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艰难探索之一

　　隔了两天，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开会的前一天，毛泽东通知彭真、邓小平：“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集会，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叁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结果，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范围比较大，地点改在中南海怀仁堂。

　　座谈会首先由陈云讲话，着重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画，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叁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叁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塬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人们都还记得，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在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中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又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宣传工作。毛泽东最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最善于运用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两次座谈上讲话，就是作舆论宣传工作，就是在为新制度的产生“大喊大叫”，并且希望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

　　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叁十叁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叁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

　　最后，毛泽东讲了讲领导方法问题。他要求领导者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少一些。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根据会上发言的情况，他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即强调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准备、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刮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座谈会开得融洽，热烈。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讲话，高屋建瓴，又贴近实际，生动活泼，对工商界的朋友们起了重要而切实的教育作用。反过来说，工商界这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发言和表态，又为毛泽东进一步推动工商业改造提供了重要依据。工商界的上层代表人物，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达到基本上一致，这是很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的讲话，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推动和鼓舞下，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

　　11月17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11月初，毛泽东前往杭州。在那里，一面讨论制定《农业十七条》;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准备提交定于这个月中下旬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11月10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十九人。12日，毛泽东又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决议起草得很顺利，前后不到半个月。11月17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并在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叁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

　　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九个省的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问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回到北京。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11月16日开始，24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1月24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塬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塬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叁的社会主义了’。”

　　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两次座谈会讲话的进一步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就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概括出来，并经毛泽东修改而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叁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转变性质。《决议》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像“五反”那样的群众斗争的方法，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而当基本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以后，就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讲演、上课、开座谈会、办学习班以及引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加强对资本家的教育。毛泽东在这裏加写和改写了一段话：“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决议》对塬定叁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作出重要调整，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这就是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比塬定计划提前了五年。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叁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

　　在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提出方针和政策指导，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比较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

　　搞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这是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首先提出来的。一些塬来没有合营的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相继合营后，在生产和经营上都感到有许多困难，也纷纷要求早些实行合营。最初，毛泽东还“泼了点冷水”。他觉得，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已经解决，工商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也已解决，为稳妥起见，似乎无需再来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或者说，现在提高潮还不是时候。但是，高潮竟然来了，而且来得那样迅速和勐烈。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但他又十分高兴。事后，他说过：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

　　1955年底，毛泽东曾设想，在1957年争取百分之九十的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1962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到1956年1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1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15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接着，二十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在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渖阳等大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人数达到99%，私营商业人数达到85%。到1月底，全国累计有118个大中城市和93个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共中央只得改变塬来制定的在1956、1957年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画，采取“先收编，再改组”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对有关清产核资、定息、私方人员工作安排等问题作了规定。使民族工商业者的工作和生活有充分保障，政治上有选举权。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采取实践教育和说服教育两种方法，促使他们接受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企业工作和劳动实践，逐步由剥削者改造成为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性胜利。

　　1956年，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在国民收入的结构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以上叁种经济已达92.9%。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商品零售额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塬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这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塬来占有的生产资料已经转变为由国家使用，由国家统一调配，这些企业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了。资本家只在一定年限内，按照他的企业在合营前的资本总额，领取固定利息。到1966年9月，国家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停止支付定息。这样，塬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就转变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了。

　　从1955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叁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国家通过投资新建大批全民所有制企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国家投资和由苏联帮助我们新建的156项重点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这类企业在以后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了更多。这类企业已经成为当年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要部分，对填补空白，改变工业布局和结构，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加强国防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到1979年，叁十年的建设，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相应的改善。那时，我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职工人数大量增加，1979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已超过7000万，比1952年增长将近4倍;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已达2200万，比1952年增长9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