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大跃进1956年9月10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接着，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他说：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1956年9月15日，这天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共八大开幕，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还在1955年夏，国务院就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10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12月，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随后，《人民日报》1956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从1956年6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6月20日发表。这篇社论，成为1956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1956年10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针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1956年6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堤坝，挡一下水。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其中关于经济问题，他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趋势，发展是个总趋势。” 这里毛泽东从辩证法的高度阐明了前进和后退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反冒进方针问题。 过了十个月，1957年9至10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1956年夏到1957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加到784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18.4%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14.7%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增加到535万吨;煤产量从1949年的3200万吨，增加到1亿3仟1佰万吨;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6六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604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4.5%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4.3%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41.5%(1952年)提高到结束时的56.5%(1957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3.7%，英国只有百分之2.9%。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从1956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指出：“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明确提到了经济建设的两种方法问题。 八届三中全会后，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过高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在1月3日和4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1月6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主持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部分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反冒进。1月11日，他在讲话中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12日，毛泽东又在讲话中说：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1958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群众积极性没有想到。 1958年1月17日晚，毛泽东在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1958年1月19日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1958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八年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说：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大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瓧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瓧)，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光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1958年2月13日至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8日，陈云发言检查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还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是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会上，李先念和薄一波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的错误的责任。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 “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 “不要一讲缺点，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六亿人口，一千二百万党员办事，能没有一点缺点。” 可是，一些人当时虽然做了检讨但思想并没有真正通。在1978年以后，又重新翻这个案，还硬说周恩来如何挨了整、受了委屈，并以此证明毛泽东犯了二十多年的“左”倾路线错误。 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究竟是批评什么思想、什么人?究竟对了还是错了?其实，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批评的是，在1956年的条件下，有的领导同志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冒进的指导方针。到了1957年，右派进攻，抓住“反冒进”大做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一九五六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 正是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跃进”这个口号。这里，周恩来既回答了右派的进攻，也纠正了他在1956年提出反冒进的错误。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说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58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表彰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当晚，周恩来写信给毛主席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并不是反对纠正1956年计划工作中的具体错误，而是反对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反冒进的错误指导方针。也不是要反对周恩来个人，而是反对一种错误思潮。更不是什么今后只能反右倾不能反冒进。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达成了共识。经过1958年的一系列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可以说全党达成了共识。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5月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1956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5月8日、17日、20日、23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5月8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 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讲话说：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在人代去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重点是讲我们发展了辩证法，准备对付大灾难。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关于跟什么人的问题，他说：“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胡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 第二，关于世界大战问题，他说 ：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真正打怎么办?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 “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有些人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打原子战争，人类就会毁灭而说的。第一，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第二，也有战争的可能性，不能睡大觉，要准备;第三，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就打吧，打完了再建设;第四，打仗要死人，人类会不会毁灭?不会。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在毛泽东逝世后，国内一些人迎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而再地攻击毛泽东这些讲话，说什么是鼓吹战争、消灭人类，真是无耻之尤。 5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1958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 5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分别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大会上发言。 周恩来说：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方针。 这里应该特别讲一件事，就是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曾经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害怕不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除了上面所说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的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 陈云说： “从工作出发，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门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那个方针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薄一波说： “现在看得很清楚，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李先念说： “在工作中确实发生了不少缺点，甚至在一些时候一个问题上也发生过带方针的错误。往往考虑平衡和稳定多，考虑建设速度少，往往一怕发生赤字，二怕市场波动。建设事业前进当中是会发生某些供求失调现象的，看到这些一时的现象，我们就表现异常敏感，盲目叫喊紧张。当1956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了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1956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我是有责任的。幸而中央及时地作了纠正，否则，损失不知会有多大。” 这些发言还是不错的。可惜，在1978年以后，有些人又反悔了。一些“笔杆子”们推波助澜，把这些人说成当时受了多么大的委屈。难道说，中央的某些领导人都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吗? 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大中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 这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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