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大跃进之前，在全国总工会的倡导下，全国工交战线已经形成了技术革新的热潮。 这场技术革新运动提高了工业机械化水平和生产能力，促进了企业管理工作的同时，创造了一批行之有效的革新成果，解决了一些生产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关键问题。 这个运动开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1959年形成群众运动，1960年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1954年1月1日重工业部发出《关于学习王崇伦首创精神的通报》。王崇伦是鞍钢机械总厂青年工人，曾先后八次改进工具，并创造了“万能工具胎”，提高了生产效率，解决了车间设备不平衡问题。按1953年定额计算，他一年内完成了四年多的工作量，产品全部是一级品。 4月15日“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在参观了这个展览会之后，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张明山等七人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在4月21日举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 1956年7月，我国第一座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试装出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我国第一座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于1956年10月建成并正式开工生产，试制成功了十几种电子管;我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也正式投产并于1956年9月9日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大跃进中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是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联系在一起的。 从元旦开始，哈尔滨和上海等城市就举办了各种技术革新展览会。上海全市各区的20多个展览会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举办专业交流、围攻关键、开训练班、大搞共产主义协作等多种活动，二十多天就有几十万职工参加 在城市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同时，农村也在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 1960年全国农村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高潮。4月16日《人民日报》就南方各地制成百万部插秧机，同时训练出大批插秧机手，实行水稻插秧技术大改革的情况做了报导。9月22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几则消息：广西各地积极推广使用耘田器，工效比脚耘提高1—2倍以上;沈阳市铁岭县各人民公社大力制造和推广社员李圣洙创造的动力万能脱谷机;云南省目前全省已生产打谷机、玉米脱粒机2620多部，深耕犁、播种机、收割机263000多件、部，各种小农具1600多万件。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社论说，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重要条件之一。农业机械化运动是一个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1960年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声势之大、发展之快完全可以和1958年搞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相比，这是1960年这个运动的特点。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很快掀起一个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高潮，从工业生产部门、基本建设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农业生产部门，迅速扩展到文化教育部门、生活服务等部门;从单个项目的革新发展到全工段、全车间、全企业以至全行业的技术改造;从工具、设备、生产方法的改革发展到产品设计的改革和原材料的技术革命，以及综合利用。据24个省区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1月到3月上旬，仅工交部门的职工就提出革新建议2530多万件，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达965万件。 《红旗》杂志1960年第十期刊登了薄一波的文章《技术革命的新形势》，文章总结了全国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几个共同特点：第一，这是全民规模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第二，这是全面性的技术改造运动;第三，这是首先使笨重体力劳动和繁杂手工操作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运动;第四，这是具有科学性的运动;第五、这是洋法和土法相结合、自力更生的运动;第六，这是不断革命的运动;第七，这是既有丰富内容、又有多种多样组织形式的运动;第八，这是同生产组织方面的革命相结合的运动;第九，这是同思想革命相结合的运动;第十，这是同文化革命相结合的运动。 许多人都知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出自毛泽东笔下，这是毛泽东为原安东(现辽宁省丹东市)机械厂自力更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而做出的重要批示。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句重要批示的背后，有着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安东机械厂是一个为抗美援朝而成立的小型机械修理厂。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工厂由军需转为民用，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工厂里的骨干工人产生了自己动手制造拖拉机的强烈愿望。厂领导非常支持他们的想法，成立了新产品试制小组。1957年1月31日，他们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工人们高兴地给它取了个富有地域色彩的名字——“鸭绿江一号”! “鸭绿江一号”是个单缸、卧式、二冲程的轮式拖拉机，行驶起来震动较大，砰砰直响，前面冒烟，后面喷土。许多人觉得它太土气，因此刚刚诞生，就遭到冷遇，被打进了“冷宫”。 1958年春天，国家计委副主任倪伟、国家计委机械局局长王光中来安东机械厂视察，看到了这台拖拉机，他们称赞工人们敢想敢干，当即决定让“鸭绿江一号”到北京参加农业机械展览会。到京后，专家们认为它既适合耕田，又适合跑运输，为我国拖拉机的造型和农机制造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数据。 