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

　　第三个被台独叙述利用、也为一些左翼力量误解的自然是"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是当代台独运动汲取情感资源、形塑认同政治的关键历史事件，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事件发生后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活动，尤其是"处理大纲"中有关地方自治的条款。"二二八"事件爆发后，陈仪提议成立"处理委员会"，共产党人在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介入了"处理委员会"的谈判斗争。而这些共产党人得以发挥作用的关键之一，就是刚在岛内生根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处理委员会"包含左中右各派分子。在共产党员的领导和支持下，王添灯、林日高等左派人士取得了具有临时自治政权性质的处委会领导权，迫使官方代表退出。"王添灯、林日高是完全按照地下党的方针、指示进行了斗争的。"[22]"处理大纲"第三十二条提出"地方自治"的条款，引起了不同的解释。"二二八"事件的参与者、台共党人苏新在"二二八"事件后遭国民党通缉，先逃亡上海，又于同年转往香港，并与谢雪红等人共同参与创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担任《新台湾》丛刊主编。早在1948年，他便整理台湾革命运动和"二二八"事件史料，写成《愤怒的台湾》一书。[23]作为直接参与"处理委员会"筹划的共产党人，苏新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是向国民党统治者要求自治，是为了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扩大台湾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不是为了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不能和今天的'台独'相提并论。我们说，'二•二八'是'反蒋'，蒋帮说是'叛国'，'台独'分子说是'反中国'，哪一个说法对，三十二条'处理大纲'是最好的注释。"[24]事实上，"二二八"事件爆发之后，延安《解放日报》旋即发表的《台湾自治运动》一文，也体现了中共当年的基本立场和策略："处理委员会通过的三十二条纲领是好的。应当坚决为其实现而斗争。接收蒋政府财产，供作自治运动的经费，和建立民主的政务局，作为自治机关的初步，这些都是对的。除此以外，应该立即成立军务局，把武装的人民，组成台湾人民自治的武装队伍，把广大的劳动人民武装起来，并指挥这些武装，为自卫和争取自治而奋斗。"[25]

但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变局之中，不同势力介入其中是不可避免的。2月26日，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其所提托管协定草案，并授予美国独力管理包括琉球在内的前日本殖民地的权利。[26]最初的托管构想来自开罗会议宣言，但台湾和澎湖列岛明确列入归还中国之列，即便其他被日本占领的太平洋诸岛其时也并未确定由谁托管。3月1日，台湾岛内已有关于托管问题的报道，对于当地精英而言显然会产生暗示作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构成十分复杂。3月3日下午，台北市处委会委派林宗贤、林传克、吕伯雄、骆水源、李万居赴美领事馆，要求拍发电报；同日，领事馆收到一封由141名代表、807人签名的请愿信，内容包括要求"联合国接管台湾"、"切断与中国之政经关系"等诉求。[27]台大八位学生也于同日向美国领事馆请愿支持。我们可以从美国方面的判断来说明这些现象，并证明苏新的解释。美国于1946年春在台湾设立领事馆。美国方面在战争结束前即想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海空军基地，台湾光复后的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是美国方面蓄意散播的。[28]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1947年3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电文（四六八号）中引用了台湾领事馆3月3日来电，其中说："台湾人强烈希望作为中国国民，但相信如果当前政府采取军事手段，或不能满足从三月十日起要讨论的政府改革之要求，他们将抗拒政府。他们将以不同程度抗拒所有由大陆上强加于台湾的非代表性权威政府。重大的经济脱序将难免，负责任的各部门担心继续不稳定会引来共产主义。"事实上，并非因为台湾人要求脱离中国（电文中明确说"台湾人强烈希望作为中国国民"），而正是由于担心长官公署的暴力手段会引发台湾民众倾向于"共产主义"，领事馆才建议："在严肃考虑后，领事馆认定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美国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联合国介入，以阻止政府军队一旦在台北被放纵的屠杀之灾难，而军队之获放手行事，在三月三日看来是立即的可能。美国的声望很高，而台湾人深切希望美国介入，他们相信在目前日本享有法律主权地位的情况下，向南京交涉及联合国直接干预是合理之举。如此，政府可能在大陆上情况困难之际，藉此机会解脱严重和持续的军事负担。中国可以确保在台湾回复到一个台湾人享有大幅权利的负责任之中国政府时，有中国参加的联合国临时政府会中止。台湾人假设联合国的控制，还是以美国人为主。他们经常表明渴望民主的政治训练，也期望最后台湾政府由台湾人自己组成，在中央政府代表台湾。非如此，在台湾发生内战是最可能的替代局面。"[29]

