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由《管理学刊》2014年4期发表。其中引文绝大部分都可以上网搜索到。读者亦可从“中国知网”等阅读或下载该学刊发表的带有参考文献和注释等的标准版本。文章方括号中的话为作者所加。文章为作者赐稿于乌有之乡，分三部分发出，此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链接如下。】　

　　链接：2014年：国企与改革(上)——兼评被污名化的“国资一股独大”

　　三、国企资本、股权结构改革路径辨析：增量与存量

　　时至今日，纯粹的“增量改革”需要天量非国有资金来降低国企的国资、国有股比重，脱离现实，缺乏可操作性。而纯粹的“存量改革”则需要卖掉现存的大量国有净资产和转移巨量债务，导致原有的大量利益从国家一方划归新进入的非国有投资人，且债务重整风险巨大，对政府、民众的负面影响和拉大贫富差距立竿见影，也不现实。

　　实际上，国企的国资、股权结构改革应该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使“存量+增量”方式并行。国资委等推进这种改革既要解放思想，也要有强烈的目标和底线意识，不能在降低国资、国有股上一味地卷旗交枪。“加强”国企、国资是符合宪法的改革目标。不能损害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包括国有资本)主导作用则是宪法规定的改革底线。

　　(一)单独的增量、存量改革路径都是“独木不成林”

　　一种思路是，在2020年左右，国资、国有股结构大幅调整可以通过“增量改革”，即主要依靠新增非国有投资来实现，从而做到现有国资、国有股和国有净利润的存量基本不动。所以，无论是现在准备划转社保基金的那些国资，还是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净利润基数都不会发生实质性减少。但这种改革是一种浪漫主义。它在既定时期内面临着一些无法逾越的重大限制。以非金融类国企为例来分析：

　　按照国企保留2%国资比例的改革标准，假定：a.现在国企净资产(约31.8万亿元)的75%(约23.8万亿元)是国有净资产，其余25%是非国有投资人的净资产(约8万亿元)，及b.这个国有净资产总额在未来7年内不变。那么，在这种设定条件下，要将国企净资产结构中现有国有净资产比重压缩至2%，就需要极大地利用非国有投资来扩张国企净资产总量至1190万亿元。其中，新增非国有投资需1158.2万亿元。这就要求未来7年国企平均每年向非国有部门招商引资165.5万亿元，这个年度数额是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约3.8倍，是当年“民间投资”的约6倍。如果再放弃假设条件b，加入在这期间国有净资产实际上会不断增值的因素，则所需非国有投资还将增加。

　　在同样设定条件下，如果按照国企保留约“20%”国资比例的建议计算，现在的国企净资产总量需要利用非国有资金扩张到119万亿元。其中，需新增非国有投资87.2万亿元。这就要求未来7年国企改革平均每年要向非国有部门招商引资12.5万亿元，这也就要求现在的“民间投资”增长率大大提高。比如，2014年“民间投资”增长率就应该达到45.5%，比2013年提高22.4个百分点，往后年份类推。但其现状却是，自有“民间投资”的统计口径及数据以来它就没有过这么高的增长率(最高一年曾是34.2%)。近两年它的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当然，如果这里再加入事业单位发展混合经济等因素，“民间”或非国有部门的投资还需要增加，那资金就更供不应求了。另外，由于股权变化产生的企业性质变化，市场也会重新评估这些新私人控股企业、外商控股企业的信用，此时如何处理原企业大量负债，涉及银行和其他债权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其中的各种困难、风险难以低估。

　　在以上两种假设中，如果再加入金融类国企的净资产数据等进行计算，则无论是按2%还是按“20%”的改革标准，都会对非国有部门投资的总量和增长率提出更高的要求。

　　显然，这种国企改革的资本需求是国内私营企业等根本无法满足的。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这种“增量”方式的“国企改革”不能获得欧美跨国公司及其政府的深度参与，中小微企业占99%的中国私人资本集团是没有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来促成它的。正因为如此，一央企董事长现身说法：现在对国企尤其是大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外反映比国内强烈”[1]。

