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深潜农村——包产到户可以休矣

　二、实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人民生活初步改善

　　吃饭问题，实质上是农业和农民问题。旧中国长期不得解决的社会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和生产分配关系，以及与此并存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方式。为此，共产党在取得革命胜利后，首先从解决社会制度问题入手，迅速有效地开展了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大变革，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并进一步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前景。

　　通过土地改革，几千年的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完全被废除，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被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农村人人都有土地，真正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对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它对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具有根本意义。从建国前后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即在全国基本完成(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国新老解放区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那真是一个让农民欢天喜地的日子!多少祖祖辈辈靠逃荒要饭为生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土地;多少给地主扛活打工的贫雇农被解放成自由独立的个体农民;多少无业游民、娼妇、乞丐、盗匪等很快消失，都分得了土地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历史上多少革命志士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目标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实现!那时人民政府建立的农村信用社还贷款给农民置办了大量新农具，大多数农户都购买和养殖了耕牛、马、驴，添置了新车辆，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真是家家户户生产忙，村村一片新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很快。到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就达3278亿斤，比1949年的2162亿斤增加了48.8%;棉花产量2607万担，比1949年的889万担增加了193.4%，都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同时林业、畜牧业和水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仅三年时间，千百年来农民逃荒要饭、流离失所、挨饿受冻的现象就从中国大地上消失。

　　土改后建立的个体农民分散的小农经济制度，虽然比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个历史进步，它一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但必须看到，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稳定、持久的。它不仅不能抵御自然灾害，而且必然产生两极分化，重蹈过去富的富、穷的穷、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历史告诉人们：一个人民共同富裕、国家统一强盛的社会是决不会在一个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不要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在农村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进一步提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生产互助组和合作社，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任务。从1953年开始，在试点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号召、示范和国家援助等方法，使农民自愿地、逐步由互助组走向农业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于1955年冬形成高潮，1956年基本完成，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96%。这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创造了使五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

　　农业合作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和面貌，结束了上千年以来农村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历史，引导农民走向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这不仅大大增强了农民团结协作的力量和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克服了当时即将出现的两极分化的倾向，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加强了工农联盟，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

　　50年代农村生产关系上的一系列变革，虽然也带来了某些社会动荡，但总体上是充满生气的，它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农村经济和人口迅速增长。到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3910亿斤，棉花产量达3280万担，分别比1952年增长20%、26%。主要农副产品产量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1957年全国人口达 64238万，比 1949年增加 1亿多人，年增长率达 23‰。这充分说明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当时，国家虽然对粮食和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但农民的口粮都能得到保证，农民对农产品仍具有很大支配权，吃饭虽然是以粗粮为主，但大多数人都能达到温饱。有些多余的农副产品还可以自由地到市场、集市上出售、交换。当时城乡市场繁荣、物价低廉，市场上粮食价格每斤只1角左右，鸡蛋3分钱一个，肉五、六角钱一斤。同时文化生活也较丰富，农村戏剧、曲艺、电影、杂技等都经常有演出。县城以上电影院、戏院门票一般就是5分至1角钱。那时各级干部作风良好、社会安定、风气纯正。基本上没有盗贼、欺诈、造假、杀人、抢劫、强奸、贪污行贿等犯罪和腐败现象，初步呈现出安居乐业的景象。被人们怀念的“50年代的好时期”就是那个时期的总体印象。

　　新中国建立仅仅七、八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正确、社会改造措施成功。这种变革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牢固基础，对推动中国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前进中的挫折——“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在新中国发展史上人们都十分看重1957年前的成就，其实那个时期的发展只是低层次、很不稳固的。这是因为，就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来说，仍是历史的、十分落后的，比解放前并未有根本改变。人们知道，落后农业的出路在于实现水利化、机械化，以及使用化肥和改良品种等，这在当时是根本谈不上的。这就注定了发展的后劲十分薄弱，更没有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遇有风浪很容易遭受挫折。

　　1958年下半年的“大跃进”，实质上是以加快发展为目的的生产技术性运动，其主观动机是积极、进步的。它反映了在“三大改造”运动完成后，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有个主导性口号是“加快发展”，可想而知，这种要求对于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岂不是更加迫切吗?