4月底，展览会接近尾声，在挑选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拖拉机游行车队时，“鸭绿江一号”因外形不太美观而落选了。可是5月1日早晨4点多钟，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原来参加游行的四台拖拉机中的一台开到半路出了故障，一时又排除不了。于是“鸭绿江一号”与其他三台拖拉机，一起昂扬地驶过天安门，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58年5月3日，一同视察安东机械厂的倪伟、王光中，联名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党组书记李富春，副书记贾拓夫并计委党组写了一篇报告，叙述了这个厂的工人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试制拖拉机的经过。5月5日，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富春将这个报告转呈给毛泽东。5月18日，毛泽东看后，在报告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下了如下的批语：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注：毛泽东原来写的是“高贵者最愚蠢 卑贱者最聪明!”后又用笔勾了一下，成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感叹号到了句子的中间)。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剹(戮)的那些人……卞和献璞，三(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批语的全文，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之二十六》发给出席八届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此后，这种象征中国工人阶级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精神的拖拉机终于投入生产。而在那个年代，像安东机械厂的工人一样敢想敢干的在中华大地上比比皆是。 1958年春，《人民日报》报导了浙江省长兴县耐火器材厂的李兴发等二十二名复员军人，靠三千七百元复员费起家，勇攀科技高峰，试制成功了热电偶管等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轰动整个冶金系统的先进事迹。周恩来认为，这是个艰苦创业的好典型，值得向全党全国宣传。 毛泽东那几天正在筹备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他看了周恩来推荐的文章后，心里十分高兴。为了解详情，他让秘书找来《浙江日报》、《解放军报》上有关长兴耐火器材厂的报导文章仔细阅读。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推荐李兴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向全党同志作一次宣传介绍。毛泽东听后完全同意，并让周恩来立即通知中共浙江省委。 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李兴发经常回忆这段难忘的往事： 1958年5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兴发代表全厂职工走上大会发言席。当时，他才三十三岁。庄严肃穆的会场，令他心里不免有点儿紧张，但想到二十多位复员军人受到党和人民如此重视，就应该好好向大会汇报，向毛主席汇报。他定定神，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讲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秋天，我们二十多位南征北战的解放军战士，带着战场上的一身硝烟，先后复员回到了家乡——革命老区浙江省长兴县。家乡的山山水水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可是家乡依旧贫困的面貌又使我们转喜为忧。怎么办?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集资办厂，为国家分担困难!大伙凑齐了三千七百元复员费，借了合溪乡光耀村的一所破土地庙作为厂房，并租用了光耀陶器厂的部分窑位，到上海聘请了两位技术员，办起了长兴县荣军化工窑业厂。后来迁至县城，更名为地方国营长兴耐火器材厂……” 坐在主席台前排的毛泽东、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着李兴发的讲话，不时满意地点点头。 会场上，代表们仔细地听着李兴发的发言……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当时仪表行业使用的进口热电偶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满足不了冶金工业飞速发展的需要。试制这种耐高温的热电偶管，成为国内面临的一大科研课题。当时只有一百余名职工、刚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的长兴耐火器材厂，在上级有关科研部门的协作下，承担起热电偶管的试制任务。 热电偶管是测试高炉温度的关键部件，其技术性能除了要求不软化外，还要求急变性能特别强，而且这种管子的外形又细又长，在窑里横放、竖放都易变形，烧制难度很大。能否试制成功，说实在的，厂长没数，工人心里更是空荡荡的。专程从北京赶来的重工业部的工程师，在厂里转了几圈，也不禁摇摇头走了。 没有专家，没有数据，没有设备，就凭满腔的热情开始试制了。 两位上海师傅高德芝、邵荃章，被这些复员军人的精神感动了。他俩首先从上海仪表厂拿来几只废旧管子化验，结果表明该产品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铝。技术人员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终于做出了一批管子模坯。但氧化铝成型很困难，如何烧制，又像一只拦路虎挡在他们面前。 炎热的夏天，窑洞口的温度高达四、五十度，但大伙儿一待就是十多天。第一批横放着烧，报废了。横放不行，改竖放着烧.可又变形了。横竖都不行，就用护沙吊着烧。但用护沙后，温度却上不去，达不到急变的性能要求，还是报废了。大家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后来，只得临时在窑洞口开了个“诸葛亮会”…… 最后，大伙决定改窑，将平炉式窑膛，改成阶梯式窑膛，增大空气接触面积，减薄煤屑厚度，使温度上升。 1957年底，热电偶管终于试制成功了。经北京热工仪表研究所鉴定，该管耐高温达一千七百三十摄氏度，高于从西德进口的产品，冷热急变的性能，也比进口产品增强一倍，而价格只有进口产品的七分之一。消息传开，轰动了全国冶金系统。 1958年初，厂里又承担了一项新任务：试制玻璃纤维坩埚。当时这种坩埚全靠进口，产品技术性能要求极高，厂里要担很大的风险。但大伙信心十足地对李兴发说：外国人能做，我们也能做!” 李兴发说：“我大声讲完这句话后，毛主席激动得站了起来，亲切地挥手示意让我停一下，然后高声对会场上的人说：‘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主席洪亮的声音刚落，全场上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9年11月15日，李兴发以荣誉军人代表的身份随团出访苏联。出访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特意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见到李兴发后，笑着对他说：“你们替中国人民解放军争了光。三千七百元创办了工厂，不容易啊!