　　而假设现在欧美跨国公司和政府确有实力和意愿全面参与这种“改革”，则国企尤其是大中型国企的改革“红利”也将主要落入它们的手中，其次才是“二奶”级的国内私人部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将因此被掏空，国民经济命脉也可能就被外资和一些外国政府控制了。显然，现国家领导层也难以支持这种政治后果严重的政策选项。另外，还应当承认，在这种“增量”方式下增加的资产、利润大都属于国外及国内的非国有投资人，与政府、民众的关系甚少。而西欧私有化的过程还提示，这样做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负面效应一起发生。事实上，应该说寄大希望于欧美资本、政府的可行性也不大。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欧美政府支持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目标市场就是控制高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省钱、省力、省时占市场。“不求所有，但求所得”。所以，它们的投资比私企少很多，增长率也不高。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高速增长热火朝天，2006年外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5%，增长率为19.5%;危机后的2013年外商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包含农户)的2.5%，增长率为4.5%。但转眼之间，“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指工业——引者注)中，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2]。

　　另外，就是对这种“增量改革”打一半折扣，那也需要明显提高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但是，这在全球经济增长不稳定、趋缓，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加，非国有投资明显减速，一些大型央企开始缩减开支规模(包括削减投资)的局面下[3]，仍然是问题重重。简言之，增长和投资减速，是会影响国企改革和非国有部门投资国企动力的。

　　但是，反过来看另一种思路，即实施纯粹的国企“存量改革”可行性也不大。因为，按照国企中国资、国有股保留“20%以下”或2%的标准，这意味着直接出售国企的绝大部分净资产并转移相应负债。这也将涉及上百万亿元总资产的市场运作。国内私人资本集团还是缺乏实力来广泛参与，大多数“改革红利”仍然可能是落入国外大资本集团手中，且会直接与欧洲的私有化趋同，加剧两极分化立竿见影，在政治上有风险。其中，由于大规模国有资产出售发生的经济和政治腐败，及社会分裂和社会抗议运动，也是政府不能不考虑的政治风险。

　　(二)传统的“存量+增量”改革路径：关键是不能在国有股权上一味地卷旗交枪

　　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围绕“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4](习近平语)的中心，审时度势，有所为有所不为，1990年代开始的阶段性的“抓大放小”、出售一些国资、国企，以及今天如“上港混合所有制改革：400亿国资将向投资者出售”[5]，都是国企存量改革。存量不动，在新的“招商引资”中保持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形成国企保持控制力的多元化集团模式(如中建、国药模式)，或如目前中铁、中石化、中石油准备在项目平台上引入一些外部资本(含私人资本、外资)等等，则是国企的增量改革。政府的说法是，“支持国有企业母公司通过出让股份、增资扩股、合资合作引入民营资本”[6]。当然，国资委说了，还包括出售一批国企、国资[7]。

　　但是，如果放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在涉及国企的国资、国有股数量或比例上一味地卷旗交枪，一会儿国资委这位领导说“我总的想法是，所占股权尽可能地降低下去，只要相对控股就可以了”，认定这才最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8](这在理论和经验上都难以成立，本文第四部分专门分析该类现象——引者注);一会儿那位央企董事长又说，“对于我们(国有)股份，没必要拿手里”[1]，则传统的“存量+增量”并行路径也可以做成南辕北辙，反而符合了美国政府的私有化口味。这样说不是空穴来风。在1990年代“抓大放小”和股份制改革时，一些公有制中小企业就是“绕一个弯子”搞股份制，人人有份，尔后又变来变去，就成经理“一股独大”了。有的省市，不到一年时间，90%以上的小企业就都直接卖成“一股独大”的私企了。

　　中石化集团的董事长【傅成玉】则表示，可以学习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的“改革”：