　　同时，由于1957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在胜利面前，党内一种盲目乐观、急于求成、骄傲轻率的情绪增长，有些领导干部似乎认为单靠人们的干劲和热情就能很快把经济搞上去，把社会主义建成。这更加促成了“大跃进”的产生。

　　但是动机与结果往往并不是完全相符的。“大跃进”的主要错误在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超越了现实条件。一是干部头脑发烧，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大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二是不讲实事求是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盲目实行“全民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文教”等，使工业和各项事业齐轰乱上、劳民伤财，大大损害了农业。1958年秋虽然粮食大丰产，但由于大轰隆以及劳动力过多地调出支援工业、大修水利等，使相当多的粮食、地瓜、花生等农产品没收上来，烂在了地里;由于人民公社普遍实行食堂化和集体生活方式，农民家庭的粮食储备被清空，变得一无所有，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毁坏，这样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完全失去了安全保证，因而危机很快就出现。到了1959年春就出现粮食短缺，城乡各地相继进入饥荒状态。适逢1959年至1961年不少地方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农业产量连续减产，1960年粮食产量减少到2870亿斤，比1957年少1030亿斤。这样就出现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

　　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各地党组织和干部的工作不同，各地的困难程度和持续时间长短是不同的，灾情有轻有重。有些地区农民为了求生存又重新外出逃荒要饭和弃家外流。有大量社员以糠麸、野菜、树皮等充饥，在有的地方发生饿死人的现象。

　　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党中央很快就发现，毛泽东从1958年底就开始提出纠左和批“五风”，以后反复要求各地对农民的“一平二调”必须退赔。1959年党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对开展生产救灾、注重群众生活安排、解决缺粮和渡荒等问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党中央加强了全国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拨、采取向灾区人民发放救济粮、号召开展节约用粮、调整城乡供粮标准、实行“瓜菜代”等措施;要求城乡各行业注重劳逸结合、增加休息时间等。这对于克服困难、缓解饥饿起了很大作用。

　　尤其重要的是，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某些左的错误，党中央在有关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计划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进。例如：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某些规模大的公社和大队划小;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允许社员经营小片开荒，大力发展社、队、家庭副业和畜牧业。在集体经营的同时鼓励社员搞好家庭副业和饲养，实行公私“两条腿走路”;在生产队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恢复城乡自由市场和集市贸易;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整个经济关系中确定了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号召“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都必须把支援农业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绝不做任何妨害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的事情。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上的调整和改进，使党的农村政策基本上建立在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对克服困难、恢复发展生产起了根本作用。因而到1962年中国城乡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就开始好转。

　　三年大饥荒的出现，虽然是由工作失误、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从基本方面说仍在于中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是历史的问题。它清楚说明：中国六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决不会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即可解决，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设想千百年来形成的饥饿状况会在十年时间里完全消除。搞不好，旧社会的灾难仍会重演。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

　　中国共产党认真吸收“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教训，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一贯强调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认真研究价值规律，正确处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因而使经济建设在此后再无发生大的波折。

　　四、驳右派势力对共产党的攻击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右派分子们对“大跃进”和“三年困难”的挫折如获至宝，成为他们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个难得的箭矢。他们不惜歪曲事实、夸大问题，制造了所谓“饿死3000万人”等各种谣言。在某些文痞笔下，更出现了所谓“白骨累累”、“饿殍遍野”、到处“人吃人”的景象。有些人还把那时的经危机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对于这种编造谎言、糟蹋历史的恶劣行径，一切正直的人们必须予以反驳。

　　人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饥饿及至死人现象都是不可避免的。至今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还不能消灭饿死人的现象，即使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目前还存在着少量贫穷、无家可归以及营养不良的人。在1959—1961年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10多年，有人就要求中共消灭饥饿现象这实属一种无理的责难。

　　新中国历史上关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人口数据是很不完整的，各种意见出入很大，不足采信。而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务部整理的《1949—2001年全国主要人口数据》所提供的资料及相关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中国大陆在1958—1961年的人口总数分别是 65346、66012、66207、66457万，这个数据比较贴近实际。从中看出，1959—1961年的大陆人口虽然较之1956—1958年出现了增长率显著下降、死亡率升高的情况，但总人口却仍然是增长的，即从1958年的65346万增至1961年的66457万，三年增加了1111万人，年均增长率是5.46‰。这个增长率同目前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增长幅度差不多少，但仍高于世界同期的人口增长率，尤其是大大高于解放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人口死亡率分别是14.59‰、17.91‰。14.24‰，年均是15.58‰。，总计死亡人数3095.23万人，这个数字虽然比前三年的平均死亡率11.40‰;高出千分之四，即约多死了830万人，但与同期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相比仍基本持平，即是说属于当时全世界的正常情况，而大大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20‰的死亡率。解放前民国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各年份都在25‰—33‰。之间，人均寿命不到35岁。如果以其最好的年份与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相比，后者的人口死亡率还低10‰。按此计算三年间约少死1871.67万人。根据历史资料，在1928—1931年，也是三年时间，中国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5309万，即由 47479万降到 42170万，下降幅度之大使人难以想到。而在1937年—1947年长达十年之间，中国人口又减少了2781万人。过来的人们都知道，在旧中国饿死人、冻死人完全是正常年景下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这就是说，即使在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状况仍好于旧中国，在人口死亡率上成倍降低。这难道不就是历史的真实吗?右派们有什么理由责难新中国初期饿死人的问题?

