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所谓左派，有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他们站民族立场，但未必站无产阶级立场。两者可兼得吗？不可兼得。

所谓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是个利益共同体的认同表现。什么时候本民族是个利益共同体？在经济上说，是本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远强于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生产联系本身就天然地把本民族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在文化上说，本民族有共同地域，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状态。这些共同生活和生产联合长久形成的上层建筑也把本民族攥成了一团。

有生产联系但未能形成共同文化的，即便生产联系很强，但也不会引起民族主义，如前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国家内部的联系当然比国家之间更强，但它们并没有融合成一个南斯拉夫民族，那么在南斯拉夫解体的时候，就没有来挽救它的力量，而各自独立的民族都纷纷投入了欧盟的怀抱。这里就没有南斯拉夫民族的民族主义。

南斯拉夫解体后的版图

有共同文化，但未有牢固生产联系的。即便生产联系很弱，但同样会造成强烈的民族主义。如中国小农之间，生产联系并不强，但照样能在外部侵略的情况下产生民族主义。

但话说回来，毕竟生产的联系是形成共同文化的基础，假以时日，生产联系就能够弱化过去的文化对立，形成新的上层文化的建筑，变成越来越强大的文化认同。如清兵入关，引起汉族人民长达二十多年的大规模反抗，但它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稳定了下来。到清朝灭亡的时候，还有个王国维为辫子文化赴死。由此可见文化的民族对立并非根本的对立。反之，没有强有力的生产联系，原本是共同的文化，最终也要分化，文化认同越来越弱，甚至出现独立要求。如日本入侵台湾，五十多年后蒋介石又败逃台湾，在台湾被日本侵略时，台湾人民表现出的是强烈的反抗，这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当亡国奴。但在日本和国民党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经营当中，台湾人民反而形成了强烈的独立倾向——生产联系中断，一代新人换旧人。那么新人适应新时代，寻找他们的利益，就与旧人们的民族认同不是一回事了。再如中亚的东干人，原本就是陕西的伊斯兰教徒，白彦虎败退新疆之后，他们迁到了中亚，联系中断。现在也与陕西原地大大不同了。已经是个新的民族。

当民族这个生产与文化的紧密聚合体面临了外来的资本主义入侵时，首先产生的当然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保护本国的民族文化，要求本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共御外侮。这是非常合理的。在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且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时，中国的先进分子首先拿起的首先不是阶级的大旗，而是民族的大旗。此时为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谋取利益的中国人就被称作汉奸了。他们被认作为本民族的变节分子。投靠外国势力。这是个民族革命的时代。

那么本着国际主义，为什么本国被统治阶级不应当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被统治阶级联合呢？原因是这存在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困难。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主要社会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的无产阶级与中国的农民阶级不是同一个阶级，生产方式也有巨大的差别，这是根本不可能形成联合的。在半殖民地时代，民族主义是个先进的东西，它致力于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强盛，争取民族的解放，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而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都是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政府也可以说是民族的，但它解决不了半殖民地的困境——在殖民地体系内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必须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才能发展起强大的现代工业来——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蒋介石政府也是要被抛弃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个民族主义政党——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与农民阶级组成，它在诞生之初曾经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但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过于弱小，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矛盾不是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农民与地主的封建矛盾才是主要社会矛盾，也只有解决了此矛盾，劳资对立的矛盾才有基础解决。因此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脱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政党——为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这是很合理的。反而是那个坚持无产阶级性质的中国托派，则由于不能解决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又无强大的阶级基础，最终湮没无闻。

这个时代，国内是阶级矛盾，国外是民族矛盾，且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抓住了主要社会矛盾，中共与国民党两次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日本侵略。既然日本的被统治阶级与中国的被统治阶级性质不同，且根本没有生产上的联系，那么把民族利益提到第一位就是正确的。这个民族利益，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产大资本的利益，一个是共产党为代表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利益。最终中国共产党获胜，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代表的就是这两个劳动阶级的利益。毛泽东的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条件的，在当时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先进的主义。

但是时至今日，时过境迁了。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并未能保持住劳动阶级的政权。重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毛泽东的主义又被提了出来，想要成为当代劳动阶级斗争的工具。但历史条件已经大大不同了，过去的那个先进的主义，硬要放到现代社会，就已经是个落后的主义了，不能解决时代任务的主义了。

中国已经是个民族独立国家，民族解放的岁月早已过去了。经过了毛时代，中国的工业基础也已经奠定了。而此时，民族主义则转变了性质，不再是社会进步的东西，而成为社会反动的标志。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民族主义不能够再成为维护劳动阶级的工具。它如今只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就阶级矛盾来说，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那个农民阶层，现在已经趋于瓦解了。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现今中国劳动阶级的利益代表。

这个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国内外都是资本主义了。那么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了同一个利益，即无产阶级利益。国内外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了，甚至可以说国内外的生产联系同等地强大。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在70%以上，也就是对外联系程度极其地高。中国的无产阶级与国外的无产阶级在生产上已经是密切地合作，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已经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成了同一个阶级。

那么这个时代，就要讲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了，不能再谈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了。现在的民族利益，是谁的利益？它要落实下来，那么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时代统治者提的民族复兴，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强大。但这与中国的无产阶级何干？