　　“你看看西方80年代撒切尔他们搞改革的时候，70年代开始，里根他们搞改革，把国有资产改革的时候，一开始也怕外国公司控制，但是你现在看到外国的大公司，上市公司，你要占它股百分之十几那绝对都是大股东。英国石油公司曾经一开始想控股，后来一点点往后退，退到最后政府说我有一股叫金股，金股在关键问题上我可以说了算，最后金股也放弃了。对于我们股份，没必要拿手里干什么呢?你用社会资本来发展不更好吗?”[1]

　　国资委一负责人的表态好一些，但基本倾向也是：“尽可能降低国企股权比例，30%能相对控股的，就不去搞40%。” [9]

　　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依据我国《公司法》，当低于30%也能实现国资相对控股时，还继续“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吗?另外，“实际控制人”制度规定，这种控制人“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依此规定，用一纸协议等安排也能够体现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西欧国企私有化后就有这种先例(黄金股)，国有股是不是因此就可以依法归零了呢?

　　“城内高髻，城外丈余”。如前所述，有的地方国资委干脆“杀出一条血路”，决定减持国有股无下限，规定国有相对控股企业可以不按国企方式管理，“放羊”了，——最终“羊”跑到哪家去?

　　2014年3月17日新华社《瞭望》发表采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的文章，他也否定“国资一股独大”，但却搞“双重标准”，代表“一股独大”的私企要求控股国企。他说：“在现有股份制企业中，存在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现象，民间资本没有控股权和发言权，难以发挥民间资本对市场反应快、决策灵活等优势，民间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 [10]

　　不过，他却偏偏忘记了在自己竭力代言的私营企业中，“一股独大”者竟然占80%以上，且自诩“对市场反应快、决策灵活”，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是国企学习榜样、招商引资的重要源泉。而他身边那些担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私企业主们也都是“一股独大”，工商联系统各行业商会的负责人中“一股独大”者就更多了。工商联也学习美利坚搞“双重标准”?另外，怎么“国资一股独大”的国企都批量进入世界企业500强了，在国内上市公司中绩效早就高于私人控股公司了，却还是不行，非要私人资本来“控股”呢?一头雾水呀，——什么逻辑?“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其实，中华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特别是其中的许多私人企业主，如果真的有心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混改”，为什么迄今为止不提出一个在全国的私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实行“交叉持股”的建议，并在个人的企业里率先垂范，而是相反，只是一味地想以冒名顶替的“第三方”身份提“建议”、搞“评估”，要想吃进国企优质资产的大肉呢?这到底是所谓的“第三方”行为，还是谋求大型私人资本集团利益的掩耳盗铃之术?中华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们不觉得自己的有关行为、说法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荒唐和滑稽吗?是谁在给他们撑腰，——难道是反对中国国企的美、欧政客?】