全国都能有你们办厂的精神就好了。要学习你们的办厂精神。你们也要继续创造新成绩。” 当时李兴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说：好，好。”接着，李兴发向代表团再次汇报了他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科技兴厂的经过。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亲切地和代表团成员座谈。毛泽东问李兴发： “你几岁了?” “三十四岁。” “你还很年轻啊，你们办厂的都是当兵的吗?” “是的，都是当年参加新四军的。” 这时，周恩来笑着问：“你们当初是怎么想起要办耐火器材厂的?” “为祖国的钢铁建设服务。我们国家要实现机械化，需要大量钢铁。”李兴发脱口而出。 周恩来听后连连夸奖：“你们白手起家、艰苦办厂的精神和方向都很好!”接着，朱德问道：“你们厂里有几个专家?”“一个专家也没有，只是从上海请来两位技师。”李兴发如实回答。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们就是土专家嘛!” 在大跃进的年代，在毛泽东“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国造船工业充分发挥了自力更生方针的巨大威力，并且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伴随着这个时期的发展，与毛泽东相对立的另一种主张就是众所周知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不要把孙子辈的事都做了”等等，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在各个方面。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8820马力的柴油机，就是一个例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造船工业得到逐步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船用动力机械开始设计和试制一些小型船用主机，作为建造小型船舶之用。从总体上讲，船机仍落后于船体。 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上海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以及有关船舶设计部门的广大职工承担了建造我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光荣任务。 作为万吨轮心脏的主机的大马力柴油机，究竟是自行研究、设计制造，还是依靠进口?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一种意见认为，万吨轮的主机是一部大马力柴油机，技术要求很高。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制造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制造小型柴油机到制造大柴油机，也还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我国的柴油机制造工业，到1958年，才开始制造两千马力船用柴油机，在这个基础上，一下跃到制造八千多马力大型增压柴油机，是不可能的。因此，曾有人提议向国外买一台装上船再说。 而绝大多数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认为，主机是船舶的心脏，如果没有国产的主机，造船工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只是一句空话。必须下定决心，建立我国的大型柴油机制造业。 此时，有人利用职权，请来了一个外国专利商，谈判购买柴油机的专利。按照这个专利条款规定，如果买他们的图纸数据，就只能按他们的图纸资料安排生产，我国无权再在同一个工厂自行设计制造新的柴油机，也无权出口按专利生产的柴油机。而且，他们不仅以比卖给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高得多的价格对我国进行经济上的勒索，还无理提出要允许他们任意来厂检查有关的生产账目，发生争执还要服从他们的法律与仲裁。 外国专利商提出的苛刻条件，激发了我国造船工业职工为国争光的决心。参加研究设计的技术人员在缺乏数据和经验的条件下，只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主机的研究设计任务。紧接着沪东造船厂又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跳过制造非增压柴油机的阶段，试制出了大型增压柴油机，为我国柴油机制造业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1958年9月成功地完成中国第一台2000马力二冲程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的设计、试制，并装上了3000吨沿海客货船“和平59”号，在填补了中国这方面的空白的基础上，1958年下半年又开始进行中国第一台万吨远洋船主机——8820马力大缸径二冲程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7ESDZ75/160型的研制工作。 该柴油机的设计工作于1958年8月开始，由一机部、交通部船用主机技术委员会主持，在沪东造船厂党委直接领导下，组织一机部九局产品设计四室、沪东造船厂、上海船舶修造厂、上海交通大学、新中动力机厂等五个单位四十人共同合作，下厂进行设计，仅用四十八天时间就完成了图纸设计。 完成设计后，由沪东造船厂、上海船舶修造厂、新中动力机厂三个厂同时投入生产，以后由于任务变化，仅由沪东造船厂进行试制，并于1960年9月完成总装，制造周期为一年七个月。与此同时，还进行75/160单缸试验机的试制，并于1959年底试车。 1960年10月，8820马力柴油机研究工作进入性能调试阶段，至1963年三月先后完成非增压运转、一级增压试验、串联增压试验。在这段时间中暴露了较多设计、建造方面的问题，通过修整、设计改进、平台或单缸反复试验分析及整机调试，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或改善。柴油机性能指针也基本达到设计要求。 此间，8820马力柴油机的试制也如许多那个年代上马又下马的项目一样，因各种原因停顿了一段时间。 1963年3月25日到29日，试验组再次主持柴油机外特性和推进特性测试，此后工厂对柴油机进行全面返修。1964年5月25日起进行装复后性能试验，至八月底，性能参数达到第一阶段性能试验指针。1964年9月8日到28日，按国家平台鉴定试验大纲完成该阶段全部鉴定试验项目。技术工作组审查和通过性能试验报告，经各方研究，决定将主机持续功率定为8800马力。1964年11月17日开始进行柴油机耐久鉴定试验，试验前后共失败五次，直到1965年6月1日进行第6次试验时才获得成功。 鉴于8820马力柴油机已完成国家鉴定试验大纲所规定的项目，试验结果表明该机结构基本可靠，性能参数达到设计指针，主要件磨损基本良好，技术工作组通过鉴定报告，并同意首制机装船使用和后续机继续投产。该机于1965年6月装上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船“东风”号。该船于同年12月通过国家鉴定。 8820马力柴油机的研究成功，初步形成中国第一个重型低速柴油机的制造基地，不但填补了中国大缸径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这一空白，也为今后国产机的研制和国际先进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的引进生产打下坚实基础，为中国远洋船舶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跃进的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大炼钢铁，虽然后来把大炼钢铁糟蹋得一塌糊涂，可是，我们却不得不问问，大炼钢铁是什么?