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实在算不上啥新鲜事。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到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广大农村，除了个别地区土地被极少数人垄断外，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人口，一直实行的都是所谓的包产到户。

　　旧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的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组织模式。也就是说，谁家的土地谁家根据需要独自耕种。那些土地多的大户人家，自己劳力不足，就聘请雇工或租给他人耕种，自己给雇工发放一定钱粮和向佃户收取地租;更多的人家由于土地少，生产所得不能自给，就租种人家的土地或者干脆到人家家里打工，以此弥补自家钱粮的不足。租种他人土地并上交地租或者给人家打工按月按年挣来工钱和粮食的人家，就叫佃农或雇农;而把土地租给他人耕种并收取地租或者雇工到家里种地付给工钱和粮食的人家，就叫地主。在那样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模式下，不管佃农与地主，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成员，根本不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集体所有制形式存在，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都叫包产到户。这样看来，所谓的包产到户，实际就是一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传统生产模式。它在新时期的出现，是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而言的。从这一点讲，它算不得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创新举措，更不能把这当作亘古未有影响深远巨大的社会革新去大加颂赞。

　　改开三十多年，关于包产到户一说，是作为讴歌邓小平一大功绩而持久传之于报刊书籍和口头之上的。最近随着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播出，包产到户之说再次风云各大舆论顶端。剧中人物一提起包产到户，无不表情激动，双唇打颤，激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似乎大集体时的土地就是因为社会体制问题啥也不生啥也不长，一旦以包产到户的形式分解到一家一户，土地立马就肥力十足，能量迸射，天翻地覆，当年的收成就创历史最高。每当看到这些镜头的时候，心头就止不住掠过一丝不知是喜是悲还是好笑的感受。吾国之人咋就永远走不出为拔高一事不顾其他，为贬损一事也不顾其他的窠臼呢?

　　包产到户，本是人类历史上再平常再传统不过的农村劳作模式，难道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尤其在新时期的改开之后，它才神力绽放，效果尽显，让沉睡的土地开了天眼，一下子没有缘由地就多生产了粮食?一下子就解决了几千年来困扰中国农民和不少有责任心的统治者们忧心不已的温饱问题?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更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

　　一句话说到底，关于包产到户的一切说法与做法都源自对人民公这种社会生产结构的否认与批判。为什么?因为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它的一切形式都完全摒弃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模式。土地是集体的，主要农具是集体的，财富分配是依据“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的。从新中国建立之初进行的互助组、合作社开始，开国领袖们一直都在探索如何改变几千年的传统生产组织模式，把中国引入到社会主义这个亘古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轨道上。从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没有剥削，再没有压迫，再没有地主恶霸资本家了，人人共享一时尚不能完全平均分配可又基本平均分配的集体劳动成果。这才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创举，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改革与创新。可惜的是，短视的政治需要，一下子就废弃了这个原本伟大而正确的新型社会模式。一个包产到户，就把共产党付出两千万烈士生命换来的崭新社会制度化作了泡影，把已经近在咫尺的农业现代化推得遥遥无期，把原本消失殆尽的各种黑暗丑恶现象再次带入进了人们的生活，把已经当家做了主人的人民大众再次打入社会最底层，把已经消失了的少数富人精英再次请进了国家的议事决策机构，把国家大好的环境资源几乎毁灭殆尽，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大面积畏缩，国家的一切都似乎不像是共产党建国之初说的和实行的那样由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上照样是黑吃黑，黑吃白，人民大众照样重复着自己先祖们那样没有享有多少实际权利的社会待遇。

　　从严格意义上说，包产到户的做法，在一定时期对于调动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确实起到了一定刺激作用。这也迎合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心态需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缓解了当时某些地区农村粮食紧张状况。其实许多人不可能不知，文革后期，国家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已经初见成效。许多生产大队已经拥有比较先进的农业机械，像用于耕地的拖拉机，用于运输的轮胎拖拉机、手扶拖拉机等，已经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几乎每县都建了化肥厂、磷肥厂，再加上文革期间完成的完善配套水利设施，生产小队的粮食产量已经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大幅度提高。那时的广播里，每到粮食收获季节，天天都在报道各个地方的粮食增产情况。只记得常常听到播音员每每用字正腔圆的音调播放着，今年夏收或者秋收，这个地方今年的粮食产量过了黄河，那个地方的粮食产量过了长江。生产队每年分配给农民的口粮也逐年增加，许多地方的小麦口粮已由原来的每人每年八十斤、一百斤，提高到一百二十斤或者一百三十斤、一百五十斤不等。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现象，更有不少生产队在完成应上缴的公粮、留足了来年的种子和队里每年冬春两季出工所需粮食之后，队里还剩余很多粮食，于是就全队人统一口径，谁也密不外露，趁着夜深小孩子们熟睡后，再每人私分三十五十斤不等的小麦。可以说，文革后期，农村的口粮虽然较之现在差距很大，可基本上都能自给自足。根本不像有人渲染的那样有恁多外出逃荒现象。其实那些说逃荒人员多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举国上下到处都缺粮，逃荒的人外出讨要什么呢?全国都是一个社会制度，都是同样的生产组织模式，绝对没有如今这样大的区域性的贫富差别，你都没粮食吃，别的地方就有粮食吃?

