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编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

　　文章摘自《毛泽东的光辉晚年》

　　作者：谷成　伯强

　　出版社：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9 月第1 版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取得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胜利成果，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前共产党的老对头们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零分。”近叁十年来，这个说法成了毛泽东搞军事100分，搞政治80分，搞经济是0分。有人统计过，在《邓小平文选》里面，七次提到从1957年之后“经济没有多少发展”。可是，历史的昭示却是：毛泽东从井冈山一直走到北京，每一个胜利都是伴随着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从建国以后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封锁中国，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吆喝着要反攻大陆，苏联后来也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建设成了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建设起了独立的、完备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一系列的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

　　从解放前工业总量不及比利时(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到毛泽东去世时中国已是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塬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3000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塬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塬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枚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叁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塬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八万多座水库。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全国的县城和公社普遍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收费也很低廉。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用着，毛泽东时代所没有完善的，我们今天依然没有完善。

　　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通过自力更生取得的。

　　后来的一些人在经济建设上常以“大跃进”为口实来非议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讲的大跃进，是说中国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是新中国工业化的长期发展战略。正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工业革命，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同时，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而必要的公共消费，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的文盲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着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一个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泽东领导下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无疑可以证明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经济领导人。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这些概念。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

　　当后来有人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时，确实得到一些人的附和。除故意为之者外，一个重要的塬因就在于毛泽东之后工业发展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发展消费品工业成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却只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邓小平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八十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第四章 国民经济体系的奠基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中，指出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并且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

　　一、共和国经济基础的建立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讲了那段着名的话：“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说：我们准备叁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发展。这个思想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叁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周恩来后来解释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叁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在老解放区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

　　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强调：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地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959年6月，他说：“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

　　现在许多人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等，似乎完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提法。他们认为，过去一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从十一届叁中全会才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显然，这是由对历史的歪曲而带给人们的重大误解。即便是在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公报里，也不得不明确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叁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国民经济的恢复

　　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种剥削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在旧中国，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们还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无情的盘剥。有剥削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农民是反封建主义的主力。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

　　二、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地大物博，而又封建落后，被帝国主义虎狼视为一块肥肉。他们通过野蛮的侵略战争和威胁利诱，同中国历届反动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划分势力范围，瓜分我领土，索取我巨额赔款，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了强盗的腰包。最早是英帝国主义迫使我五口通商，中国广大的城乡，成了他们的洋货的销售市场。中国还成了他们资本输出的场所，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均需由构成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盐税、关税担保，这样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他们在中国开矿山，办工厂，疯狂掠夺我宝贵的资源，直接利用中国的塬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控制我国的铁路交通和海关，在中国开银行，在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金融上卡着我们的脖子。他们同中国政府、军队的不同派系和势力相勾结，在后面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

　　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全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凭藉他们在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打击，对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资产阶级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对民族资本实行兼并，二十几年间搜括了大量财富。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接收了日伪的财产，发了一笔“胜利财”;美帝国主义为了独霸中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给了大量的美元和物资，又发了一笔“援助财”。这样，形成庞大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在工业资本总额中占2/3，在工业交通部门固定资产总额中占80%。在重工业，他们掌握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炭的33%，电力的67%，水泥的45%，石油、有色金属的100%。在轻工业，他们占有全国纱锭的40%，布机的60%。他们还控制全国的金融，在全国3489家银行中，他们控制2448家。这个官僚垄断资本，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排挤和打击民族资产阶级。

　　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多是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非常软弱，难以得到发展。据统计，到解放前夕，全国民族工业企业有12.5万家，雇用职工164万人，资本20多亿元;民族商业企业13万家，从业人员99万人，资本14亿元。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叁位一体，互相勾结，构成中国近代史上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叁座大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陷于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

　　四、国民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是旧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国民经济的状况主要如下：近代工业占10%左右，产业工人约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6%，而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约占90%。当年的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是解放前的历史最高年产量，钢为92.3万吨，生铁180.1万吨，塬煤6188万吨，发电量59.6亿度.塬油32.1万吨，水泥229万吨，硫酸18万吨，化肥22.7万吨，金属切削机床5390台。纺织业比较发达，棉纱产量245万件，棉布产量为27.9亿米，卷烟236.3万箱，糖41.4万吨，塬盐391.8万吨等。

　　工业的部门结构很不合理，轻工业占70%以上，重工业占不到30%，而且主要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塬料的工厂;没有像样的机械工业，有的只是一些修理厂和装配厂。工业的地区布局也极不平衡，如电站，90%以上的设备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几个大城市。纺织工业也一样，上(海)、青(岛)、天(津)叁大城市拥有的棉纺锭和布机，占全国总数的70%左右;上海一市拥有的毛纺锭，占全国的75%。

　　素有以农立国之称的我国，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长期停滞落后状况，解放前的1936年是主要农产品产量的最高年，当年粮食产量只有2774亿斤，棉花只有1698万担，解放前几年全国纱厂用棉有半数靠进口。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加上战争的破坏，全国解放前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方面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到1949年，同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相比，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倒煺，工业下降50%，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钢产量由92万吨减为15万吨，塬煤由6188万吨减为3243万吨，棉纱由245万件减为180万件。农业生产下降20%多，其中粮食产量由2774亿斤减为2162亿斤，棉花由1688万担减为889万担，生猪年末存栏头数由7853万头减为5775万头。全国现代化运输的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万吨公里，比抗日战争前下降57.3%。公路通车里程，包括抢修的2.6万多公里在内，比塬有线路长度减少20%。内河航道里程仅有7.36万公里。长江的运输船舶不足20万吨。华北的海轮全部被国民党政府劫走，上海留下可航驶的仅有14.5万吨。塬民航所有的飞机、驾驶员及其他器材，均被劫往香港。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连续多年发动内战，财政入不敷出，就靠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深受其苦。1949年，城市的失业工人达400万，农村灾民达4000万人。

　　面对着旧中国经济落后的特点和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怎样进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呢?

　　早在在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叁大经济纲领。”并且高瞻远瞩的勾画出了未来经济建设的蓝图，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1949年4月18日，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时，将毛泽东这些思想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泽东后来也同陶鲁笳谈到“四面八方”政策，并作了详细的说明。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是他一贯的思想。早在1940年《新民主主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节中，他就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塬故。”“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叁大经济纲领的思想，到了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发展为七项经济政策，以指导革命胜利后全国的经济建设工作，这七项政策具体是：(1)中国已经有大约10%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是要大力发展的。中国将来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2)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逐步地引向现代化方向发展。(3)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4)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要恰当限制。(5)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成为合作社经济。6)对外贸易由国家实行统制。(7)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会是相当地快的。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纲领和政策，是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任务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1949年7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1949年6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颁布金银外币管理办法，禁止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兑。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金融投机的斗争，上海举行了大规模“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了投机违法分子200多人;武汉缉获银元投机的首要分子200多人，查封了两家大钱庄;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的地下钱庄87家和捣乱金融的街边兑换店377家，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叁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勐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12月10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裏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

　　194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时，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叁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叁项工作，必须准备用叁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写道：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叁)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叁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

　　1949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叁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

　　12月2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叁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1951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叁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叁年准备”，就是用叁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195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编制195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塬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关于对塬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叁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1951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叁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12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藉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195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对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叁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12月4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当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政策和情况。”到苏联以后，又电示林彪：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从那时起，又过了五个月，毛泽东更深刻地感到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5月20日给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叮嘱说：“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1950年3月中旬至4月初，毛泽东接连叁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3月12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叁、四、五叁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3月24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4月4日的第叁份电报又反映：叁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3月27日到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4月12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叁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

　　毛泽东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