美国方面确曾劝告蒋介石不要对台动兵，但目的并非民主，而是试图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夺取对台控制权。这也可以从3月7日陈仪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证实："此次事件有美国人参与，反动分子时与美领事馆往来，美领事已发表种种无理由的反对政府言论，反动分子目前最大诡计是使台湾兵力愈单薄愈好。职三次广播对暴动事件从宽处置，对政治问题，省府切实容纳本省人，县市长可民选，多数人民均甚满意。但反动分子又造谣言，谓台人既毁击杀伤外省人很多，政府必不会如此宽大......至美国大使馆方面，请其通知台湾领事，为顾及国际信誉，勿为台湾反动分子所惑。"[30]国民党当局对于美国的图谋心知肚明，却不敢公然抗拒，只能将人民起义归结为共产党的阴谋。3月18日，蒋经国在致电蒋介石中说："新美派（指亲美派）──林茂生、廖文毅与副领事Kerr，请美供给枪枝及Money,美允Money,Cal. Daw来, Kerr调有关。......独立派──新华民主国10/3成立，总统、军司令官未定，国旗已（陈松坚警务省长）。决定八日夜暴动，七日夜有二名学生被捕，搜出密件，有准备，国军倘迟一日，不可收拾（亦幸天雨）。......奉主席命，来宣慰，除C.P.外，一概不追究，只是幼稚行为。"[31]最后一句"除C.P.（共产党的英文简称－引者注）外，一概不追究"可谓画龙点睛。电文提及的廖文毅及其兄廖文奎后来在香港组建"台湾再解放联盟"，实际上是美国中情局直接授意策划的结果。司徒雷登曾向他们表示："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值得奋斗"[32]。

将历史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修辞连缀为一脉相承的台独主张不过是掩盖或扭曲历史的方式，根本问题在于这些自治运动、独立主张发生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何种政治目的、针对哪一个政治秩序和国际关系。丘逢甲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提出的"台湾民主国"、蒋渭水等人在日据时代一度参与的文化自治运动、台湾共产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提出的"台湾独立"口号，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提出的高度自治主张，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有机部分，也是中国革命及民族解放运动的独特方面。1920年代至1940年代成长起来的台湾共产主义者在"二二八"之后都认识到了这点。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苏新断言："台湾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台湾解放问题是绝不能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分开。必须站在中国革命的一边，台湾才能解放。""离开'中国革命'而另找台湾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33]今天，台湾和中国大陆发生了深刻的社会转变，重复旧的道路已经不再可能，但针对新的发展、探寻新的政治以克服"内战冷战双重构造"，不正需要重新探索、思考以承续先贤的传统吗？

就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运动远远地越出了欧洲工人运动的范围。因此，第三国际建立伊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就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后移至莫斯科举行。列宁在会前发表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在后一个报告中，列宁指出必须"把被压迫民族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来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相对立，这种虚伪性蒙蔽着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34]。提纲特别要求熟悉情况的人对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各地经验提出补充，并在第11条指出必须"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必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样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35]1935年，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分析了法西斯上台的原因，提出建立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广泛的人民阵线的主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便是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给予充分肯定。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提出执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政治和策略方针，并根据日益复杂的各国形势，提出应避免在各党的内部组织问题上进行一般干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的活动与其他争取民族民主解放的运动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在蓝博洲的作品中，那些共产党人的思想起点多半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密切相关。1949年之后，两岸分隔的局面与美国直接主导亚洲地区的冷战格局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一新的条件下，任何脱离对于冷战格局和美国主导的区域秩序的分析而抽象讨论主体性或独立都不过是对地区和全球霸权格局的承认。亚洲地区的冷战格局至今没有终结，但从60年代开始，两极化的构造已在持续发生变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1962年，在持续多年的内部矛盾之后，中苏论战公开化，引发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辩论。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内政策，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国际政策，正是冷战的两极化格局发生变化的枢纽之一；而在台湾，由于日本在"日美安保协定"框架下侵占钓鱼岛，终于引发了以台湾的海外留学生为主的"保钓运动"。这场运动不仅针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对钓鱼岛的侵占，而且锋芒所向，直指美国主导的、以《美日安保条约》等冷战协定为标志的区域秩序。这是两岸冷战格局发生变动的开端。

