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最高境界是限制和消除资产阶级法权

杨继绳诋毁社会主义是献媚卖乖

——平等的最高境界是限制消除资产阶级法权

李甲才

2014年8月24日—9月14日

《道路 理论 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杨继绳在此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既诅咒马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又贬损毛主席继续革命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具体步骤。

“他（指毛主席）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组织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要建成这个社会，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大生产。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心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杨文第2页）。“政企不分”是杨个人强加的，两个“限制”有片面性；毛主席否定过陈伯达取消商品生产的提议，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中，既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又限制不利的一面。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把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49页）而“私有生产者”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初始阶段，“改开”中的个体户演变成资本家。

“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逐步限制其不平等的量度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为了加深理解，摘引革命导师的阐述：“马克思不仅极其正确地估计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3卷251-252页）

毛主席深入浅出：“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4号文件1976年3月）。列宁的理论则抽象些，马克思非常具体：“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革命导师阐明人类平等的最高境界是不断限制、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光明灿烂前景，无疑是对目前惊人的两极分化的警示和鞭挞。

剔除那些错误的成分外，杨对毛主席要建立的现实社会的蓝图描述还是比较准确的。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和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是要不断的扩大共产主义因素。“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指马克思的理论）向前推进”。（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187页）

杨文接下来的说法黑白颠倒、信口雌黄。“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杨文第2页）。“推向被奴役的境地”是无中生有的虚构，正是改革30多年来，新生的内外资本家剥削有理，残酷的奴役压迫打工者，把中国的人民民主、自由权利退后了一百年。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善’，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作为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杨文第2-3页）

杨不乏嘲讽，所谓的善恶也是有阶级性的。“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完全是献媚卖乖的歪理谬论。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工人在不同单位工作，农民有人民公社，那来被奴役之实，真正被奴役的是私有制社会的（打工者）雇佣工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压制的只是资本主义同其观念。社会主义是革命先驱根据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克服其固有的矛盾，如经济危机、失业，人民处于悲惨地位而设计的消灭地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压迫人民的新型社会，首次从经济结构上制止了人性恶，也使不劳而获者变成自食其力。

 “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试图改变人性（思想）”，没有违背天下为公的良善祈盼，而是将其从空想状态中付诸真正的社会实践。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压迫、失业、黑社会、黄、赌、毒、拐卖人口、弱肉强食、唯利是图，弘扬了人类最为优良的美德，也就是解放人类本身被私有制社会淹没了几千年克己奉公的人性。

“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寓含冷嘲热讽。“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鲁迅：《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1932年4月20日）世界观不同认识也就不一样，在得胜者们拍手称快中社会主义将从地狱底里重新涌现。

“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是极权制度”，资产阶级从社会主义诞生时起咒骂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几千年私有制社会把无数人置于不平等的苦难贫困的两极分化的生存状态中，不是极权？资本主义极剥削压迫的永存之权。走资派放弃了社会主义，自然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应有的权威，使“极权”的污水泼向社会主义。恢复了“人性”的“改开搞”，才使毛主席时代绝迹的社会弊端一一再现并泛滥成灾。相信杨对“东莞扫黄”不会充耳未闻吧？

“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是因为资产阶级极权镇压的结果，难道人类社会能永恒在资本主义的状态中？这些都是旧的社会制度卫道士的腔调。把人类社会妄图永远框死在资本主义的模式里，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多样性规律。

自从列斯毛逝世之后，共产党内一些所谓的领导人只知一些马列毛主义的皮毛，当然不可能用这个理论指导规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不懂得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不可能展望、揭示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途径，只能是开历史倒车，搞反革命修正主义。苏东中均如此，继绳自然只能拾些旧的反共反社者的牙慧，误当时髦。社会更新换代有时间表吗？资本主义没有消亡的期限？就让他们为旧社会唱赞歌去吧！一时止不住，人类社会海克尔认为还处在幼儿园阶段，许多把名利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人必然长不大。

“社会主义在中国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资本主义在美英法徳意日就一帆风顺？从社会主义复辟到资本主义的苏东前景光明？杨能否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从1840年以来，给了各种（道路、主张）主义以实施的机遇，均未能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唯独社会主义救了中国？

