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艰难探索之二

　　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

　　1949年12月16日，新中国的重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钢铁工作会议。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方七十天。正是这次会议把包头列为“关内未来钢铁中心的目标之一。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第一次离开祖国到苏联访问，到苏商谈后毛泽东给中央发来电报，斯大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签属有关协议， 1950年2月24日两国政府分别在新的中苏友好互助联盟条约上签字，在这条约的基础上，在同一地点，1950年5月15日，周恩来同苏联签属了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议。

　　1951年为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开始规划我国工业蓝图，确立了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标。

　　从无到有的包钢——“一五年”计划期间，重点的工业布局，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华北，或者以及它的毗邻的地区。包头从它的宏观地理位置来看，在北京、天津这一带的腹地，在京包在线，交通比较方便，土地比较开阔，供水靠近黄河，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基于此，1953年4月24日，当时的重工业部钢铁管理局批示成立包钢筹备组，组长由钢铁管理局副局长杨维同志兼任，筹备组迎来的第一个报到者是原包钢教育处处长张宗奇。

　　包钢筹备组工作一段时间后改名为“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号召人们参与到国家重点冶金项目的建设中来。一批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在阴山脚下、昆都仑河畔的千古荒原上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孕育了包钢的诞生，结束了千里草原不产寸铁的历史，一首《草原晨曲》从此传遍全国。1954年5月1日，五四钢铁公司”的许多员工参加了由华北局组成的游行队伍，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也就是在这一天，“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更名为“重工业部钢铁管理局包头钢铁公司”，同时挂牌并启用方形铜制印章。

　　那一天，人们在天安门前非常激动，很多同志最后都说，我们一定不给毛主席丢脸，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我们决不动摇，决不给毛主席丢脸。

　　参加包钢建设的人们在天安门接受检阅不久即奔赴包头。 一下火车看到的是一片荒凉，下了火车到办事处坐的是一个驴子拉着两个木头轱辘的小车。那个时候，包头仅有现在东河区旧城那点地方。人口也只有十万左右，城市建设十分落后。

　　包钢的厂址选择每走一步可以说都是艰辛的探索。甚至周恩来、李富春等国家领导人也亲自参与包钢的厂址选定工作。包钢选址云集了全国各方面的勘测人员，有水文的，有地质的，从各方面进行考查，从呼和浩特(那时还叫绥远)车站东边的白塔起一直到西边的乌梁素海为止，选了十四个厂区，在十四个厂区中进行选择。经过反复推敲，中央财经委员会批示同意包头钢铁公司在宋家壕建厂。

　　一座现代化的钢城在荒凉之地拔地而起了。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开发建设，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49年到1957年前后八年时间，确立了辽宁在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地位。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即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东北。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还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的总体构想上，就把东北的机器生产和大工业提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位，强调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

　　辽宁的工厂、矿山由于日本和国民党的连续洗劫，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据统计，辽宁全境解放前夕，全省工业设备生产总能力只有日伪时期的20%，工人失业率达90%。鞍钢钢材的年产量比最高年产量的1943年下降了84.5%。煤炭和机械工业生产，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

　　在解放战争的日理万机中，毛泽东抓住鞍钢这个重点，做出了先从鞍钢着手、迅速恢复工业生产的战略决策。1949年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鞍山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东北工业部选派优秀干部深入鞍钢研究恢复生产方案，鞍钢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们一起昼夜抢修生产设备。鞍钢广大职工以主人的精神积极献纳器材，被传为佳话的“孟泰仓库”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同年7月，鞍钢首先修复了2号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当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即派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到鞍钢亲送“为工业中国而奋斗”的锦旗，表达了对鞍钢为实现中国工业化而奋斗的殷切希望之情。经过鞍钢广大职工不到半年的努力，到1949年末，鞍钢炼钢厂1至4号平炉，炼铁厂1、2、3号高炉，化工厂2、3、4、8、9号焦炉，以及铁矿和选矿厂相继修复投产。继鞍钢恢复生产后，辽宁的矿山、煤炭、电力、冶金、机械等行业也相继恢复了生产。抚顺煤矿的矿工们，在堆积如山的崩塌的岩石中，在积满废水的矿井和堵塞的坑道等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夜以继日地苦干，恢复了矿区的生产。1949年生产原煤204万吨，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年产量(1947年)的1.4倍。阜新、本溪、北票等地煤矿也恢复了生产。