在《幌马车之歌》第二乐章，作者引用锺理和的《原乡人》中的一段话，突出了"原乡人的血"说法：

父亲叙述中国时，那口吻就和一个人在叙述从前显赫而没落的舅舅家，带了两份嘲笑，三份尊敬，五份叹息。因而这里就有不满，有骄傲，有伤感。他们衷心愿见舅舅家强盛，但现实的舅舅却令他们伤心，我常常听见他们叹息："原乡！原乡！"

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二哥〔锺浩東〕如此，我亦没有例外。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是一个朴素的表述。在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中，这一对于"原乡"的说法很容易被简化为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民族论述。但人们忘记了锺理和表述的复杂性："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为什么他在谈论"原乡"时又说"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乡"是一个更为古老的、基本的范畴，对于"乡"的情感与民族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却可能转化为新的政治。锺浩东的生命史勾连起丘逢甲、蒋渭水、丘念台、共产党人的斗争以及与之同辈的台湾志士，他们中没有一个因"省籍"问题而陷入政治纠葛，且无一例外地投身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如果要用简略的语句描述二十世纪的这场悲壮的斗争，也许没有什么比"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更能恰当地概括这一时代的精神了。这三句话用"要独立"、"要解放"、"要革命"来表述国家、民族、人民，也显示国家、民族和人民并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能动的政治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每一个方面都以其他两个方面为前提。或许，锺理和的这个句子之所以能够打动蓝博洲和许多同道者，是因为他的朴素表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张志忠、锺浩东从抗日、反专制暴政，到最终走向左倾的道路，其实也正是这一历史脉络的延伸。

蓝博洲引用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语句"为了忘却的记念"作为结语的标题。时代发生了变化，纪念并不是为了重蹈革命之覆辙；但"为了忘却的记念"同时表达了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那场壮烈斗争的忠诚。在二十世纪的残酷斗争中，忠诚与背叛始终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问题，张志忠、季沄、蔡孝乾、李登辉的各自道路也需要接受这个时代的政治伦理的审问。中国革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也是对一个日渐衰朽的社会进行改造的悲壮行动，对于革命的反思若抽去了这些前提，就只能转化为对于革命对立物的辩护。在后革命的时代，对于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深刻的、批判性的反思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国大陆，这一反思已经蜕变为嘲讽和唾弃，媒体上飘荡着省略了历史重量的、遮掩那个时代的腥风血雨、衰朽腐败和内外交困格局，因而也必然否定那个时代争取解放的政治进程的"民国热"。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思考台独扩张的多重历史合力，否则便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原先并不认同台独主张的社会运动逐渐完成了向台独意识形态的转向，许多本无明确政治主张的人物在新的潮流中、在各色旗帜下，一拨又一拨地成为弄潮儿。若从那场革命的视角看，背叛已经在各式装扮中成为时代的精神。这是无情的颠倒。在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如何理解忠诚与背叛？"为了忘却的记念"提出的正是这一复杂而尖锐的问题。在蓝博洲的笔下，张志忠、锺浩东的生命史勾连起的并不只是共产党人的活动，而且是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台湾现代抵抗运动的历史，其中丘逢甲、蒋渭水、杨逵、张志忠、谢雪红等不同政治背景的人物与台湾普通大众一道构成了历史运动的谱系。"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36]1933年鲁迅是这么说的，如今蓝博洲也是这样想的。

忠诚总是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归，如"记起他们"、"再说他们"，但每一次"记起"和"再说"必定包含了新的内容，正如锺浩东、张志忠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形势而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择一样。忠诚不是盲目的信任，而是价值判断的根源。在今天，台湾岛内两党政治的常规化、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双战"条件下形成的霸权构造，但新的形势对内战以来国共两党主导对话的历史格局形成了重大冲击。伴随着两岸经济关系和文化交往的深化，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互动、更为广泛的对话，并形成共同奋斗的目标，以超越内战冷战的遗产，是必然的选择。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面临难以克服的危机的时刻，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形成的政治制度深陷"代表性断裂"危机的时刻，是作为热战与冷战遗产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刻。这也正是"记起"、"再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遗产的时刻。"记起"、"再说"并非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创造两岸关系的新格局提供灵感与力量。对于那些以（被迫地）失去历史为起点的一代人而言，"为了忘却的记念"或许是为未来而重塑记忆的最后的契机罢。

作者近三十年如一日地发掘这些被遗忘的精魂，不正是通过"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重新提出关于未来的愿景吗？

