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刘家驹,1931年出生,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副连长、副队长、副处长,《解放军文艺》副组长,《炎黄春秋》原副主编。）

　　很多人说：“林彪是个谜。”

　　人都是好奇的，往往对于越是“谜”的东西就越想知道内幕，越想找到答案。

　　因此，很多人都爱写林彪、谈林彪。因为只要你的书籍或文章中写到了林彪或与林彪相关的历史事件，读者群往往就会扩大，文章或书籍的销量也会随之提高。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治史要谨慎，发表言论更要有依据，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甚至是人身攻击就更是要不得了。近日，笔者在共识网上读到前《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刘家驹先生关于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一次访谈，感觉这位老先生在访谈中发表的一些观点实在值得商榷，也引起了我对刘先生治史态度的质疑。

　　骨鲠在喉，先吐为快吧!

　　通观刘家驹先生访谈全文，其主要的想法还是要为林彪辩护和翻案的。实事求是地讲，客观看待一个历史人物，辩证地讲述历史人物的史实，就己所知、有理有据地为历史人物辩诬、翻案，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史学探讨行为。可惜的是，在刘先生这篇涉及林彪的访谈中，却实实在在地存在若干硬伤与不实之处。这些硬伤的存在，不仅直接降低了这篇访谈的认知价值，也使人不得不怀疑刘家驹先生发表此篇访谈是否含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特殊目的。

　　一、周恩来应为长征前期的被动挨打负全部责任吗?

　　刘先生的这次访谈的题目是《林彪和九一三》，但是在访谈的开篇，刘先生却另辟蹊径，首先提出了一个周恩来对造成长征前期被动挨打局面应负全责的问题，直接将谴责的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同志。刘先生说：

　　“长征过程中，林彪一直是先锋，两万五千里都是他开路。过湘江，我们的伤亡很大，为什么?周恩来要负全责，大搬家，坛坛罐罐都搬，部队行动非常困难。林彪已经打开了一个大口子，结果我们伤亡了一半，八万多人的长征，只剩下不到四万人。”

　　这种说法直接把造成红军长征前期的被动局面的原因归结于周恩来，认为应由“周恩来负全责”。这种说法公平吗?能站得住脚吗?

　　众所周知，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早期，党和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主要集中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里，具体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三人中又以博古、李德为核心，周恩来同志主要负责决策后具体工作的实施。关于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大搬家”的现象，以及究竟应当由谁来负这个由于“大搬家”造成红军行动迟缓，人员大量伤亡责任的问题上，时任“三人团”首脑的博古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曾专门做出过清楚的解答，他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1版，第109页)

　　从博古的这段谈话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周恩来确实对造成长征前期因部队负担过重，行动迟缓，人员大量伤亡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绝不是主要责任，更不是什么“要负全责”。诚如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言：“迄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还未能发现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任何具体指示、备忘录或命令。讨论这些问题似乎经常是限制在博古和李德之间，连周恩来都未能参加全部的商谈决策。”(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3版，第58页)。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在红军长征初期，周恩来同志审时度势，精心筹划，抓住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中共隐蔽战线的能量，积极与担任阻截红军任务的粤系军阀陈济棠达成“就地停战，互相借道”的默契，这才保证了红军能够在基本没有发生什么损失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三道封锁线，进至湘江沿岸。仅此一点，周恩来对中共、对红军，就称得上是功不可没。

　　对于这段非常清楚的史实，刘家驹先生却故作惊人之语，将相关的历史责任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扣到周恩来同志头上，是治史不精，是为了单纯突出林彪的历史功绩，抑或还是有其他目的呢?

　　二、用“吹牛”评价平型关大捷合适吗?

　　刘家驹先生在访谈中说：“抗日战争，不说别的，平型关，打出了我们的国威、军威，但平型关在国内吹牛太大，最后落到1400，都不准确。参与战争的人，林彪身边的参谋告诉我，他清点了战场，真正歼灭敌人只有800多人，还跑了600多人。它是一个大队，1400多人，我们怎么歼灭2000多人呢?”