　　在工业生产全面恢复的同时，以鞍钢为首的辽宁工业的一些重点项目还进行了改建扩建。在苏联帮助中国进行国民经济最重要部门的恢复和改造的50个工程项目中(后来逐步增加到156项)，鞍钢列于榜首。1951年12月3日，李富春亲笔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毛泽东于17日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

　　1952年2月26日，共和国工业建设史上被称为“三大工程”的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正式开工。“三大工程”建设规模宏大，技术复杂。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国各地选派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鞍钢工作，有力地加强了鞍钢生产建设的领导。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鞍钢职工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三大工程”于1953年底全部建成投产。

　　1953年12月21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这个喜讯。12月24日，毛泽东复电，电文说：“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7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

　　三大工程的开工生产，三大工程的竣工，大大增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的实力，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此前后，在1952年间动工改建扩建的还有：改建抚顺铝厂，一期工程年产原铝1.5万吨;新建阜新平安竖井，这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对使用机械化生产的现代化矿井;阜新发电厂，一期工程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扩建沈阳风动工具厂，设计年产凿岩机和气动工具2万台;扩建抚顺老虎台矿，设计年产120万吨;扩建抚顺发电厂，总装机容量达21.1万千瓦。1952年9月17日，阜新发电厂1号汽轮发电机及1号锅炉安装完毕，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半月。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辽宁的一个个工厂、一座座矿山从瘫痪中站立起来，焕发了新的生机。到1952年，全省社会总产值达76.2亿元，比1949年增长1.5倍;国民收入总额37.4亿元，比1949年增长1.4倍。全省工业总产值45.3亿元，比1949年增长2.8倍。主要产品产量：钢94.1万吨，原煤产量1176.6万吨，原油产量23.4万吨，发电量为17.3亿千瓦/小时。

　　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为我国实现由农业国逐步发展为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创造了社会条件。但是，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则是必须要先解决的问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

　　根据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的这一指导方针，我国在1953年“一五”计划时期，制定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明确了国家工业化任务和目标之后，从我国经济的基础出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把工业化建设的重点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上，并再次把战略目光投向东北特别是辽宁。

　　为发挥辽宁的工业基础优势，国家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基本上完成以鞍钢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基地的新建、改建，其中包括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和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一五”时期，国家给辽宁用于工业建设的投资为46.4亿元，占同期全国工业投资总额的18.5%;其中重工业基本建设达43.6亿元。占全省工业建设总额的94%。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绝大部分用于原有企业的改建、扩建，占全省投资总额的73.1%。重点是发展冶金、机械、化工、建材、能源(煤、电、油)等工业。在当时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辽宁占了24项，其中：

　　钢铁工业2项：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

　　有色金属工业2项：抚顺铝厂、杨家杖子钼矿;

　　煤炭工业8项：阜新新邱竖井、阜新平安竖井、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抚顺东露天煤矿、抚顺老虎台斜井、抚顺西露天煤矿、抚顺胜利斜矿、抚顺龙凤竖井;

　　电力工业3项：抚顺发电厂、阜新发电厂、大连发电厂;

　　石油工业1项：抚顺石油二厂;

　　机械工业5项：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大连造船厂;

　　国防军事工业3项：一一二厂、四一O厂、四三一厂。

　　与24项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相配套，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丹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625个，改建扩建了抚顺钢厂、大连钢厂、沈阳冶炼厂、沈阳第三机床厂、沈阳鼓风机厂、沈阳水泵厂、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机床厂、沈阳化工厂、沈阳玻璃厂、大连玻璃厂等。完成这些重点工程不但使生产能力大为提高，而且使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殖民地式的畸型的工业结构。

　　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探索我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色。毛泽东认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须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