                2014年6月22日凌晨初稿、25日凌晨修订、28日定稿

鸣谢：本文初稿完成后，得到几位朋友的热心批评和建议。邱士杰先生不但帮助核订了文中涉及一些史实，还热心地为我影印了在京较难查找的一份文献。在此对邱士杰先生和其他友人提供的帮助深表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1] 《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规定所有出版物在发行时必须检送省保安司令部（后改为警备总部及地方警察局）检查，禁书包括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茅盾、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及左翼思想著作。

[2] 陈映真："一九五○年后，在东西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构造'下，在美国武装介入台湾海峡的条件下，台湾和中国本部分离......历史地看来，这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与中国反控制斗争的力学关系的结果。"参看陈映真：《台湾史琐论》，《历史月刊》(台北)，1996年10月号，第50页。

[3] 陈映真也借鉴了韩国知识界为描述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而创制的概念"分断体制"，但不是全盘接受。用白乐晴的话说，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理解南北韩这两个不同'体制'（亦即两组社会机构）如何复杂地在与彼此的奇妙缠结之中自我再生产"。"分断体制理论的前提是，若我们把南北韩的两个'体制'孤立起来看，或将自己局限在'体制'这个字的两种面向上而已（亦即只有作为世界体系和两韩各自的体制），那么朝鲜半岛上的分断情况就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在这座分断半岛上的现实，牵涉到南北韩之间某种程度上的互相依赖及对立，此外还有外国势力的持续影响。"（白乐晴：《使超克分断体制运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见罗小茗编《制造"国民"》第一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白乐晴关于南北韩两个不同的"体制"在相互纠缠中自我再生产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朝鲜半岛的格局不同于两岸关系，也不建议在两岸关系的意义上使用分断体制概念，理由是"分断"和"体制"这两个概念都易引起误解：一、围绕两岸关系的国际承认体制不同于南北朝鲜；二、两岸人民日常生活形态的共同性远远高于其差异；三、两岸分隔是双战构造的绵延及后冷战秩序的巩固，但远未体制化。实际上陈映真本人亦未简单移用"分断体制"概念。在《一个"新史观"的破绽》（《海峡评论》82期，1997年10月号）等文中，他更常将"分断"（而非"分断体制"）直接同"国家"或"民族"之类的概念相联系，比方"分断祖国"、"分断民族"、"两岸分断"。

[4] "今天，追悼会场上悬挂着一千零十一个名字。其间有我們的亲人，有我們的僚友，也有生前互不相识的名字。有三分之二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台湾本地人，也有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的大陆同胞。"参看：林书扬：《五〇年代政治案件殉难者春季追悼大会声明（1995年4月2日）》，《林书扬文集》，第二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年，第144页。另据台湾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截至2013年的统计，戒严时期的政治死刑犯名单为1061人。

[5] 陈映真：《在白色恐怖历史的证人席上发言──序王欢先生<烈火的青春>》，王欢：《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证言》，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陈映真在为蓝博洲《幌马车之歌》所写的序言《美国帝国主义和台湾反共扑杀运动》中说："美国支持国民党在一九五○年韩战爆发以后以迄一九五四年，在台湾进行持续性、广泛而残酷的政治扑杀运动......杀害了四千至五千个本省和外省的'共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也将同样数目的人投入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另据谢聪敏估算，戒严时期的被捕人数为29407人；而按王升的说法，处死人数占被捕人数的15%，即4500人左右。参看：陶涵：《台湾现代化的推手--蒋经国传》，林添贵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29－230页。

[6] 比方1964年，彭明敏与谢聪敏、魏廷朝共同起草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以及1977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所谓《人权宣言》。

[7] 这里没有篇幅全面讨论中美关系的改变对于亚洲区域关系的影响，也不能深入讨论这一改变对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和人民要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中美关系的改变带动了中日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变，而这一区域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武装斗争也明显因此遭遇挫折并走向终结。中美关系的改变为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提供了条件，由于国际承认关系的改变，国民党的合法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在内政上做出妥协，并逐渐地向本土化方向发展。

[8] 当然不是没有例外。早期党外运动包含某些社会主义成分，故其中一些人对新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1976年苏新之女苏庆黎主编《夏潮》(China Tide)，在戒严时期后期公然开启"左翼"的思想路线，其策略之一就是"出土"被遗忘的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 陈明忠是支持《夏潮》创刊的灵魂人物，他在"二二八"事件时参加"二七部队"敢死队，白色恐怖时期被捕入狱，刑期十年；1976年又以通共、阴谋叛乱（策反岛内政治人物黄顺兴潜赴大陆）等罪被判死刑，后经海外保钓等组织的救援改判15年，1987年保外就医。陈映真等参与了该刊的编撰活动。蓝博洲中学时期受到《夏潮》"左翼"启蒙，后来亦曾任夏潮联合会会长。