中国无产阶级还有个与本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追求吗？没有了，本国的资产阶级盘剥甚至比国外资本家盘剥更为狠毒。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就没有了任何民族解放的进步意义，而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反动的主义了。

我们还要维护民族独立？这个时代的民族，在经济上根本是不可能独立的。民族时代已经远去。这是个全球大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我们还要支持民族解放？自纳米比亚独立，世界殖民体系彻底瓦解以来，民族解放运动就谈不上了。这个运动本身就是资产阶级主导的运动。现在全世界面临的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了。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共同体。国际资产阶级是个集团，国际无产阶级是另一个对立集团。

谁还在高唱“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是统治阶级，本国的资产阶级。但他们真的认同这一点吗？这在现在只是个商业口号，诱使本国人民购买他们的东西，为他们的利润服务。但他们的利润有一点落到中国的劳动阶级手里来吗？没有。他们的“民族利益”，就是他们的商业利益，与中国的劳动人民没有一点关系。

很多所谓的左派义愤填膺地认为中国很多领域都被外国资本控制，因此中国人当自强，应当夺回来。以此鼓吹民族利益，但夺回来，谁夺回来呢？当然就依靠光荣的民族资产阶级了，这还是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夺回来同样是资产阶级控制，不会给无产阶级一杯羹。这是资产阶级之间的争斗，其中也没有无产阶级的利益。

民族主义由此由社会进步的旗号成为社会反动的旗号，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旗号。这个主义，在半殖民时代，是各阶级共同支持的，现在只是统治阶级支持，它不再是反抗民族压迫，现在本国资产阶级强大了起来，又开始利用它来压迫其他国家的人民。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为帝国主义的扩张张目的。它的每一步扩张，都在满足本国被统治阶级的虚幻的自豪感——但这毕竟只是资产阶级利益。

当今的所谓中国左派，大部分在支持这种民族主义，是在为帝国主义摇旗呐喊。这甚至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们都还不如，起码第二国际还为工人斗争做了一部分工作。起码第二国际原则上支持民主自由。这是形左实右的主义，是在诱使中国的劳动阶级为压迫其他国家的劳动阶级叫好，是在离间中国无产阶级与各国无产阶级。

毛泽东主义的旧旗号，现在被这些无产阶级的叛徒拿来利用——比如国内阶级利益为重，国外民族利益为重，与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汉奸势力。这意味着什么？民族利益为重就是支持帝国主义扩张，与本国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否定其阶级对立。反对汉奸势力，谁是汉奸？那么当今在外企工作的工人岂不都是汉奸？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也没有自己民族的利益。试看那些民族利益为重的政党都是些什么政党？第二国际在一战中支持本国资产阶级“保卫祖国”，战后又残酷镇压工人革命。二战前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为纳粹，口号就是日耳曼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他们还是高呼着这个口号上绞刑架的。他们为博取自己民族的“生存空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共产党则执行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他们不是维护本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伸张其官僚权贵们的利益，武装入侵扩张，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至于大清洗，屠杀布尔什维克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在此过程中，本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没有得到维护，他们霸权扩张，让工人利益丧失了可能，最终国内一团糟，而这些官僚权贵又趁势把责任推给了社会主义，瓦解了苏联，自己则成为最大的获益者。

应该说，这个时代再虚伪地支持民族主义，就是走向社会民党的修正主义，就是走向法西斯主义，就是走向官僚权贵的主义。这都是背叛本国无产阶级。中国的所谓左派大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叛徒，比如要团结权贵集团，如薄等人搞反对外国资本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张宏良等人，再如在钓鱼岛事件中竭力鼓吹反对汉奸抵制日货的韩德强等人。再如极力鼓吹本朝权贵积极“援助发展中国家”，要跟这个世界政治协商的任冲昊（马前卒）等人，全都是与最反动的权贵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巨大威望，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时部分来为当代资产阶级服务。企图把毛泽东利用为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借此麻痹劳动人民。是否反对民族主义，是测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综上，民族利益本质是阶级利益的表现，民族主义曾经在历史上起过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进步作用。它帮助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地区的人民摆脱殖民体系，建立民族工业，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新时代。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则起到的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进行种族清洗的反动作用，客观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和权贵官僚阶级的利益。而当各国资本主义都普遍发展了起来，民族主义就全面地沦为了反动的作用。它不仅在阻碍着全球经济的统一，且阻碍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形成。它在资产阶级那里早已被抛弃——资产阶级是没有什么民族利益可维护的，它只有利润可维护。而无产阶级则同样没有祖国，你剥夺不了他本就没有的东西。它当今之所以能够存在，是资产阶级的刻意利用，以及生产普遍联系的情况下，文化尚未及时跟进的结果——虽然经济上已经不存在一个中华民族，但在文化上还存在，它必将在生产日益加强的过程中缓慢地消亡。认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是最重要的，倘若某种主张要求放弃自己的利益，短期的乃至长远的，去迎合另一种利益，只能维护对立阶级的利益，无论这种主张多么冠冕堂皇，无论是打着什么旗号。那么这就纯粹地是一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