　　1958年2月，毛泽东视察了沈阳黎明机械厂、沈阳松陵飞机制造厂、沈阳小型开关厂、抚顺煤矿和抚顺铝厂等工矿企业，期间他专门就农业问题搞调查研究，特别强调工业要支持农业：“辽宁的工业比重大，一定要把辽宁的农业搞上去!”在沈阳松陵飞机制造厂和黎明机械厂，毛泽东对厂领导说：这样大的工厂，不支持农业是没有道理的。”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曾特别指出了辽宁工业已占85%，所以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要赶快接脚，大搞农业。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为辽宁的工农业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五”结束时，辽宁基本建成了国家的重工业基地。这个重工业基地，以冶金、机械、化工、石油、煤炭、电力、建材等工业为主体，技术设备先进，布局合理。在冶金工业方面，建立了以鞍山、本溪为中心，包括抚顺、大连等地的炼铁、炼钢、无缝钢管和大型钢材制造、高级合金钢的冶炼、炼铝、炼镁等工业;在机械工业方面，建立了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新式机床制造、高效率蒸汽机车制造、冶金设备和矿山机器制造、电气设备和高压输电设备制造、船舶制造等工业;在化学工业方面，建立了分布在沈阳、大连、抚顺、锦西等地的基本化学、人造石油、合成化学以及抗生素、人造纤维等工业;在煤炭工业方面，建立了包括阜新、抚顺、本溪、北票等矿区的煤炭生产基地;在电力工业方面，建立了阜新、抚顺、大连等地的火力发电厂。这些骨干重工业和黑、吉两省的煤炭、机械、汽车制造、化工等工业结合起来，共同使东北地区成为中国最先建成的重工业基地。中国过去所没有的一些工业部门，包括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立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所需车辆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建立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

　　1950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全面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多方案对比，1951年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把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设在吉林省长春市郊。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指示。同年7月15日，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平地上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参加典礼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林枫，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以及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团的代表和苏联驻该厂的总顾问也参加了典礼。在奠基典礼上，刻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白玉基石，被安置在厂址的中心广场上。由此，工厂建设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第五师以及华东、中南地区和吉林省的各建筑公司的职工参加了土建安装施工。全国有的多家厂矿提供了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十多个工业部门为生产汽车提供了400多种协作产品，70多家工厂为该厂培训了技术工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2亿元，基本建设竣工面积75万平方米，工业建筑41.1万平方米，宿舍39.9万平方米，安装了2万台机器设备，铺设了30多公里长的铁路和8万多米长的管道，制造了上万套工艺装备。

　　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按时完成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力争三年建成投产的指示要求。1956年10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建成移交，开始了大批量生产。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经过不断建设发展，不仅为国家生产了大批汽车，而且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培养了大批人材。“一汽”建设的成功，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既能打败手握武器的强大敌人，也能够把经济上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好。

　　全面恢复和建设全国铁路、公路网络——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仍在大规模地进行，经济恢复的工作也面临严峻的形势(全国几次大的物价波动，交通不畅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尽快全面恢复全国铁路运输，便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1950年1月1日，京汉、粤汉两大铁路正式通车。至此，全国铁路除东北锦州至古北口、叶柏寿至赤峰二线，华北同蒲路的北段和华南湘桂黔铁路桂林至都匀线以外，其余所有线路均已全部修复通车。以此为标志，大陆铁路网基本恢复。

　　全国铁路网的修复是在国家财政和设备器材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修复的铁路中有3569公里破坏极重，几乎等于重建，其中还包括总延长75529米的1900多座桥梁，施工任务极其艰巨。1949年的铁路工作，不仅在修复被破坏了的原有铁路方面获得惊人成绩，同时在养路工程方面，在机务、乘务、车辆调度，以及管理、营业等方面，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同时也为新中国铁道网的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7月1日，对于四川人民来说，是一个双重的节日。数十万人民聚集在新建成的成都和重庆火车站前，同时举行“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典礼大会”。当两列披红挂绿的火车，分别从成都和重庆缓缓开动时，火车站前顿时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愿意终于实现了。