　　如此怪像丛生、荒诞离奇、无所不有，恰恰说明当前国企改革的思路存在很多的混乱。

　　(三)定而后谋：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及需要关注的其他问题

　　混乱归混乱。那个不乱的东西是：即使是搞“存量+增量”改革，老问题也依然故我。第一，钱从哪里来，来了就够吗?估计是部分钱有地方来，但不够，要上百万亿元哩!钱不够，就低估国有资产，贱买贱卖，债务悬空，银行贷款收购，空手套白狼?反正我省政府规定三年完成国企改革任务，完不成，“一票否决”企业总经理[11]!“萝卜快了不洗泥”，逼良为娼，变娼为良，国资流失，政绩为重?【今天就金融类、非金融类大中型国企巨量国有资产的“混合经济”改革而言，“船大掉头难”是不言而喻的。金融开放更是如此，风险更大。所以，防止一些部门、地方政府的个别领导人在任期制刺激下轻举盲动很重要。例如，2005年东北三省国企改制“大跃进”，《人民日报》着力宣传辽宁省委、省政府决定“全面放开股权限制”，“限期改制”，包括有的重要军工企业也要卖。私人资本在国企“横冲直撞”，国有资产贱卖实例一个接一个，触目惊心。虽然当地国资委不承认国有资产贱卖，但问题还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一直到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不许刮“变卖风”、“赶进度”，才使这场“放开国有股权比例限制，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的“改革”“悄然转向”。(参见2006年3月《经济观察报》记者刘长杰、程明霞报道：《改制大跃进急刹车 东北重估国企价值》)。这种老毛病不应再犯。目前在国企改革上独出心裁的广东省国资委等，在这方面尤要注意中央的政策规定，谨言慎行。】第二，人往哪里去?总需求不足，经济减速，产能过剩，结构调整，政府土地财政不可持续，私营经济越发展税收越少【据2009年9月16日国家发改委张平主任发布的信息，“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GDP的60%左右”。但是，从那时至今这个“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却一直在12%～14%左右浮动。所以，曾有学者调侃道，“中国搞私有化也有问题。如果全部私有化了，政府税收也就没了”。】，存贷款利率即将随供求波动加重中小微企业贷款困难，城镇人口就业难加上1亿农民变市民再带2亿家属朋友进城，就业更困难，新装一肚子私人资本的国企学私企，再一轮灵活用人“减员增效”上千万人加上原来未完全消化的几百万人，社会保障网和维稳经费“兜底”不胀破?

　　当然，从资本运作的角度看，在政策框架内“存量+增量”并行的改革中，如果不再要求国有股“越少越好”，降到什么“20%以下”或零，也不违反“市场决定作用”再搞什么行政命令的“国有股尽可能少”的“限时、限量改革”，国企释放出去的国有资产可以少一些，国内外私人资本集团响应国企“招商引资”压力也可能轻一些，但还是有其他问题需要关注。

　　第一，微观规制。基础产业及其他公共服务单位的价格、利润和政府规制等等，是不是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资本有足够吸引力?政府可能在什么范围及多大程度上实行基础产业和其他公共服务单位的价格自由化，以增加对于私人资本的吸引力?其实，这种问题对于政府是一个两难问题：社会承受力和私人资本要求的价格自由化、利润最大化和追求零规制往往是存在矛盾的。解决它取决于政府的价值偏好、风险承受力及广大民众的反应度。如果政策设计偏向私人资本、外资，那么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出现价格普遍上涨、服务质量下降是会加深社会分裂，并在政治上反映出来的。这种教训在全球私有化特别是在欧美私有化中屡屡出现。国内也并不少见。

