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艰难探索之二

6月1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及其他领导人谈话，毛泽东赞成提高钢指标，经研究1958年钢产量指标改为1000万吨。

　　6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一些同志开会，内部决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

　　“1070”尽管决定下来了，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些具体管事的干部提供的根据并不放心，这个指标是否能这样定，他的头脑中仍然是犹豫不决。

　　薄一波说：“当时，我对‘1070’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

　　8月30日下午，薄一波还带着一大帮人到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当面向他担保。

　　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也说可以。

　　问武汉市委书记，也可行。

　　问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他说可以。

　　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问到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然后问到冶金部长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问到薄一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四个月了，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账派。”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是他还是同意了薄一波的意见：“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那我们口袋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毛泽东做事也太难了!就是这样反复推敲定下来的指标，他还是错了。

　　1959年7月，王鹤寿在庐山会议上说：开始我们计划一九五八年搞800万吨。后来我们看到各省很积极。各省干起来啦，感到有办法，就是搞小土群，认为搞土铁没有问题，能上得去，炼钢搞小转炉。所以，后来主席问我时，我说行，上得去。因为我当时确实认为能够上得去。这个事情由我负责。我还找到林铁同志说，华东能搞600万吨，你华北条件好，更应多搞点。我确是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有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这事主要是我们缺乏经验，对问题估计不足，反映情况有片面性，应由我们负责。”

　　与一些人共事也太难了!接受他们的意见定下来的指标，最后没有完成，他们反倒说：毛泽东“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了”，“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只反右不反‘左’”，“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等等。

　　关于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也有一个逐步落实的过程：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

　　1959年1月北京会议没有改;

　　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1650万吨的指标;

　　1959年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

　　1959年5月11日，在西楼会议厅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在会上详细说明当年钢的指标只能定为1300万吨，而且要完成还得克服许多困难。

　　周恩来认为，一年时间已过去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周恩来建议先由他会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1959年6月12日到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就提出：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因此应当各抒己见，应当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周恩来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在会上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陈云建议把钢产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实事求是的。李富春、李先念也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也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泽东在两天的会议上讲了两次活，并多次插话。

　　他说：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应当说毛泽东的认识是清醒的。

　　毛泽东还说：他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

　　他强调要总结去年的经验。他认为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泽东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回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毛泽东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讲话和多次插话，表明他对去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周恩来和李富春发言时也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表示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

　　大跃进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起点，尽管它存在一些必然会有的失误，但大跃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以一笔抹杀的。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迸发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究竟创造了多少奇迹?请看——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年3月11日);

　　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年3月17日);

　　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年4月12日);

　　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年6月1日)

　　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年7月17日，9月13日武钢一号高炉出铁 );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年9月14日);

　　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8年11月28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年1月1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年1月1日);

　　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工业方面的十二个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日，北京—包头—银川—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1958年2月7日，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1月1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

　　中国尖端科学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农田水利建设，是大跃进中在农业方面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群众性运动。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作者，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世的艰苦事业。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

　　1958年11月18日，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

　　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

　　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九年，于1969年7月竣工。

　　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1961年3月17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

　　1961年12月22日，新华社报导，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重要的棉产区河北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

　　1960年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1958年，历史注定了这一年富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1958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开播;

　　1958年5月，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东风牌轿车,送往北京向党的“八大”献礼。8月设计试制成功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

　　1958年镍矿的发现，注定这里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地图上的一个醒目点;

　　1958年首都钢铁厂第一座大型高炉5号高炉建成，容积1036立方米;

　　1958年上海58-I型三轮卡车成批生产 ;

　　1958年7月，洛阳轴承厂顺利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

　　1958年，第一座年加工能力100万吨原油的兰州炼油厂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1958年开始，在北京建立了以天体物理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天文台——北京天文台;

　　1958年建立了一批新的工科院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以及一批航空学院、邮电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等相继建立;

　　1958年，抚顺建立海绵钛生产车间 ;

　　1958年，中国开始同位素地质研究 ;

　　1958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制造人造地球卫星和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设想，并着手对原子弹、导弹等尖端科技领域进行研究，这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起步;

　　1958年，以广东电影机械修配厂为基础，建立起广东电影机械厂;

　　1958年，北京手表厂建立;

　　1958年，我国在天津、杭州、武汉、重庆、西安、兰州、昆明等大城市投资新建了一批规模在2000吨左右的啤酒厂，成为我国啤酒业发展的一批骨干企业 ;

　　1958年，位于海南省儋州市西部10公里处的宝岛新村建立热作两院植物园，是中国热带农业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植物本园，被中外誉为“热带植物王国”;

　　1958年，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建立;

　　1958年，在1953年成立的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基础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建立;

　　1958年，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第一座遗址性博物馆——半坡博物馆;

　　1958年，我国水声研究开始进行;

　　1958年，开始在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 ;

　　1958年9月，天津科技大学机械基础实验中心建立;

　　1958年，昆明建立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

　　1958年，我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设计制造定点基地西飞公司建立;

　　1958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建立 ;

　　从1958年开始，在三峡坝址和周围地区建立了专用的地震监测台网;

　　1958年6月，中科院考察指定由施雅风组队并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

　　1958年，机械部电力部定点生产电站辅机的专业厂南京电站辅机厂建立 ;

　　1958年，四川省内江蜀源水轮机有限公司企业建立 ;

　　1958年，中钢集团西安重机有限公司建立 ;

　　1958年，宁夏石嘴山钢铁厂建成 ;

　　1958年，创建天津音乐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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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发展基础。离开了这些建设成就来评论大跃进的得失不是有失偏颇就是居心叵测。

　　1963年9月，毛泽东谈到我们为什么要大跃进时说：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只要我们能够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来观察和思考，我们就不难寻觅毛泽东同意乃至于推动大跃进的良苦用心及其美好初衷。

　　1964年12月13日，他又说：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大跃进，是那一代人乃至前几代人的理想和憧憬。毛泽东的大跃进顺应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潮流，顺应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和意志，是对中国快速工业化道路的可贵探索，无论它有什么样的缺陷乃至失误，无论现在什么人如何攻击，都无法磨灭它在前进中的辉煌，都无法抹灭它在人民共和国工业化道路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时下无论是谁你再发动一个“大跃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