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实在算不上啥新鲜事。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到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广大农村，除了个别地区土地被极少数人垄断外，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人口，一直实行的都是所谓的包产到户。

　　旧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的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组织模式。也就是说，谁家的土地谁家根据需要独自耕种。那些土地多的大户人家，自己劳力不足，就聘请雇工或租给他人耕种，自己给雇工发放一定钱粮和向佃户收取地租;更多的人家由于土地少，生产所得不能自给，就租种人家的土地或者干脆到人家家里打工，以此弥补自家钱粮的不足。租种他人土地并上交地租或者给人家打工按月按年挣来工钱和粮食的人家，就叫佃农或雇农;而把土地租给他人耕种并收取地租或者雇工到家里种地付给工钱和粮食的人家，就叫地主。在那样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模式下，不管佃农与地主，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成员，根本不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集体所有制形式存在，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都叫包产到户。这样看来，所谓的包产到户，实际就是一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传统生产模式。它在新时期的出现，是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而言的。从这一点讲，它算不得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创新举措，更不能把这当作亘古未有影响深远巨大的社会革新去大加颂赞。

　　改开三十多年，关于包产到户一说，是作为讴歌邓小平一大功绩而持久传之于报刊书籍和口头之上的。最近随着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播出，包产到户之说再次风云各大舆论顶端。剧中人物一提起包产到户，无不表情激动，双唇打颤，激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似乎大集体时的土地就是因为社会体制问题啥也不生啥也不长，一旦以包产到户的形式分解到一家一户，土地立马就肥力十足，能量迸射，天翻地覆，当年的收成就创历史最高。每当看到这些镜头的时候，心头就止不住掠过一丝不知是喜是悲还是好笑的感受。吾国之人咋就永远走不出为拔高一事不顾其他，为贬损一事也不顾其他的窠臼呢?

　　包产到户，本是人类历史上再平常再传统不过的农村劳作模式，难道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尤其在新时期的改开之后，它才神力绽放，效果尽显，让沉睡的土地开了天眼，一下子没有缘由地就多生产了粮食?一下子就解决了几千年来困扰中国农民和不少有责任心的统治者们忧心不已的温饱问题?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更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

　　一句话说到底，关于包产到户的一切说法与做法都源自对人民公这种社会生产结构的否认与批判。为什么?因为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它的一切形式都完全摒弃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模式。土地是集体的，主要农具是集体的，财富分配是依据“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的。从新中国建立之初进行的互助组、合作社开始，开国领袖们一直都在探索如何改变几千年的传统生产组织模式，把中国引入到社会主义这个亘古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轨道上。从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没有剥削，再没有压迫，再没有地主恶霸资本家了，人人共享一时尚不能完全平均分配可又基本平均分配的集体劳动成果。这才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创举，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改革与创新。可惜的是，短视的政治需要，一下子就废弃了这个原本伟大而正确的新型社会模式。一个包产到户，就把共产党付出两千万烈士生命换来的崭新社会制度化作了泡影，把已经近在咫尺的农业现代化推得遥遥无期，把原本消失殆尽的各种黑暗丑恶现象再次带入进了人们的生活，把已经当家做了主人的人民大众再次打入社会最底层，把已经消失了的少数富人精英再次请进了国家的议事决策机构，把国家大好的环境资源几乎毁灭殆尽，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大面积畏缩，国家的一切都似乎不像是共产党建国之初说的和实行的那样由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上照样是黑吃黑，黑吃白，人民大众照样重复着自己先祖们那样没有享有多少实际权利的社会待遇。

　　从严格意义上说，包产到户的做法，在一定时期对于调动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确实起到了一定刺激作用。这也迎合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心态需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缓解了当时某些地区农村粮食紧张状况。其实许多人不可能不知，文革后期，国家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已经初见成效。许多生产大队已经拥有比较先进的农业机械，像用于耕地的拖拉机，用于运输的轮胎拖拉机、手扶拖拉机等，已经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几乎每县都建了化肥厂、磷肥厂，再加上文革期间完成的完善配套水利设施，生产小队的粮食产量已经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大幅度提高。那时的广播里，每到粮食收获季节，天天都在报道各个地方的粮食增产情况。只记得常常听到播音员每每用字正腔圆的音调播放着，今年夏收或者秋收，这个地方今年的粮食产量过了黄河，那个地方的粮食产量过了长江。生产队每年分配给农民的口粮也逐年增加，许多地方的小麦口粮已由原来的每人每年八十斤、一百斤，提高到一百二十斤或者一百三十斤、一百五十斤不等。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现象，更有不少生产队在完成应上缴的公粮、留足了来年的种子和队里每年冬春两季出工所需粮食之后，队里还剩余很多粮食，于是就全队人统一口径，谁也密不外露，趁着夜深小孩子们熟睡后，再每人私分三十五十斤不等的小麦。可以说，文革后期，农村的口粮虽然较之现在差距很大，可基本上都能自给自足。根本不像有人渲染的那样有恁多外出逃荒现象。其实那些说逃荒人员多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举国上下到处都缺粮，逃荒的人外出讨要什么呢?全国都是一个社会制度，都是同样的生产组织模式，绝对没有如今这样大的区域性的贫富差别，你都没粮食吃，别的地方就有粮食吃?