　　第二，产业安全。在鼓励外资进入国企特别是大国企的改革中，如何制定产业安全规则也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权衡。与国内私人企业比较，欧美跨国公司入股央企等大国企占压倒性优势。他们在规模、资金、专业、生产、技术、信息、市场营销、管理、国家政治背景和公共关系上都很强势，在这些方面具备在大国企股权构成中占大头，充当国企“战略投资人”的资格。而国内一些有实力的私企要在主业外再投资央企，即使中石化“靓女先嫁”【2014年3月8日《中国企业报》刘江波报道，“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指出，现在向民资开放的销售板块是中国石化最盈利部分。”】，他们也感到力不从心【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说，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由于“国际的资本对我们(海外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如中石化等——引者注)比较清楚，现在国外反应的更强烈”。浙江一大型私企的业主南存辉也说：中石化这次“拿出1.5万亿的石油销售系统，他(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那里告诉我，外资企业100亿到300亿美金认购了，民营企业欢迎啊，你拿多少钱?一个股份100亿，那把我们吓死了，我说我们浙江的民营企业抱团行不行?可以!也是一股100亿，有多少企业能够进来?他放开了而我又抱怨太大了，那不行，不能抱怨”。】，更不用说当什么国资委、央企望眼欲穿的什么“战略投资人”了。【国内私人资本进入能给大中型国企带来多少战略投资者的好处，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中石化董事会同意在中国石化油品销售业务板块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上限为30%，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据《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说，其具体好处是可以“商量着办”“建设充电桩、ATM机器、LED广告”。显然，人民日报评论员细数这些蝇头小利的好处是太矫情了，根本就不值中石化油品销售业务板块30%的股权和利润。再一个理由就是，这样做能消除大国企的“大企业病，安于现状、暮气沉沉”(《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有“国民共进”，才有基业常青》)。其实，这种说法是早年从西方国家引入的，因为那里股权高度分散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大企业就有这种毛病。难道在欧、美私人资本加股权分散都治不了的“大企业病”，在中国就能靠私人资本加股权分散治好了吗?另外，中石化等许多央企早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国企了，且在海外上市，说它们还有“大企业病”，是不是等于说混合所有制也不管用?并且，私人企业的劳资关系紧张、社会责任差、管理方式水平低下，及一些企业主唯利是图、穷奢极欲和腐败的固疾，是不是也会随着其资本一起走进国企?看来，有的《人民日报》评论员和领导真是大大的不懂经济理论和企业常识了，闹类似的笑话也不是一两次了。其实，现在企业问题更多是由于管理等原因产生的，什么都拿“产权”说事，是一种迷信新自由主义的外行表现。另外，也要防止有的所谓“战略投资人”玩“空手道”，从国有银行拿贷款接二连三买国企的“中策现象”再现。】而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分析，一些大型国企管理层也可能更欢迎欧美跨国公司来大量“增资入股”，甚至是在境外合作设立新的混合公司。因为，他们可以在这种“改革开放”中参照欧美标准取得合理合法的更高薪酬和股权激励。另外，外资集体撤离四大行、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受到的经济制裁也提醒人们注意，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企改革向外资“招商引资”也要有政治上的谋算，不能见钱眼开。所以，在21个工业行业的制高点已被外企控制的背景下，目前如何在对外“招商引资”时完善保障产业安全的政策体系，确实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作用，而不能够单靠国资委了。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政策含义，即国企改革需要更高层机构的统筹兼顾，仅靠国资委一家拿什么“顶层设计”容易出漏洞，且不能覆盖金融类国企等。

　　第三，民间投资的“天花板”。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所谓7%的中速阶段，2007年至今，民间投资增速除2010年和2011年略有回升外，其他年份都在向下走。2103年“简政放权”的力度空前不绝后，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7.5万亿元仍比上年下降2个百分点。2014年1月至3月份，民间投资增速继续走低。另外，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国际政治博弈复杂尖锐，国内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产能过剩、严重环境污染，及制度性的贫富分化和消费长期滞后等等，也成为制约民间投资中长期增长的突出问题。在这些将经历较长时间才能调整到位的问题的压力下，未来几年民间投资“天花板”可能是比较低的，大量国企的招商引资需求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市场的积极回应。2021年前国内私企为入股、收购国企增加大笔投资的可能性如何，目前并没有看到可行性报告，也没有看到市场上对此“盛宴”的乐观预期。2014年初，来自“招商引资”试点前线的央企信息也是，眼下国际资本比国内私企反应“更强烈”[1]。再以铁路建设为例，其向私人资本开放多年，存量出不去，增量杯水车薪，进入者寥寥无几。但是，政府若要完全放开价格、取消规制却也顾虑重重。2013年“民间”在整个铁路运输业投资才205亿元，相当于建了100多公里高铁，大大低于政府预期，也离2020年前需要的数万亿元资金规划相去甚远。另外，现在政府主导下的许多改革、发展都在向“民间资本”要钱：国企和事业单位“改制”要巨量投资，城镇化6年内向“社会资本”要42万亿元[12]，铁路发展基金总规模每年要达2000亿元至3000亿元[13](包括债券投资、民间直接投资则更多)，发展服务业如教育、医疗、养老等事业也需要“民间资本”发挥数万亿元投资的大作用等等，这就是把中国金融业150多万亿的总资产全拿出来花光了可能也不够。怎么办?三选一：胡作非为，望洋兴叹，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事求是搞改革。