就是大跃进带来的工业化，科学化。历史告诉我们，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不是什么人轰起来的，而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和组织起来的，它形成了人们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思想潮流。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劫匪盗贼;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懒汉二流子;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主动性，聪明和才智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人们作到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是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火红的时代。那是一个人们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的时代：一切崇洋媚外，迷信洋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洋人的匡匡教条统统被打破;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创自己的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人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观念，凡与上述相悖的思想，被人们称为右倾保守或“左”倾冒进。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被“否定”了，但人们终究不会忘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在饱受帝国主义的百年侵略中，外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因为没有石油中国被压弯了腰。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新篇章。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1952年2月，他亲自发布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军五十七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支持石油工业建设。 1953年，毛泽东对地质部长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也把勘察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1956年2月26日，康世恩和李聚奎到中南海勤政殿汇报。听取汇报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开始，康世恩照着提纲念，毛泽东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毛泽东先问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康世恩说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地质标本，这是主要标志。毛泽东说对，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呢?康世恩说这是按照世界统一的化石标本来划分。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出露的地层，侏罗纪来自法国的一个代表地层，震旦纪来自中国南口的出露地层，等等。毛泽东听后点点头，又问石油是怎么生成的，康世恩讲了世界上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无机生成说，一是有机生成说。毛泽东问，你赞成哪一种学?康世恩说我赞成有机生成学说。毛泽东问，有机物为什么又变成石油呢?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怎么找油呢?”“什么叫构造?”康世恩拿纸边说边画，说明各种不同类型的储油构造。接着毛泽东又问原油出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号?汽油的分子式是什么样?康世恩汇报了炼油的原理和过程，写出汽油的化学分子式给毛泽东看。他还讲柴油由于含蜡多少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寒带要用低凝固点的，不然就冻结了。毛泽东说，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 如果有人撰写新中国的科普史，毛泽东与康世恩的这一段对话值得书上一笔。毛泽东深深懂得，要了解一个行业的发展状况，首先必须了解最基本的知识，所以他不厌其烦地询问地质年代如何划分、石油如何生成、怎么找油、怎么炼油等等。在具备了基本的石油知识后，毛泽东才开始询问中国的石油勘探情况和苏联石油工业发展情况。最后，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才对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指示。 当毛泽东得知西北地区、东北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都是很有希望找到石油的地区时，他说：美国人(指有些美国地质学家)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这段话语重心长，既是鼓励、期望，又是极大的鞭策。当他得知1955年天然石油年产量不足五十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资金很紧张，在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时，很有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毛泽东这些意见，成为发展石油工业的重要指导思想，它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尽快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打开石油工业的新局面，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为以后大庆油田的发现和石油会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58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李四光的地质理论指导下，乘着大跃进的强劲东风，把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被外国专家判定为“无原油”的东部地区，在东北、华北等几个大盆地展开了区域勘探。 1959年9月6日，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时值国庆十周年，这块油田因此命名为“大庆”。 