　　笔者以为，用“吹牛”这样的语汇来形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取得的胜利，实在是不妥当的，也是不严肃的。要知道，在平型关战役爆发之前，中国人民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斗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未取得一场像样的胜利。特别是在平型关战役爆发前夕，在山西战场上，又出了一个丧尽国威、军威的61军军长李服膺。这位李军长深得当时山西最高军事长官阎锡山的信任，统率重兵，驻防天镇、阳高，却在日寇来袭之际，不战即溃、溃不成军。更有意思的是，面对自己的惨痛败绩，这位李军长竟然拿出了“可以节节后退，诱敌深入”的命令为自己辩护，一时国内舆论哗然。最后只好由阎锡山亲自出面，将其枪毙了事。(参阅张洪涛著《国殇》第285-287页，团结出版社，2005年3月第2版)作为担负领导全国抗战重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此刻，最急于得到的就是一次痛快淋漓的胜利，以重振军威，安抚民心。而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正逢其时，于平型关战役中充分发挥了运动战、伏击战的优势，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国民政府在宣传这场战斗的成果时，出于鼓舞人民、振奋人心的目的，将战果夸大至“痛歼日军三千”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单纯用“吹牛”二字来形容，实在是有点失之偏颇了。

　　何况，从现在发现的史料来看，中共中央当时发给国民政府的战报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并无多少虚夸成分。比如在当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怀发给蒋介石、程潜、阎锡山等人的电报中，就曾明确说过：“缴获汽车八十余辆(现已烧毁)、九二野炮一门(无子弹)、七三七五炮弹三千余发、步枪三百余支、机关枪二十余挺、其他军用品甚多，并毙敌千余人。”(见《毛泽东与林彪》，胡哲峰、于化民著，第170页，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3月1版)

　　此外，笔者同时认为，今天的我们看待70多年前的平型关大捷，视野并不能仅仅只局限在当时当地发生在平型关地区的这场伏击战，而是要把与这场战斗相关的战争行为联系在一起来看待。比如，在平型关战役爆发前一天，115师下属由杨成武统率的独立团，已经在平型关附近的腰站地区，展开了以切断广灵到灵丘公路线，阻止日军增援的战斗，并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歼敌300余人，为保证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平型关战斗的同时，日军从虢县、代县方向派出战斗部队1000余人增援，在115师当时已无兵可派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派出特务团直接参战，迟滞了日寇的增援，进一步确保了平型关大捷战果的巩固。将这些战斗取得的战绩与成果纳入平型关战役之中，无疑也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可见，在详尽的史实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质疑平型关大捷的战果是“吹牛”呢?刘先生在极力为林彪翻案的同时，却对在林彪一生中堪称“一战成名”的平型关大捷突发微词，是否也是与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所取得的抗战成果的心态有关呢?

　　三、林彪说过自己“起码是个民族主义者”吗?

　　在表述“九一三”事件起因时，刘家驹先生说：“下面就是“九一三”，起因是9月5号晚上由广州空军参谋长，把他听来的毛南巡讲话的传达稿用电话传给了于新野，于新野接到文字，送到北戴河给林彪、叶群。晚上住在外间的林彪的卫生员听到他两口子说话，叶群想动员林彪去到苏联，林彪说要走你走，我起码还是民族主义者。后来我考证这话的真实性，我认为真实。这个卫生员，他在所有的工作人员中，天真、单纯、不说假话。”

　　看得出来，刘先生引用这段史料，其用意主要是为了论证林彪本人并无叛逃国外的思想，在“叛国”这个问题上林彪是无罪的。但是笔者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刘先生所引的这段材料不但只是一段孤证，而且还是一段证明效力值得商榷的孤证。