　　第四，微观经济效应。中国国企在适应市场经济过程中，已经引入了大量其他资本。这既有一些积极作用，也存在国资流失、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及企业失败诸方面的经验教训。目前，面临新一轮国企“招商引资”和稀释国有股，体制内有人又开始鼓吹西欧的私有化如何促进了企业转换机制、完善治理结构的经验。其实，针对这种盲目崇拜私有化的现象，应当提醒相关政府人员和国企管理者注意，欧美一些知名的私有化研究者早已经指出，西欧主要在基础性产业方面开展的“私有化的微观经济效应并不明显，无论是私有化企业的绩效还是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都是如此。……在大多数案例中，私有化并没有给企业治理结构带来明显改变，私有产权和国家控制同时存在”[14](67)。另外，在相当一部分私有化后的企业中，仍然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政府控制了超过50%的表决权。政府控制的私有化企业显示了高度的集权，似乎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14](61-62)。进一步就业绩论英雄，关于全球私有化的一项重要研究显示，同是“一股独大”，但“私有企业‘不胜其任’的例子很多，而国有企业做得好的例子却屡见不鲜”[14](5)。前些年北京大学一课题组针对大中型上市公司的调查分析也显示，“国资一股独大”的国有控股公司绩效明显超过同是“一股独大”的私人控股公司。【体制内有人总是说私人企业“灵活”，他们入股国企可以使之同然。但是，第一，国有公司绩效比私人公司高，这算不算国企“灵活”的一种表现?按照这种绩效排名的结果论英雄，在市场中是谁更灵活，谁更应当被对方学习，谁更有资格、水平去入股对方，且让对方的股权减少到2%至“20%以下”，甚至是让对方的股权“没必要拿手里”?第二，国企需要私企的什么“灵活”?在劳资关系、血汗工厂、贫富分化、家长制的个人决策、不守秩序、民间集资、关联交易、唯利是图、侵吞国资、假冒伪劣、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穷奢极欲、钱权勾结、家族传承、里通国外、转变国籍、盖会所、黄赌毒、公共关系、金钱美女腐蚀官员，乃至开始在政治上充“大V”、内外勾结，在美国政客、官员和机构的引导下结帮“撞墙”等等方面，国企需要学习私企的哪种灵活，或其中哪种灵活值得国企靠出让大笔资产和利润来学习?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说了，说国企无效率是“傻瓜经济学”。按照此理，说国企“混改”需要把资产、利润下降到2%或更多一点的比例来学习私人企业的灵活，是不是“傻瓜经济学”指导下的“傻瓜改革”，且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国企改革决策给扭曲得面目全非、贻笑大方?实际上，对私企的灵活性要具体分析，结合国企特点，学长避短，不能为了招商引资就言过其实，盲目吹捧。一些具有务实精神的私企对国企的确也是这么做的，甚至把一些国企丢掉的学校、食堂、俱乐部、托儿所、职工宿舍等都办起来为本企业职工服务了。】按这种事实，是应该谁去入股谁，谁有资格去当谁的战略投资人呢?所以，政府人员在设计国企股权调整时，要排除对大量稀释国有股的盲目迷信，要排除对私人资本、私人企业的迷信。从1970年代以来的国际经验看，这种稀释国有股、引入私人资本的行动在西欧(包括美国)就叫“私有化”，且并非像国内一些干部、“专家”希望、宣传得那么神乎其神、包治百病。“一卖就灵”、“一股就灵”，这些绝对化思维方式是违背常识的。相关政策设计者要扩大所依靠的信息基础，不要坐井观天，更不能“选择性失明”或“视野缺损”，要真正做到使全球经验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些政府干部不仅要有道路自信，也要增强国企自信。后者是前者题中应有之义。