1960年2月13日，石油部根据松辽盆地探井接连出油的新发现，在《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中，向中央提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一鼓作气，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大庆油田。党中央、毛泽东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这一创举。2月20日，中央下发文件，迅速批准关于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大会战的报告，指出这次大会战“对于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大的作用”，要求各地区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 大庆石油会战的进行，是中国石油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从这一年起，中国原油产量急剧增长。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之时，正值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1960年5月，在余秋里、康世恩等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三十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四万名职工，调集七万多吨器材设备，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当时的艰苦状况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几万人包括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大学教授、博士，一无房屋，二无床铺，连锅灶等生活用具也很不够。人们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有的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废弃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有的人什么都找不到，劳动了一天，夜晚干脆往野外一躺，几十个人扯一张篷布盖在身上。雨季，在帐篷、活动板房、牛棚马厩里，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雨住了，里面还在滴嗒。夜里，有些人索性挤成一堆，合顶一块雨布，坐着挨过一宿，第二天照样干。 东北地区，冬天来得早，国庆节前后就下雪，没有房子，露营是呆不下去的。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动群众，在搞勘探、搞建设、搞生产的同时，挤出时间自己动手修土房子。大家不分地位高低、职务大小，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挖土打夯，没有工具的用脚踩，建成3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就这样度过了严寒的冬天。 吃的也很困难。粮食蔬菜供应不上，就打草籽、挖野菜充饥。后来又发动职工、家属集体开荒种地、养猪等，解决生活困难。 不但生活方面艰苦，生产方面同样困难重重。几十台大钻机在草原上一下子摆开，设备不齐全、不配套，汽车、吊车数量不足，没有公路，道路泥泞，供水供电设备缺乏，工作条件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大庆人硬是团结一致、鼓足干劲、知难而上、苦干硬干，千方百计打上去、啃下来。他们采用人拉肩扛加滚杠的办法，把几万吨的设备器材从火车上卸下来，连五六十吨重的大钻机也是用这种方法，拖到几公里之外的井场上安装起来。 钻机安装好以后，水供不上来，大家就排成长队，用水桶脸盆从几百米以外的水池打水传递过来，一打就是几十吨，保证了钻井需要。 到1963年底，大庆经历三年多的艰苦会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拿下了一个大油田。大庆油田是世界上特大油田之一，探明储量为267000万吨。从见油到探明油田面积、大体算出储量仅花了一年多时间。而苏联最大、勘探速度最快的罗马什金油田，则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大致了解了油田的面积。除了勘探速度，大庆油田的打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苏联部长会议正式命名的格林尼亚功勋钻井队1960年用十一个半月时间打井31300米，而大庆油田的1202钻井队1961年只用九个半月时间就打井31746米。 二、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和大型炼油厂的第一期工程。达到年产原油几百万吨这样的生产规模，大庆油田比苏联第二大油田——杜依玛兹油田速度要快一倍。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成的大型炼油厂一期工程，同苏联设计、供应设备和帮助施工的兰州炼油厂同类工程相比，提前完工一年多，而且布局合理、用料少、质量好。 三、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油田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大庆在勘探、钻井、采油、运输、供水、仓库和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基层岗位责任制，形成了严格的正常的生产秩序。所有生产井全部做到井场无油污、井下无落物，这是许多国家在油田生产管理上也没有做到的。 四、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大庆油田在对85口探井数据、2800多块岩心样品分析资料进行大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还解决了对多油层油田分层开采、对含蜡多、凝固点高、粘度大的原油的集中和输送等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 五、经济效益好。1960年至1963年共享国家投资7.1亿元，除全部投资收回外，还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 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锻炼培养出一支有阶级觉悟、有技术素养、干劲大作风好、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便是这支队伍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 王进喜1959年在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期间，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背着个大气包，他奇怪地问别人：“背那家伙干啥?”别人告诉他：“因为没有汽油，那是烧的煤气”。听了这话，他没有再问下去。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能平静。他总感到那煤气包像千斤重担压在自己的身上，压在中国石油工人的身上。他对战友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责任。” 从北京回到大庆，王进喜更是没日没夜地干在井台上，恨不得一口气就钻出一口油井来。他哪裏是在打井?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一口口油井!