　　几十年来右派们反复不休地宣传他们所收集的“三年困难时期”某些地、县大批饿死人的材料，然而他们所谓某地饿死几十万、几百万人的数字有哪一个是根据统计而得出的?完全是一种虚夸和臆估。他们胡说全国“饿死3000万人”，而当时三年中全国总死亡人口才3000多万，如果按右派们的说法，岂不是就没有人口的正常死亡了吗?

　　对于一个有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就是在正常状况下三年死亡人数也要有二、三千万之多，例如处于正常年景的1962至1964年，据全国统计资料就死亡2322万人，那时可没有被右派们称为饿死人的记载吧!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右派们为了达到夸大饿死人数的目的，竟然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正常死亡人口统统算作饿死的。这种手法岂不是太掘劣了吧!人们知道，在食物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人口必然死亡率升高，对此如无认真、深入调查，任何人都不可能分清人究竟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很难统计出具体饿死的人数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国的右派们居然能判定出全国饿死的人有3000万，这岂不是一种骗人的事!

　　其实右派们所关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每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死亡率和人均寿命等统计数字得到综合、客观地说明。从全国统计资料看，三年困难时期虽然比50年代的其他年份人口死亡率升高，即多死了800万左右的人，但是若与解放前的正常年景相比却是少死了2000多万人，人均寿命提高了15岁左右，总人口增加了1.5亿之多，而这种变化只经过了十多年时间。难道说这不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吗?

　　右派们尽管对个别地方饿死人的现象炒得何等严重，表现得多么深恶痛绝，但仍改变不了三年中全国人口增加了1000多万的事实吧，抹杀不了比解放前死亡率成倍降低的事实吧!你们闭口不谈解放前人民的痛苦和大量饿死人的状况，对新中国的巨大进步视而不见，而唯独对“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极度夸大、编造、攻击之能事，这种做法岂不是太无说服力了吧!

　　尤其是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在“三年困难时期”尽管人们过了一段忍饥挨饿的日子，但当时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怨恨情绪吗?有“饿着肚子骂娘”的吗?有抢劫、杀人、强奸、贪污受贿等犯罪问题吗?有社会动乱、治安恶化情况吗?非但没有，社会还十分安定。在这方面人们至今回顾起来还有一种怀念之情。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事情并不奇怪，这正反映了“三年困难”所具有的实质性问题：

　　第一，当时群众生活虽然很苦，但却没有达到解放前的那种地步。刚刚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们都亲自经历过解放前的痛苦生活;那时穷人们挨饿受冻、逃荒要饭、卖儿鬻女。饿死人等是一种经常和普遍的现象，老百姓的生命从来是鸡狗不如;只有共产党来了才真正把贫穷百姓当人看。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求翻身所带来的好处广大群众在50年代都亲自感受到，新旧社会对比，孰优孰劣，人们心里很清楚。

　　第二，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好在大家都一样，社会是公平的。“不患寡就患不均”，这虽然并不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理念，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是保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的最好方式。相反，在一个财富分配不均，有人挥霍有人挨饿，吃的吃、看的看的社会里，人们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歧视和伤害决不比肚子的饥饿更容易承受。“大跃进”之后，虽然困难局面造成了，但是人们看到全国各地情况都一样，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各行各业都吃不饱饭，都同样在千方百计地渡荒、找饭吃，绝没有任何人有什么特殊，更无任何人囤积居奇。当时包括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对吃粮和生活用品限量供给，他们也同样节衣缩食，过苦日子。就是最高统帅毛泽东也曾在一段时期不吃肉，同全国人民一块承受饥饿，甚至也因营养缺乏而导致浮肿。这样，老百姓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人们生活上虽然苦，但心理上是平衡的。历史说明，中国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处于当时的困难中，假设共产党不与人民同甘共苦，假设社会上有少数人奢侈挥霍，那么老百姓能够容忍吗?社会能安定吗?不会的。

