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剧》播放以来非议较多。对那些非议，我不知可否。我只是对《邓剧》中关于包产到户的非议

　　包产到户到底是前进还是倒退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三个典型：

　　一是山东省沂源县的张家泉村和领导人朱彦夫

　　二是四川省彭县的宝山村和领导人贾正方

　　三是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和领导人刘金锁

　　先看山东省沂源县的张家泉村和领导人朱彦夫。新闻报到朱彦夫的英雄事迹如下：经历47次手术才得重生的传奇英雄;他是拖着17斤重的“铁腿”，带领乡亲们为摆脱贫困奋斗了25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他虽没上过一天学，却以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让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潸然泪下;他曾被俄罗斯《真理报》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就是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的“永远的战士”——朱彦夫。

　　1947年，14岁的朱彦夫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小战士。1950年，朱彦夫走上了抗美援朝战场，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7处重伤，经过47次手术，昏迷了93天后才苏醒过来。然而此时，朱彦夫已经没了四肢和左眼，变成穿衣、吃饭都需要人照顾的重度残疾人。

　　伤势稳定下来的朱彦夫被转入山东省荣军休养院。但倔强的他不愿意躺在功劳薄上让人伺候。四年之后，朱彦夫作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

　　1956年，朱彦夫离开荣军院，回到故乡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的张家泉村。他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自食其力。

　　朱彦夫开始像孩子那样重新学习吃饭、穿衣、喝水、排便和装卸假肢。经过无数次摔打磨练，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终于站了起来。这时他的体重只剩下50多斤。

　　重新站起来的朱彦夫赢得了父老乡亲的爱戴，回乡的第二个年头，他被选为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张家泉村，108户人家分散在6座荒山上，村里不多的土地被三条大沟分割的七零八落，吃水也要到邻村去挑，很多人常年逃荒要饭。朱彦夫上任后提出：用锄头和独轮车，向荒山和沟壑要耕地。

　　几个冬天，朱彦夫拖着17斤重的铁腿，和全村上百号劳力一起住荒山，填深沟，造梯田、修水库。

　　终于，张家泉村有了六口水井和1500米长的水渠。地和水解决了，村里人吃上了白面馒头和小米面煎饼。这时朱彦夫又提出：“山顶松树带帽、山下林果缠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爬山越岭，亲自勘察地形，规划蓝图。

　　家乡父老当初没有看错!这个身体重残的带头人和乡亲们一起，一次次改写着张家泉村的历史，150多亩旱涝保收的小平原造成了，几座荒山变成了苹果园、花椒园和桑树园，粮食亩产也提升到了上千斤，从此，这个昔日贫瘠的小山村几乎年年都迎来丰收的喜悦。

　　在战场上九死一生，退下来本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但朱彦夫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仍像战场上一样拼命。他说过，为群众做事，就是守阵地。正是有了这股拼劲，他带领群众走上致富路。战场上舍生忘死，和平年代坚韧奉献，这就是一个老战士的追求。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开展，重温老英雄的事迹，我们灵魂受到了洗礼，也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

　　感想：我看了电视广播朱彦夫的先进事迹和这篇新闻报到后，非常感动，一个四支不全的独眼龙，能带领乡亲们走上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这种一心一意为集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太伟大、太崇高、太感人了。为此，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神州出个奇英雄，无脚无手独眼龙。坐享其成他不愿，改天换地建奇功。

　　再看四川彭县的宝三村和领导人贾正方。贾正方原是地质勘探队干部，因工伤严重，眼睛也只有零点零几，病退回到四川彭县宝山村。当时宝山村也是穷乡僻壤，很穷很穷!本村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因为本村的女青年嫁到山下去了。贾正方回到家乡义务参加集体农业生产，久而久之社员就选贾正方当宝山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社员艰苦奋斗几年后，宝山村就逐渐富起来了。这时外面的许多女青年就主动到宝山村来找男青年谈恋爱了。

　　当全国声势浩大地刮起分田到户的单干风时，贾正方义无反顾地带领社员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

　　2008年地震前夕，我单位组织到宝山村旅游，我和一个同事参观一个水电站。我问一个女工人，你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

　　女工人说：一千四百多元。

　　我说：你和城里的工人工资一样了。

　　女工人说：还不一样，我们还要自己种菜。

　　我说：你比城里的工人还好，因为你吃水、吃菜都不要钱。

　　吃午饭时，我和同事问一个女老板，老板，宝山村到底好不好?