[9] 该条约涉及范围为台湾及澎湖列岛，而不包括台湾当局实际治理的金门、乌丘、马祖、东引、东沙和南沙群岛。1979年美国以国内法形式颁布的《与台湾关系法》第15条也继承了《美中（指蒋政权）共同防御条约》的上述范围。

[10] 许介鳞：《日本殖民统治赞美论总批判》，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06年，第17页；王国璠：《台湾抗日史》，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78年,第327页。又，陈绍馨在《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根据日本当局编著的台湾死亡统计报告，以1937年为例，发现台湾人的死亡率超过旅台日人死亡率的二倍以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36－38页。）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牺牲数字，伴随新台湾史研究的兴起，也出现了以"实证"方式递减牺牲数字的现象。这里尤其需要思考的不仅是数字本身，而是新的数据之争隐含的倾向和立场。

[11] 一生依违在左右之间的蒋渭水，最终接纳了第三国际的阶级立场及其"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理论，因此把"第三期"以及"无产阶级的胜利迫在眉睫"这类文字写入遗言。但因"无产阶级"一语过于敏感，故蒋渭水遗言在其逝世之后屡遭窜改，蒋渭水晚年左倾的真相长期遭到遮蔽。蒋渭水遗言的各种版本可参看周颖君（韩嘉玲）：《哪一个是蒋渭水真正的遗嘱》，《海峡》（台北），第3期，1987年，第28－30页。

[12] "华夷变态"一语源自日本江户时代儒学者林春胜、林信笃所编《华夷变态》(1732年)一书。这本书收录的是中日贸易的口述史料（"唐船风说书"）。在该书序文中，编者说满洲入关后，"四海之内，皆是胡服，中华文物荡然无存"，"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夷变于夷之态也。""华夷变态"在直陈中国变为夷狄的同时，还指日本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进而获得了对于中国的文化优越性。

[13] 李敖审定《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上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正文第18页。

[14] 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约14－15万人，其中40%是所谓外省人，而外省人在台湾总人口中仅占15%。参看陈明忠口述、李娜整理编辑：《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2014年，第262－263页。

[15] 参看王炳耀编，《中日战辑选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第67－71页。

[16] 《唐抚台来电并致各省（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未刻到）》，收录于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8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16页。

[17] 参看苏新《关于台独问题》，《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261－262页。

[18] 郭杰与白安娜：《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硏究·档案》，李随安与陈进盛译，台北：中央硏究院台湾史硏究所，2010，第69页。

[19] 苏新《关于台独问题》，《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第263页。

[20] 台湾共产党1928年纲领把台湾原住民排除在"台湾民族"的形成谱系之外，直至1930年雾社事件前后的《政治大纲草案》（不晚于1930年6月）以及1931年纲领之间的一系列文件，台共才开始重视争取原住民的问题。以上文件分别收录于：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社会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译，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第24－25页、第188－189页；郭杰与白安娜：《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硏究.档案》，第349页。

[21] 苏新:《关于台独问题》，《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第265-266页。

[22] 苏新：《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195页。

[23] 叶芸芸：《苏新与日据下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131页。

[24] 苏新：《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同上，第196页。

[25] 《台湾自治运动》全文参看苏新《愤怒的台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156－161页。

[26] 《美正式要求安理会托管太平洋各岛屿》，天津《大公报》1947年2月28日第三版。参看褚静涛：《美国与二二八事件》，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月，第890页。以下关于美国插手"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论述，均参看褚静涛文及其引述资料，见同上书第885－899页。

[27] 1947年3月5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 China).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429-430.

[28] 参见褚静涛：《美国与二二八事件》，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第889－892页。

[29]《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四六八号）》，王景弘编译《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密》，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3－54页。

[30]《陈仪呈蒋主席三月虞电（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96－97页。

[31]《蒋经国电》，林德龙编《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第157、159页。

[32]转引自褚静涛《美国与二二八事件》一文，见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第898页。

[33] 庄嘉农〔苏新〕：《谈台湾解放问题》，《光明报》（香港），第2卷第12期，1949年2月16日，第4－5页。

[34]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1页。

[35] 同上，第275页。

[36] 鲁迅：《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