　　第三，人们清楚地看到：“大跃进”失误完全是在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中、在全党上下探索如何建设劳动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中出现的，它丝毫不带有任何权力争斗和谋私的成份。“大跃进”的失误过程是那样直接、公开、简单而又真实地袒露在广大群众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群众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当时经济形势虽然恶化，但全党全民的精神支柱并不虚弱，人们对共产党一心为公的观念没有动摇。人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形势会很快好起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右派精英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是多么的不同。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立即使生活富裕起来，再不能有贫困和饥饿。他们根本不承认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必须有一个艰苦创业过程，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高度贫穷落后、历史包袱沉重的国家，如果没有一系列社会改造和改革运动，吃饭问题是根本不能解决的。即使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完成之后，其生产力发展、生产条件的改善也要有一个历史的阶段。看与中国国情类似的一些国家吧，例如印度，到1976年人均粮食才有232公斤，人均寿命只有51岁，大大低于同期的中国，并且至今仍有3亿人口没有足够的食物，2004年孟买一个城市就有一万名儿童饿死。比较起来中国是成功的，完全称得上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右派们是一批四体不勤、脱离实际，只会坐享其成的人，他们一贯攻击“社会主义糟得很”、生活赶不上西方国家，但却不讲历史条件，不懂得好生活必须从艰苦奋斗中得来，而只想自己早早发财致富。他们关心饿死人的问题是假，梦想恢复那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是真。两种历史观、两种政治心态的对立是多么地显明啊!

　　五、六七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奇迹

　　三年的饥饿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中国六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水平落后。因而必须在加强农业基本建设上下更大功夫，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困难过后，党中央把农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领导农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发扬战天斗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开展了一场持久的以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目标的群众战争。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用了十五、六年时间，使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发生了历史的改变。

　　1、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上控制了水患，变水害为水利

　　几千年来农业都是靠天吃饭，洪涝和干旱是威胁农业安全的最大的自然灾害。为此，从50年代初，在毛泽东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号召下，就开始对一些水患严重的江河进行治理，并结合兴修水利。至60年代，各地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并逐步产生显著效果。到了7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全国江河、湖泊的治理，并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其中包括对海河、淮河、黄河、辽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不仅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除弊兴利的巨大效果。例如：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同时还建了许多水库，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 1100多万亩。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变害为利。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1977年全国各地共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建水库七万多座。例如，令人震惊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104里，灌溉面积扩大了60万亩。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不过十多年。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与之相比?这样的人类奇迹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能创造出来!

　　2、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治山改土，全面整修农田，使大部分农田实现灌浇

　　大寨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大寨的贫穷可用过去的一个民谣加以说明：“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解放后的贫穷主要是由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块。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涝，亩产只有七、八十斤。但是大寨人的骨头是硬的，他们不向贫穷低头，而是认准了向穷山恶水开战、治山改土的一条道。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硬是靠人力打石筑坝、填土造田，在山坡上造成了新的“大寨田”。这样不仅扩大了地块面积、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够保持水土，旱涝保收，亩产在当时就翻了两番，基本上摆脱了贫困。看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式的农田，谁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五、六十个劳力手凿肩抬式劳动方式建成的?他们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大坝，能够从大寨铺到北京一个来回!

　　大寨的经验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决议。“农业学大寨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

　　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治山改土、修“大寨田”、大打农业翻身仗的群众运动。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脊薄荒凉的，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绝大部分不能水浇，正常雨量下高处旱、洼地涝，好年景产量不过二百斤。很多地区盐碱现象严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这种状况正是在六、七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根本改变的。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达到了能够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经过10年多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畦田纵横、渠水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有人诅咒那个时代生活艰苦、劳动报酬低，有人诅咒那时“一大二公”、“不自由”。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奉献、创业拼搏，能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大翻身吗?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铺就了最坚实的路基。

　　3、大力发展支农工业和电业，为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提供了充分条件

　　农业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如果没有相关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贯彻党中央“调整”方针，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包括困难时期下放的一些项目也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这对农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由于大庆以及胜利、大港等许多新油田的建立，逐渐使我国石油达到基本自给，加上这时大批新煤矿的建立，这大大促进了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尤其是在70年代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笨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在70年代先后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油田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大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使中国化肥、化纤、人造棉等产量在70年代末期有了迅速增长。如：化肥产量1978年比1977年以66%的速度增长，到1979年达1065.4万吨，化肥施用量比1962年增加了12.4倍;化纤产量1979年达32.6万吨，比1965年增长550.7%;棉布产量 1979年达 121.5亿米，比 1965年增长 93.5%。这些都为80年代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充分条件。

　　70年代农机制造业发展很快。1976年又一新的大型拖拉机制造厂—山东拖拉机厂建成。到1979年，全国有拖拉机56万台，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全国大部分公社都有了拖拉机，有相当多的大队有手扶拖拉机。柴油机、播种机、粉碎机等一些农业机械也逐渐投入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1978年比1962年增加了14.5倍。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那种人拉犁子、用锨翻地的现象这时就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