　　四川，人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有着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但却受到了交通不便的束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成了千年慨叹，三峡流水、秦岭栈道是沟通川内外的主要通道。自清末以来，四川人民就准备将铁路修进四川，并为此出过无数的钱，流过不少的血。1911年清王朝宣布将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收归国有，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统治者利用四川人民渴望发展交通、兴修铁路的迫切心情，多次搜刮人民的财富。1936年，以宋子文为首的川黔铁路公司，以5600万银元的贷款，把成渝铁路的筑路权出卖给法帝国主义。1945年，蒋介石向四川人民发出“保票”，信誓旦旦地说：“两年内保证成渝铁路通车”。然而，直到四川解放，地图上的成渝铁路，还是一条虚线。

　　西南解放以后，人民政府立即开始制订修筑成渝铁路的计划。1950年6月15日(四川解放仅半年)正式开工。当时，全国的财政经济情况还没有好转，而且在四川这样峰峦起伏的山地修铁路，要比平原地区的筑路难度增加几十倍，如京汉路和陇海路东段修1公里平均只挖填5000土石方就够了，但在成渝路修1公里平均要挖填4万多方，而且石方还占绝大多数。

　　四川的夏季炎热多雨，胸前佩带着淮海、渡江、西南进军英雄纪念章的28000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扛着铁镐扁担，最早赶到工地，担任筑路的“开路先锋”，半年以后，超额完成任务胜利归队。为了解决劳力困难的问题，采用过去老解放区发动农民参加支前工作的办法，在成渝沿线动员了84000多名农民和失业工人，由各地方政府和党委负责人亲自带领参加筑路。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昆明、贵阳等地数千铁路职工和工程师远道来援。东北的钢铁、京津的机车、车辆溯长江源源而上，满载器材、糖食的汽车、船只沿着成渝公路和长江、沱江来来往往。整个工地一片热气腾腾的场面。

　　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枕木，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四川在三个行署区里有大批优质的楠木和香檀，是制造枕木的理想木材，于是在几十个县里发动了献卖木材的运动。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把最好的木材送往工地，保证了施工正常进行。成渝铁路所用的全部铁轨、鱼尾板和螺丝钉，也都是在四川当地制造的。参加筑路，以及为筑路提供服务的成渝路全体职工、军工、民工，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隆昌县瓜子岩地段的路基要穿过一条1.5公里长、6米多深的夹谷。原来谷中只能通过火车车身，按工程要求，需拓宽2.22米。施工时工人们像壁虎一样，爬在悬崖峭壁上，脚一半踏在石棱上，一半悬在空中。而在没有吊车的情况下，从这又深又窄又长的夹谷中把碎石运出去更不是一件容易事。除部分较大石块利用“绞架”吊出外，绝大部分都是由工人从矗立空中的云梯上一担一担挑了出去。有些民工手受了伤，就用肩膀去抬石块。脚受了伤，就用手撑钎子，帮别人打炮眼。工地上个人和个人进行挑战，队与队展开竞赛，工人家属也赶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人们不但苦干，更开动脑筋想办法巧干。工地上普遍建立了技术研究组，在群众中出现了许多新创造。如压引放炮法，每方石头的炸药消耗量减少了一半多。又如单人冲炮法，使开坚石冲炮眼的工效从每天8米提高到30.22米。老工程师蓝田提议改用新线，缩短了23公里铁路线路，为国家节省了150亿元(旧人民币)的材料和施工费。

　　1952年6月中旬，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部完工。它是第一条用本国器材修成的铁路，也是我国铁道史上修建最快，工程最好、用费最少的铁路。毛泽东亲笔题词表示祝贺：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成渝铁路的通车，对发展西南各地交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发展西南地区经济，改善西南人民生活，都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9月29日，天兰铁路正式建成通车。毛泽东再次亲笔题词表示祝贺：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天兰路东起天水，西至甘肃省会兰州，全长346公里。1950年5月，西北地区获得解放仅8个月，在人力、物力、财力都相当困难的条件下， 7万多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首先投入战斗，充当了开路先锋。数万工人和二万民工先后参加筑路。修建天兰铁路，工人是工程建设的主要力量，但是在解放以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还在受着封建包商的压迫和剥削。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人们一面施工，一面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的包商制度，并以原有国营施工队为骨干，全部组成了自办工程队。他们以新的面貌，以主人翁的态度投入建设。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第一工程队在开挖硬土隧道导坑中，发明了“二层三节”操作法，使挖导坑的进度最高达每天前进11.2米，创造了平均每天前进6.85米的纪录。第十二联合作业工程队，在开凿普通土质隧道导坑中，发明阶梯式二层作业法，起槽开挖法，使工作效率达到每天前进24米的最高纪录。工人们还集体创造了双重滑梯，使运料节省人力12倍。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也深入施工现场，和工人一起解决施工中的难题。另外还组织了专业化的机械工程队，使用了打桩机、挖泥机、抽水机、推土机、铲运机、水泥搅拌机、起重机、压路机、气钻、绞车、推车等机械设备，不但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劳动效率。1952年8月23日(兰州解放三周年前夕)完成了铺轨到兰州的任务，9月29日全线胜利通车，比原定计划提前了8个月。