“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令毛忧虑的是，不仅刘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周围的一批人都站在刘的一边。刘少奇等人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对这些不符合他的路线的做法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不同意走他这条道路的高级干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的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革，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革命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杨文第3页）这些不是为了“改造人性”，而是改造思想，破旧立新。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进则退，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破”“止”资本主义的因素。“我们虽然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1919年10月）。背离了继续革命，社会主义也就溃败了。

杨继绳在诋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却说明了刘少奇等人的“做法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社会主义时期路线映现道路，建国前1976年后不是充分的证明了吗？蒋介石称赤祸，邓叫极左。两条道路的矛盾与斗争历来水火不容，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有时是这样，西方反共反社何时懈怠过？杨澄清了毛主席批刘不是强加的不实之词，由反毛赞资者说出，比拥护毛主席的人说出更有说服力。对“反修防修”，“斗私批修”，还是准确的领悟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意图和思想实质。

“毛泽东想按他的梦想在中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梦想一旦付之实施，‘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革，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然而，直到21世纪，中国还有人高喊‘道路自信’，真是咄咄怪事！”（杨文第3页）这段话明确表达了杨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人间地狱”是仇视的说法，同赫鲁晓夫诅咒斯大林还略逊一筹。赫等“发明”斯大林镇反杀了5000万，而杨只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此数字是那时中国6亿人的6%，平均一个百万人口的地方就是6万人，有可信度吗？也可能是尼克松书中饿死2700万人的升级版？（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1989年版第235页）好在那时的人大都还在，这是目前形势下的低档次慌言。认为“道路自信”，“真是咄咄怪事”，则显得张冠李戴，此特指“中特社”，并非毛主席主张的社会主义时期，文伤其类，指斥开同行了。

“毛泽东选择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革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共产主义的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

“文革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上打官僚集团。每一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文革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是靠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杨文第3-4页）

“政治道路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背景”，是世界上通行的社会状况，美国也妄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强迫世界各国接受，杨是此类观念“侵略渗透”下的产物。“政治贱民”是挑拨性的；“空前凶残”、“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是司空见惯的谩骂社会主义的专用名词。文革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就是要否定传统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马克思就讲了“四个决裂”。但杨文高估了文革的作用，搞一次文革并未动摇旧社会的什么！如果动摇，怎能“一夜倒退到解放前”？破四旧、批孔、批注旧小说，清理旧的文化糟粕也在改革中前功尽弃。

毛主席苦心孤诣发动文革，就是要把人民从迷惑中解放出来，由自在的群体上升到能为自己悲惨命运奋起抗争的自为阶级。不是文革而是“改开”的复旧“毒化了整个社会的心理”，只要看看、翻翻每天的电视、报刊不得不报道的五花八门的丑恶现象，就会不言而喻。

 “每一个阶层……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夸大其词，极具煽动的语义是一叶障目，把个别的特殊现象当成普遍的，放肆的渲染，都是为诽毁文革，激起对文革不甚了解人们的反感情绪。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举出一半个事例证明自己的论点，问题的关键是要从普遍的现实中做出抽象的理论思维，避免把秃陵上的一木混同成米堆中的一粒。“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官方”是贬义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只在少数人中，并未控制支持邓小平搞私有化改革的人们，也未指导像杨一类的大批人，不然，何来如此之说。真正能达到“‘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倒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踏成肉泥”是极其夸张的渲嚣。

“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强加的闭关锁国的翻版，显然缺乏常识。马列主义不是中国人的发明，“戊戌变法”没有封锁了英日式的君主立宪，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就是照搬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的美国模式，均因不合国情而失败，再故伎重演不是执迷不悟的反动派主张吗？岂能把资本主义走不通的同样错误反复重犯？特立独行的社会主义是对千篇一律的资本主义的扬弃。帝国主义从来不想让中国强大，千方百计地破坏应有的进步，太平天国起义，派洋枪队帮清政府镇压，推翻清朝搞资本主义却支持袁世凯复辟，搞成社会主义反说资本主义好，长期封锁禁运。对西方反社会主义的文化侵略理应挡在国门以外。

“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它那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让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一切，包括生命”（杨文第4页）。这段话除了“同情”以外，大都是无误的。不是“同情”，而是其阶级属性本质上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一切”，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列宁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

（评杨继绳《道路 理论 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