　　第五，寻租。有人认为，国企存在腐败现象，管理人员并没有为公众谋利益。引入大量私人资本，分散股权，完善治理结构能解决这种问题。首先，几十万户国企中腐败的管理人员(而非“国企”)只是极少数人，这难以证明需要进一步在绝大部分国企广泛、大量引入私人资本的必要性。近一年来中纪委快速扩展的反腐成果说明，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这可能更多是一个政治行动和法律环境问题，而非更多是所谓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问题。其次，经济学分析和国际经验证明，国企管理者的腐败现象，属于“委托—代理关系问题的一个例证。然而，私有化过程本身的委托—代理问题却更为严重。不仅利润流(租)有风险，这些租的折现值风险更大。结果是挥霍滥用更富有刺激性。……经验表明，在私有化过程中要调控滥用行为却显得更为困难。……凭借制定规则(如竞标资质)，拍卖被人为操纵的空间是十分巨大的”[14]( 斯蒂格利茨序2)。因为，“尽管经济学逻辑表明，竞争机制是私有化的最佳方式，可是在实践中这个原理经常行不通。原因是，私有化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巨大的诱惑。……一旦这种腐败行为渗透到政府机构中，根除就变得尤为困难。” [14]( 序2)国资委一负责人也承认，“发展混合所有制……行动和措施上要考虑缜密，一步一个脚印，以免重蹈上世纪90年代的国资流失的覆辙，对全社会、对老百姓都不好交代”[9]。2014年前中石油系统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少数内部人和公务员、私人老板相互勾结，一样导致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在这之前20多年的国企股份制改制中，腐败现象一直不断。那种把分散的职工股通过各种手段变成“一股独大”经理股的腐败现象，也不是个案。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发展混合所有制、出售国企在各种各样的腐败分子看来，确实不失为是一种利用国企改革寻租的大好机会。欧美经济学家的有关分析也曾指出，这种“暴富的机会……此后绝无仅有。……机会难得，一去不再，腐败的诱惑力格外强劲” [14](2)!所以，国企改革反腐败需要加强相关政治行动。我党的领导力量是巨大的。这种政治制度优势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国企内也建有党组织，这也是中国企业治理结构中的特殊元素，需要研究如何发挥其作用。【2014年上半年，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要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王岐山明确指出，今年要把主体责任给中央国家机关、省区市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党委扛上”。】

　　第六，利益攸关方的反应。财政部门有些人会担心随着国企国有净资产的相对(或绝对)减少，国企上缴的国有净利润可能停止增长甚至下降等。社保基金的人或者担心由于国有净资产减少影响到该划转的国有资本份额减少，或者担心国企股权分散化后非国有股东对国企的影响力大大提升，影响到划转所得“国有资本”的长期赢利和安全性。国企管理层和技术人员的收入，则可能因为股权分散化改革(如“员工持股”)而明显提高，甚至还可能因企业内国有股低于50%，其工资收入等将不再受政府政策控制而大大提高【如2014年2月广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周兴挺就已经表示，广东省将出台文件规定，“除承担国家政策性职能、特许专营等极少数国有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均可实施资本混合。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此外，国有股权低于50%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再参照国有企业实施管理”】，从而成为“新改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之一，成为制造国有股权高度分散化的重要“内生动力”、“内部人”。但许多得到很少股份和没有得到股份的国企普通职工，包括大量劳务派遣工的劳动积极性则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其原因一是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二是企业大部分资本、净利润归非国有股东所有，国企内部的雇佣劳动关系和劳资矛盾会日益明显。这些来自体制内的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到国企股权结构分散化“改革的深化”。这些关切应当得到党、政府和国企方面的积极回应。另外，对西欧大量稀释国有股权的经济学分析也证明，这“对政府来说意味着收入减少。此外，容易导致不公平，市场化运作本身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民主政治进程也有不确定性)”[14]( 序斯蒂格利茨序7)。这种国际经验也是党、政府和国企应当注意到的。