　　天兰铁路的建成，使西北地区和全国各地区的联系密切起来了。它对于推进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改善西北地区人民生活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交通战线另一重要的胜利是康藏、青藏公路的全线通车。

　　西藏，位于祖国西南边疆、青藏高原的西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环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建国前的西藏没有公路，交通闭塞，运输全靠肩背和牲畜驮运，从拉藏到雅安的牦牛运输，一年只能往返一次，严重阻碍藏族同胞和祖国内地的联系。

　　新中国建国之初，为了统一祖国，解放西藏人民;为了沟通西藏同内地的联系，发展西藏经济;以及为了建立巩固的国防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修筑康藏、青藏两条公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专门为筑路工程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是：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的题词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从1950年4月开始动工修筑康藏、青藏两条公路。

　　这两条公路是我国筑路史上罕见的艰巨工程，路线长，自然条件非常复杂和恶劣，工程异常艰巨。然而，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筑路工程。在筑路过程中，他们经常在白雪纷飞的高原、草地，在零下20、30度、寒风凛冽、空气稀薄的高山上，铲开白雪、挖掉冻土，用绳子挂在腰间，在悬崖上打眼放炮。他们历尽艰险，顽强斗争，克服重重困难，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

　　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正式全线通车。毛泽东特为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创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基础——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了支持抗美援朝的作战，国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用大量经费向苏联购买了大批航空武器装备，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空中力量。然而，要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必须走武器装备国产化的道路。

　　1951年4月，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开始创建。在迅速恢复和扩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破旧飞机工厂的条件下，修理了大量航空武器装备，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和捍卫祖国领空的急需。50年代中期，在党和政府的指示下，开始仿造苏联航空装备。1954年7月，南昌飞机厂仿制成功苏联雅克—18型活塞式教练机，后命名为初教—5。毛泽东在同年8月1日发了贺电，指出：这在建立我国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紧接着，我国航空工业开始试制苏米格—17型战斗机的中国型歼—5，迈出了自行制造空军作战装备的第一步。

　　1956年7月19日，这是一个载入中国航空工业史册的日子，我国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进行了首飞。试飞员吴克明担任了首飞任务。这位当时末及而立之年的优秀飞行员，曾在朝鲜战场上击落过两架敌机。但驾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却是第一次，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他的心情异常激动，看着座舱里所有的标牌上标示着中文说明，胸中充满自豪之情。甚至那崭新仪表板上发出的油漆味，也使他倍感亲切。飞机起飞了，吴克明熟练地驾驶着飞机爬升到规定的高度，进入平飞状态。接着又操纵飞机作了各种飞行动作，仪表显示告诉他：一切正常。祖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象雄鹰一样，矫健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试飞证明：该机的技术性能和产品质量全部合格。9月8日，国家验收试飞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秉璋在112厂主持验收签字仪式。第二天，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参加了祝捷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的贺电，正式批准飞机投入批量生产。国防部为这种飞机命名为“56式”。1964年后改为歼—5。歼—5飞机的制造成功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走上了独立制造空军武器装备的道路。9月19日，首批生产的4架歼一5飞机交付部队使用。当年十月一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的盛大节日里，新中国首批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以雄壮的阵容，在北京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从此，人民共和国的航空工业以坚定的步伐，走向了自己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样的基础上，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了“二五”计划建议。“二五”计划确定的基本任务和规划，是鉴于“一五”计划即将完成，估计到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我国基本上能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