　　本来四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就发出了响亮的号召，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农业现代化的提出是鉴于以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为单位的社会结构而言的。而包产到户一包就几十年，一家一户零星的小块耕作，上哪里去实现现代化?原本一大块可以进驻农业机械的耕地，由于切割成了无数小块，土地的承包者们，你要种这，他要种那，意见不统一，各自为政。即便有大型农业机械，也无力施展。况且，今天的农村土地被乱圈占乱出卖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许多村组基层组织已经名存实亡，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农民的土地前些年已经分配到家，如今俨然成了各自固定不变的私有财产。添加人口的无法增地，自然减员人口的人家不愿退地。再加上各地无节制的招商引资，软硬兼施圈占了不知多少土地。原来国家划定的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每年都在以不小的数字严重畏缩着。许多地方的农民，早已是名不副实的无地农民了。这些人为酿造出来的苦果，早晚还要国家来吞噬。

　　其实，谁都知道人民公社的道路是最具战略眼光的人类必由之路，包产到户政策是最急功近利最不具长远战略眼光的短期措施，尤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在特殊时期试用一下，缓解一下暂时的危机未尝不可。可是一经实施就不再变更，实在是忘记了共产党人自己常说的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了。当今中国，那些依然不受东西南北风干扰坚强维系着大集体组织状态的地方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千百次地警示人们，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之路，大众富裕才是共产党人正当合理的追求。你能说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走集体化道路达到的富强高度，是依靠国家明里暗里资助才发展起来的?你能说小岗村因袭传统模式的做法能是社会主义中国农村的最佳发展模式?如果说中国真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话，一家一户包产到户的体制能行吗?如果你不是在骨子里仇视广大人民群众，如果你天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者，如果你血管里不是完全留着狼的血液，如果你意识里还有一丝半毫共产党人的信仰存在，你就不应该死里活里把国家引入到财富为极少数人垄断的私有制社会里，你就不应该违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本质，一味迎合西化派把中国引向弱肉强食的西方世界模式里去。

　　已经早已困倦的包产到户，也该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矛盾与危机深潜的农村当前现实，早已在召唤一种更能适应它生存与发展的新型模式来化解它面临的危机与矛盾。即便包产到户在一定时期确实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可那种完全摒弃集体化的做法，实在和国家的社会性质大相径庭。即使是暂时的发展需要，也总该有它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不能国家的什么都在变，唯独这一点不能变。因为它实在不能再适应目前农村的现实需要了，基层政府尤其是村组两级面临的无政府状况，国家无论现象还是实质上的私有化现实，都已经在从根本上动摇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除非我们的国家确实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另寻途径，否则的话，就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排查清农村现实的基本状况，尤其要排查清楚基层政府为政的实际状况，把已经濒临危机的共和国大厦根基，动真格强力认真地巩固一下。

　　2014-9-17

　　附：

　　毛泽东时代是如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的

　　姜传岗

　　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对前一个时期，这里称为“毛泽东时代”，则颇多争议，有人认为“发展缓慢”、“共产党长期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全面正确地看待历史，本文谈谈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究竟是如何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的。

　　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个沉重历史课题

　　吃饭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需要，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正如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自然界能够提供给人类一切食物来源，但是这还取决于人们的生产能力及其社会性质。事实是：在历史上人类经常处于食物短缺的状态，始终不能摆脱饥饿的威胁。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抗争的历史。