　　女老板说：他们好安逸哟!他们每月都领工资多好啊!

　　我说：你开食店也安逸嘛，生意这样好。

　　女老板说：我们只是旅游旺季才好，平时就没有他们(宝山村的社员)好了。

　　感言：一个病退的残疾人，能带领乡亲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把一个穷乡僻壤，贫穷落后的村庄变成富裕村，这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值得可歌可泣。一翻感慨万端后，我写了一段顺口溜：

　　四川彭县宝山村，英特耐尔一典型。村里公仆多奇志，共同富裕不变心。

　　不为个人为集体，不为眼前为子孙。致富不搞欺和骗，脱贫全靠工与耕。

　　披星戴月勤为本，战天斗地苦当荣。千方百计科技引，高瞻远瞩教育兴。

　　物质财富不断长，精神文明逐渐增。公共福利大家有，多劳多得按劳分。

　　不依不等人施舍，自力更生往前奔。党员精英贾正方，集体致富好榜样。

　　再看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和刘金锁。凤阳县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好的，刘金锁等人也是年青力壮的人。他1978年搞分田到户单干了26年，直到2004年沈浩去以前，小岗村还是很穷。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还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有个摁手印的“英雄”的遗孀的住房还是人民公社时修的，下雨天大落大漏，小落小漏。这与大吹大擂“中国改革第一模范村”的“金字招牌”是十分不相称的。于是有关这方面为了打肿脸冲胖子，鼓捣乖，就给小岗村涂脂抹粉，多次动员各方向小岗村“输血”，国家的顶级要人也分别先后亲自到小岗村去加油打气，并多次派干部去扶持它，媒体也大喊大叫小岗村好。但直到沈浩去以前，那里还是共同富裕不起来。

　　是什么原因使小岗村共同富裕不起来呢?以前怪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富裕不起来，后来单干“吃小锅饭”怎么还是富不起来呢?2004年那些“吃大锅饭”的农村都共同富裕了，有的还富得流油，如华西村。

　　从电视剧《永远的忠诚》看出，小岗村的问题不是“大锅饭”和“小锅饭”的问题，而是那里的人特别是那里的干部太自私自利造成的。人民公社时大家都懒，干部又多吃多占。分田单干时，有的人就把原来学校的房子占为已有。有的人把挖土机占为已有。沈浩修纪念馆时，要挂摁手印的有个“英雄”的照片，那个“英雄”要肖像钱，不然就不准挂。修路时，有个“英雄”临时把猪圈扩大，修路经过那里时要拆迁费。由于沈浩没有满足有些人的私利，那些人就千方百计想把沈浩赶走，沈浩不走，就唆使人把沈浩打伤、、、、、、。小岗村现在的模样，不是小岗村人自身改变的，而是沈浩去“打右灯往左拐”改变的。

　　所谓打右灯往左拐，就是他不敢公开改变原有的分田单干的“金字招牌”，但他要新办的事就不单干，要集体干。过去外面援助的钱基本上是分给个人，浩浩带去的伍十万元钱，那些人喜笑颜开，认为又要分钱了。沈浩就不分给个人。沈浩争取的外援也基本上不分给个人，用来办集体的事业。过去所谓一包就灵，沈浩也不搞个人承包。沈浩带去的50万元，说要修路，村里的主要干部就主动要求承包。沈浩不同意承包，要村民大家共同来修路发工资。如果承包要58万才能修好，但村民自己修只用了20多万就修好了，余下的20多万还能办更多的事。请大家思考，这是不是“打右灯往左拐”呢？

　　请大家再思考，沈浩为何要带小岗村的干部去参观华西村和大寨呢?众所周知，华西村和大赛走的是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分田单干的路。他叫大家参观华西村和大寨到底用意何在?