　　从目前披露的史料看，林彪、叶群等人得知毛泽东同志在南巡路上的谈话内容的渠道主要有两个。其一就是刘先生文中提到的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通过电话密报给周宇驰和于新野，并由周宇驰于9月6日亲自驾驶直升飞机赶到北戴河，告知林彪、叶群;其二是由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于9月6日凌晨向时任海军政治委员的李作鹏密报了毛泽东同志在武汉期间的谈话内容，李作鹏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并由黄永胜于6日晚间通过电话密报给了叶群。可见林彪一家获悉毛泽东同志南巡谈话内容的时间应当是在9月5日、6日这两天。(邵一海著《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第215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1版)而刘先生访谈中提到的所谓住在外间的林彪的“卫生员”在当天晚上偷听到的林彪自称“民族主义者”的时间实际上发生在9月12日，也就是林彪一家准备出逃的那个晚上。

　　实事求是地讲，刘先生首先在当事人身份确认的问题上就没有完全搞清楚。刘先生访谈中提到的这个“卫生员”实际上是林彪身边的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而这段材料的来源截至到目前来看只有一个，那就是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女士的讲述。

　　按照张宁女士的讲述，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1971年9月12日晚间，林立衡要求陈占照去偷听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的密谈。陈占照回来说：“我端了茶水进去时，叶主任和副部长(林立果)蹲在首长面前，说话声音很轻，听不清楚，我见首长一边流泪，一边说。首长好像说，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副部长发现我，把我推出去，后面的话没听见。(张宁《“九一三”事件前在林彪家》，转引自张聿温《九一三事件考证》第26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1版)

　　这是一份孤证，而且是一份很没有把握的孤证。陈占照只是一个普通内勤，在关系到林彪一家生死存亡的紧张时刻，他可能做到随便出入那间正在发生密谈的房间吗?更何况，即便我们承认这段史料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可是就连当事人自己也只是表示林彪“好像说，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为什么到了刘先生的口中，就成了确凿无疑的“叶群想动员林彪去到苏联，林彪说要走你走，我起码还是民族主义者”了呢?至于刘先生认为“这个卫生员，他在所有的工作人员中，天真、单纯、不说假话”，那就更是近乎主观臆断的想法，实在不像是一个认真搞历史研究的人该讲的话。

　　对这段史料的鉴别，笔者比较赞成林彪生前贴身警卫李文普同志的看法。他说:“我没有听到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说过他偷听到的这句话。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秘密商量的谈话内容谁都说不清楚，在偷听来的一两句话上大做文章并不能否定林彪是自己走上飞机逃往苏联的历史事实。”(《林彪卫士李文普谈“九一三”事件》，《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

　　四、关于林彪在天安门上的那次不辞而别

　　1971年“五一”的天安门城楼，林彪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的又一次会面。对于这次会面，刘家驹在访谈中说：“五一上天安门，周恩来打电话，非让他去。林彪去了，气鼓鼓的。广场的平台上布满了圆桌，不少人已入座，主席坐中间一桌，他正兴致勃勃的和西哈努克夫妇攀谈，林走到他面前敬了礼，毛抬起头，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叶群上去紧紧抓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说了句什么，毛主席笑了。他用手指点点叶群的脸笑了几下，叶群低头。林站在一边没说话，走开了。到了离主席好几个位置坐下来，他侧着身，一直纹丝不动。前前后后不到个把小时，林突然起身离座，向毛走过来，我以为他要如厕。他到了我跟前，一挥手说，走回去。我愣住了，焰火满天飞舞，不辞而别好吗?林回到毛家湾，见到秘书，叶群跟在后面，林气呼呼的钻到他的卧室去了。这是见到毛主席最后一面。这是通过叶群的警卫员了解到的。”