　　在长期的历史上，人们的吃饭问题深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洪、涝、干旱、虫害以及疫病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人们在它面前无能为力，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又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执政谋私，只知道横征暴敛，不注重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劳动人民向来是食物短缺的承受者。数千年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饥饿史、苦难史，人被大批饿死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远的不说，就以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为例：那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农村土地大部分归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雇农(给地主、豪绅干活的长工、短工、佣人等)、下中农则无地或占有很少的土地。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村的收获物大部分被地主、豪绅占有，广大贫雇农、下中农经常处于缺粮或断粮状态。全国经常有数千万人靠逃荒要饭为生，过着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从那时过来的人们谁没见到过那饥民沿街乞讨、路边饿殍倒地的惨状?谁不记得那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情景?在上海滩的某个严寒的早上，环卫工人一次就清理出300多具饿死和冻死的尸体。在广大农村，每当水、旱、蝗、疫等灾害发生时，便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仅以几次大的灾害为例：

　　1928—1930年以陕甘为中心的北方八省发生大饥荒。主要是干旱，12个月无雨，夏秋无收。继而蝗、风、雪、雹、水、疫灾害又先后发生。造成难民 5000万左右，死亡人数 1000万以上。其中仅陕西省受灾死亡人数就达300多万，流离失所人口600多万，两项合计占全省人口 70%;甘肃死亡人数为230万。

　　1936—1937年四川大饥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粮食绝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军阀暴敛，地方大户、富商囤积居奇，大多民众断粮，导致灾民3700万人。很多老百姓离家四处逃生，乡间出现十室九空、饿殍载道、毙死之尸无人收拾的惨景。对这场大饥荒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有所报道，称：饥民“以树皮、草粮、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达极点”。这次灾难总死亡人数无人统计，据当时有关地方报纸报道，仅四川万源县就“人口骤减三分之一”、“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很多地方出现饥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惨状。

　　从1931年至ig49年，长江发生水灾共11次，灾民共1亿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灾就造成灾民2855万，死人14万。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的人达300一多万。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其中江西省受灾40余县;据记载“草根树皮挖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至少有260万人丧命。安徽省旱情也很严重，出现“禾苗尽枯，赤地千里”的景象。死亡人数无人统计。

　　解放前，黄河平均三年两次决口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死难人口不计其数。1933年一年决口就有 62处，受灾人口 364万人。1938年蒋介石消极抗日，亲自下命令在河南省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改道，造成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区被淹，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1000万以上。有390万人口背井离乡，有89万民众淹死和饿死。

　　1942年中原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流袭击中原。当时政府实行实物税，不断增加军粮征收，致使征收高达农民收入的30%—50%。军政高官和地主乘机囤积居奇，大幅度提高粮价，造成中原地区110个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多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病、扒火车挤踩摔轧死者无数，使河南省1000多万人口减少近半。

　　鲁西一带老一辈群众至今仍记得1941—1943年“堂邑大灾荒”的事情。当时聊城地区以堂邑为中心的四个县连续三年大旱，加以蝗虫肆虐，庄稼基本绝收。青壮年、能行动的大量离家往黄河南逃难，而老人、儿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饿死，形成方圆百里的无人区，大量尸骨无人收拾，共饿死人数约10万左右。在逃难过程中，难民饥饿难忍，发生大量弃儿卖女的事情。一些年轻姑娘和媳妇只几升高梁、谷子就被卖给了别人，有的甚至只几个窝窝头就被卖出去。其惨景使人不堪回想!

　　那真是一个灾难频繁、人民群众苦不聊生的年代!

　　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苦难不仅深刻地留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而且连当时在华工作过的西方人士也多有记述。

　　美国记者斯诺解放前曾长期在中国考察。在他的书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当时中国大饥荒的真实记载。例如：在1929年的中国北方那次大饥荒中，斯诺看到的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在内蒙古的萨拉奇，斯诺看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我目击数以千记的儿童死于饥荒”。由斯诺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诺中国》一书，其中就编发了许多当时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

　　白修德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1943年白修德到河南采访。在从潼关到洛阳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饥民处于生命垂危之中，还“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种高档菜肴。白修德在其书中称：在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灾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导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却是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腐败和失职。

　　贫困和饥饿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整个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时间里(1911—1949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1亿人，即由4.4亿增至5.4亿。其增长速度比清朝政府时期还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达29‰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超过2亿人。

　　贫困和饥饿不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高度积弱和落后，而且成为引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初，很多贫苦群众就是为了求生存、寻找吃饭生路而参加革命的。同样，共产党正是由于贫苦大众的支持才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胜利后，能否让全体中国人都有饭吃?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课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人口众多，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对了：吃饭问题向来是中国的一个大难题，历史上任何政府都不能解决它。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能否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共产党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在毛泽东领导下，建国后即投入到一场向贫困宣战的不折不挠的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