他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倒在排好的钻杆上，盖件老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天下雨了，头顶雨衣不离开井场。王进喜原来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为快出油、多出油、出好油，不仅舍得吃大苦、耐大劳，而且努力学习文化、学毛泽东著作、学技术。他身边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每次到上级机关开会，他都到技术部门细心地搜集世界各国石油发展情况的资料，详细地摘录：总产量多少，按人口平均数多少，以及打井、采油的新记录、新技术等等。他仔细研究这些情况，一心想着怎样更快地把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上去。他对人说：“井没有压力喷不出油来，人没有压力就干不出好的工作来。”铁人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激励着无数人勇往直前。 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意义是重大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它的全部开发过程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的，没有任何洋人插手，而且水平达到一流。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封锁我们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中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报时，指示报纸要写点新鲜事物，报导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并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 2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讲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自豪感溢于言表;“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 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的运动。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还有什么消极方面吗?有的。有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毛泽东在与刘少奇一些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泛滥于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泽东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持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同时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并坐阵前线，指挥炮击金门，把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对付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叛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都清楚，大家心里都明白。 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这番述说，使得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严重的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严重的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资本主义狂们制造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 流逝的历史，永远的消失了，但是非却不能永远的被颠倒。 谁做的事就应该由谁负责，让我们看看历史是怎么述说的。 1958年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浮夸风到处泛滥。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一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这就是1958年钢产量指标是1070万吨，比1957年翻了一番。 会议通过的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针，其中有：1959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60年，粮食产量达到13000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5000万吨左右。到1962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至1亿吨。 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在许多战线上取得了新的成绩。1958年的粮食产量达到4000千亿斤，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2.5%;棉花产量3938万担，增产百分49.1%;钢产量(除去土钢)800万吨，增产百分之49.1%;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1957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 由于1958年定的钢指标过高，不得不大搞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给生产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大跃进运动来说，毛泽东的最大的一个失误，就是同意了1958年完成钢的生产指标1070吨。 这个“1070”的指标是怎么来的?它总不会是毛泽东在自己的头脑中幻想出来的吧。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5.8万吨。 4月15日，国家经委汇总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 5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00万吨到850万吨。 6月7日，冶金部规划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20万吨。 6月中旬，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估计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可达到900万吨。 6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上薄一波预计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900万吨。一种意见同意，另一种意见认为还可以更高一点。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