　　这段内容看起来讲的是真热闹，可事实却是上述这段内容绝大多数都是移花接木的编造。林彪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出现的时间很短。短到什么程度?短到只有五分钟，短到连一张和毛泽东同时出现的照片都差点拍不到，短到在制作新闻纪录片时只能把这唯一的一张根本称不上完美的合影定格使用。

　　据当天在天安门城楼负责摄影工作的杜修贤回忆：“(因为林彪迟迟不来)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耷拉着焦黄的脸”(顾保孜、杜修贤《红镜头》第19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1版)。当杜修贤只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图片，刚想寻找毛泽东与林彪交流的画面进行拍摄时，林彪已经起身离开，既没有同毛泽东告别，也没有向周恩来说一声，不辞而别了。这件事使在场的周恩来总理忧心忡忡，他说：“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能靠解释!”(顾保孜、杜修贤《红镜头》第20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1版)

　　当然，最让笔者感到难于理解的是，其实就算刘先生不无中生有地添加那些所谓的“细节”，毛泽东对林彪的冷淡态度，林彪极具个性的不辞而别，已经足以展示毛、林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当地逐渐表面化这一客观现实了。可刘先生为什么非要添加这些所谓的“细节”不可呢?是要表现林彪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的“抗争”形象?还是试图借此改变人们心目中林彪在文革期间“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负面形象呢?笔者实在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刘先生这种无中生有，编造史实的行为都是不严肃的。以如此不严肃的治史态度在公共平台上发布访谈，这和公开撒谎，误导舆论又有何区别呢?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例吗?

　　笔者上面所举的只是在刘家驹先生访谈中的一些相对比较明显的硬伤。至于刘文中采用的那些或死无对证，或直取“下三路”，已基本接近人身攻击的内容，笔者觉得实在是笔法下作，不值一驳，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记得毛泽东同志在1971年的南巡途中曾经说过：“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现在很多打着为林彪翻案旗号的人，也不见得就真的对林彪的这段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情绪要抒发，说到底也不过就是要借着为林彪一人翻案的机会，达到他们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逐步改写党的历史的目的也就是了。

　　“众人皆无罪，有罪在一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既荒唐、又可笑的逻辑。但就是这样荒唐的逻辑关系，依然有人敢于在公共平台上不负责任地宣讲，这才是一个真正值得人们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啊!

　　文章的最后，笔者想简单讲一下自己对林彪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些基本看法。

　　1、林彪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培养出来的我军战史上不可多得的一员战将。在革命战争年代，林彪战绩骄人，贡献巨大，这是不容抹煞的事实。

　　2、林彪元帅是一个很有个性，也很有主见的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他无疑是最敢于在统帅毛泽东面前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提出不同意见最多的一员战将。

　　3、总的来看，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发展的历程中，对林彪一直是比较器重，也是比较爱护的。毛泽东建国后的许多举措都可以证明他选择林彪做自己的接班人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个经过综合考量、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策。尽管这一决策被后来的历史证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失误。

　　4、林彪在建国初期意外卷入高、饶事件，并亲眼目睹了高、饶集团的覆灭，这对他的精神状态和从政心理都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加之他的身体状况确实较差，也直接影响到了林彪晚年的精神状态。应当说，林彪晚年的政治心理确实是比较阴暗的。

　　5、林彪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反修防修”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搞了许多形左实右、拉帮结派的小动作，事实上是起到了打乱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总体部署的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林彪却借机清除了许多他眼中的异己势力，并在军队中逐步培植起了自己的嫡系班底，很多史料(林彪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对相关文件的批注等)都可以充分证明林彪绝非是某些人记述中的那个“清心寡欲”、“相忍为国”的形象，说他是个阴谋家、野心家并不为过。

　　6、庐山会议上的挫败，使林彪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正在受到打击与压抑，但是倔强的个性以及本身就不够健康的心理状态使他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来自毛泽东、周恩来的善意的暗示，并进一步导致了他在中国政坛上的一系列误判，最终走上了“九一三”事件的绝路。

　　林彪是个谜，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