　　从电视剧《永远的忠诚》看出，沈浩是累死气死在小岗村的。累死大家能理解，小岗村人就说：沈浩是积劳成疾猝死的。

　　为什么说沈浩也是气死的呢?因为沈浩为集体每干一件好事都要遇到那里的人的阻力，于是就阴郁生闷气。沈浩临死前，招商引资都谈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修路了，但修路时就遇到最大的阻力，经过一家的包产田地，这家人有意捣乱，胡搅蛮缠要高价，否则就不让修。沈浩就气得很，加之招待商家，在气头上，吃饭时酒饮多了点，当晚就猝死了，死时只有45岁。

　　电视连续剧《永远的忠诚》我是全部看完的。看完后，我对沈浩十分惋惜，于是，写了一首打油诗：

　　一心一意扶“阿斗”，既累又气把命丢。学习雷锋好榜样，太可惜！鲜花插在牛粪上。

　　从以上三个村庄的实际情况充分证明：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是进步，是前进。搞分田单干是落后，是倒退。张家泉村和宝山村，是穷乡僻壤，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集体化道路就逐渐共同富裕了。而小岗村的自然条件比较好，又有外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有媒体大吹大擂和一些顶级人物先后亲自到场支持鼓励，由于走的是分田单干落后倒退的道路，始终共同富裕不起来。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当年支持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错误，是倒退。现在如果是作为总结经验教训是可以谅解的。但要把它作为功劳大讲特讲，那就是给支持搞分田单干的人们抹黑。原因是：(一)说明他们不懂历史，两千多年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个体小农经济只能产生两级分化，不可能共同富裕。(二)说明他们的目光短浅。他们没有看出当时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78年整个农村的人民公社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决定一切。当时有些生产队搞得不好，是那里的干部不好，有的干部是没有能力，有的干部是既没有能力又自私自利。小岗村的问题就是干部既没有能力又自私自利，不是人民公社不好。现在还有几千个坚持走集体共同富裕的村，那些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主要就是那里的干部不自私自利，有能力带领大家共同富裕。能够帮助把落后的生产队搞成集体富裕的先进的生产队那才算有本领。没有能力把落后的生产队搞好，就同意把它搞垮，那不算本领。(三)搞分田单干的结果使农村的生产力倒退了，因为把大田变成小田，每家人的承包田地东一点，西一点，南一点，北一点，已有的农业机械就没有用武之地变成了废铁。有的地方耕牛无法分，就把牛杀了分牛肉。人心散了，有的正在建设项目半途而废，我家的生产队正在修的一个大堰塘就停止了，已有的公共设施也无人保护维修了。因此就出现了“三农”问题。更严重地还出现了“三留”问题，即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又叫空窠老人)。那些走共同富裕的村就不存在“三农”和“三留”问题。

　　“三农”问题是经济问题，“三留”问题是社会问题。特别是有些留守儿童逐渐长大后在社会上游荡，被坏人利用就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有个娃娃16岁就偷汽车，抓到后因才16岁，教育后就放了。后来坏人就利用这个娃娃继续偷汽车，在一年之内就偷20多辆汽车。因还没有满18岁，如何处理?弄得公安局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又有一个娃娃被坏人有意把手打断让他去碰瓷。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很多。

　　取消人民公社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农村很多人无人管，到处流浪，因而酿成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

　　现在《邓剧》的编者和导演还大吹大擂包产到户是他们的世界观决定的。

　　2014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