975年7月23日进行手术。手术只有几分钟，进行得非常顺利。术后不久，毛主席觉得自己能正常看书了，固执地要求拿掉眼睛上的纱布，但唐由之觉得切口尚未完全愈合，眼睛容易感染，不同意这样做。毛主席有些不耐烦，唐由之却坚持：“主席，平时您是领袖，我们都应该听您的。但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

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唐由之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请人特制了一副眼镜让毛主席戴上：眼镜由塑料制成，左眼这边，中间是一块11度的镜片，周边有网眼状小孔，能扣在眼周边的脸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1975年11月初，眼科医疗小组顺利完成使命。离开中南海前，毛主席高兴地和唐由之带队的医疗小组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