　　第七，社会效果。如果改革出现偏差，即使国有企事业单位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改革实现了，中外私人投资者也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价格等方面发挥了更强的主导作用，那个时候中国总体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公平性能够获得明显提升吗?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一些欧洲知名经济学家在分析西欧大量稀释国有股(即“私有化”)进程之后曾提醒人们注意：“私有化问题远比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要复杂得多，也比华盛顿共识支持者们的预想更为纷繁。说得好听一点儿，其理论假设远比当初的思维更脆弱;私有化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却比他们的想象更为严重。”[14](4)

　　2020年前后，中国会消除这种来自一些欧美经济学家的担心，还是会再次在某些方面证明他们言之有理呢?

　　如何掌舵，至关重要。“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其目标应指向2014年3月5日习近平说的：“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15]而要“加强”国企，肯定不能在反对“国资一股独大”的旗帜下对国企的国资和国有净利润无原则的一味出让，反过来搞什么“国资一股独小”，甚至是顺理成章地借此消灭国企控股企业。今天谁最懂得这个道理，且能够直言无讳、横行无忌?中外资本家。君不见：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家企业都是“一股独大”，最富有的10%美国人持有的公司股票超过了全美个人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90%，中国“一股独大”的大型私企业主也在强烈要求“形成以民企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模式”[16]。这种全球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值得中国一些号称社会主义者的干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万万不能在这些资本家面前妄自菲薄、自惭形秽，将全民财富拱手相让。而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也不要掩耳盗铃，像美利坚一样搞“双重标准”。因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高兴，问题很严重”。【近期的两个负面典型是：(1)财政部反“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混改”案例。财政部批准的中信国安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由央企中信集团100%控股改为其仅持股20.9%，5家私营企业持股近80%，这完全符合财政部等公开反对“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那部分公务员的政策主张，其背后结果也让老百姓一目了然了：他们的“混改”就是要实现国有资本一股独小和私人资本(及利益)独大!看来，财政部里一些人就是不认为国有资本及净利润多一些好。他们这种带头放弃部门、国家、人民“既得利益”的“自我革命”精神堪称神奇。由此可见“华盛顿共识”对其“俘获”力度之大。(2)中石化“混改”蓄意实现股份少的非国有股东“具有较大的话语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案例。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的“混改”为了体现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合理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居然在中石化控股约70.01%的股权结构中建立了一个“中石化董事占比不到4成，人数上只比社会资本多1人。比较而言，社会资本也将具有较大的话语权”的“现代化”董事会结构。其在社会中受到的严重质疑是：其董事会成员居然是“外资居多，且董事会设置与股权占比不一致，令人生疑。混改董事会组成不按股权占比分配，可导致经营管理权失控的严重风险，特别是外资可通过经营权控制财产权，以小控大，这就意味着国家战略产业被私有化附庸化。”(昆仑岩语)当然，右派为此欢欣鼓舞，曰，此乃“中石化混改新意”，是“重大突破”，是央企等国企“混改的最大看点”。另外，近期这两家央企的“混改”还都被质疑是否存在国有资产被低估、流失的问题，其公开性和透明度也受到质疑。但是，有关方面并没有对这些质疑做出认真的回答，我行我素。看来，如真以此为先例去展开下一步改革，随着国企“混改”高潮的出现，有关争论的高潮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并会产生空前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这是为政者不希望出现的。如某领导就曾经表示，不希望再次引发“国退民进”、国资流失等大争论。当然，从政治学、新闻学的角度说，政府要控制媒体乃至网络争论不费吹灰之力，易如反掌。但是，如果国企改革日趋混乱，如果瓜分国企、国资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平及腐败现象日益加剧，此情此景之下的民心向背、社会潮流涌动，政府也能够操控吗?《元史》有言：“人心向背之机 ，间不容发，一或失之，噬脐无及。”】

　　《老子》第七十七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