　　本来四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就发出了响亮的号召，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农业现代化的提出是鉴于以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为单位的社会结构而言的。而包产到户一包就几十年，一家一户零星的小块耕作，上哪里去实现现代化?原本一大块可以进驻农业机械的耕地，由于切割成了无数小块，土地的承包者们，你要种这，他要种那，意见不统一，各自为政。即便有大型农业机械，也无力施展。况且，今天的农村土地被乱圈占乱出卖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许多村组基层组织已经名存实亡，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农民的土地前些年已经分配到家，如今俨然成了各自固定不变的私有财产。添加人口的无法增地，自然减员人口的人家不愿退地。再加上各地无节制的招商引资，软硬兼施圈占了不知多少土地。原来国家划定的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每年都在以不小的数字严重畏缩着。许多地方的农民，早已是名不副实的无地农民了。这些人为酿造出来的苦果，早晚还要国家来吞噬。

　　其实，谁都知道人民公社的道路是最具战略眼光的人类必由之路，包产到户政策是最急功近利最不具长远战略眼光的短期措施，尤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在特殊时期试用一下，缓解一下暂时的危机未尝不可。可是一经实施就不再变更，实在是忘记了共产党人自己常说的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了。当今中国，那些依然不受东西南北风干扰坚强维系着大集体组织状态的地方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千百次地警示人们，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之路，大众富裕才是共产党人正当合理的追求。你能说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走集体化道路达到的富强高度，是依靠国家明里暗里资助才发展起来的?你能说小岗村因袭传统模式的做法能是社会主义中国农村的最佳发展模式?如果说中国真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话，一家一户包产到户的体制能行吗?如果你不是在骨子里仇视广大人民群众，如果你天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者，如果你血管里不是完全留着狼的血液，如果你意识里还有一丝半毫共产党人的信仰存在，你就不应该死里活里把国家引入到财富为极少数人垄断的私有制社会里，你就不应该违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本质，一味迎合西化派把中国引向弱肉强食的西方世界模式里去。

　　已经早已困倦的包产到户，也该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矛盾与危机深潜的农村当前现实，早已在召唤一种更能适应它生存与发展的新型模式来化解它面临的危机与矛盾。即便包产到户在一定时期确实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可那种完全摒弃集体化的做法，实在和国家的社会性质大相径庭。即使是暂时的发展需要，也总该有它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不能国家的什么都在变，唯独这一点不能变。因为它实在不能再适应目前农村的现实需要了，基层政府尤其是村组两级面临的无政府状况，国家无论现象还是实质上的私有化现实，都已经在从根本上动摇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除非我们的国家确实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另寻途径，否则的话，就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排查清农村现实的基本状况，尤其要排查清楚基层政府为政的实际状况，把已经濒临危机的共和国大厦根基，动真格强力认真地巩固一下。

　　2014-9-17

　　附：

　　毛泽东时代是如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的

　　姜传岗

　　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对前一个时期，这里称为“毛泽东时代”，则颇多争议，有人认为“发展缓慢”、“共产党长期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全面正确地看待历史，本文谈谈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究竟是如何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的。

　　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个沉重历史课题

　　吃饭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需要，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正如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自然界能够提供给人类一切食物来源，但是这还取决于人们的生产能力及其社会性质。事实是：在历史上人类经常处于食物短缺的状态，始终不能摆脱饥饿的威胁。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抗争的历史。

　　在长期的历史上，人们的吃饭问题深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洪、涝、干旱、虫害以及疫病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人们在它面前无能为力，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又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执政谋私，只知道横征暴敛，不注重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劳动人民向来是食物短缺的承受者。数千年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饥饿史、苦难史，人被大批饿死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远的不说，就以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为例：那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农村土地大部分归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雇农(给地主、豪绅干活的长工、短工、佣人等)、下中农则无地或占有很少的土地。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村的收获物大部分被地主、豪绅占有，广大贫雇农、下中农经常处于缺粮或断粮状态。全国经常有数千万人靠逃荒要饭为生，过着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从那时过来的人们谁没见到过那饥民沿街乞讨、路边饿殍倒地的惨状?谁不记得那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情景?在上海滩的某个严寒的早上，环卫工人一次就清理出300多具饿死和冻死的尸体。在广大农村，每当水、旱、蝗、疫等灾害发生时，便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仅以几次大的灾害为例：

　　1928—1930年以陕甘为中心的北方八省发生大饥荒。主要是干旱，12个月无雨，夏秋无收。继而蝗、风、雪、雹、水、疫灾害又先后发生。造成难民 5000万左右，死亡人数 1000万以上。其中仅陕西省受灾死亡人数就达300多万，流离失所人口600多万，两项合计占全省人口 70%;甘肃死亡人数为230万。

　　1936—1937年四川大饥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粮食绝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军阀暴敛，地方大户、富商囤积居奇，大多民众断粮，导致灾民3700万人。很多老百姓离家四处逃生，乡间出现十室九空、饿殍载道、毙死之尸无人收拾的惨景。对这场大饥荒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有所报道，称：饥民“以树皮、草粮、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达极点”。这次灾难总死亡人数无人统计，据当时有关地方报纸报道，仅四川万源县就“人口骤减三分之一”、“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很多地方出现饥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惨状。

　　从1931年至ig49年，长江发生水灾共11次，灾民共1亿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灾就造成灾民2855万，死人14万。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的人达300一多万。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其中江西省受灾40余县;据记载“草根树皮挖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至少有260万人丧命。安徽省旱情也很严重，出现“禾苗尽枯，赤地千里”的景象。死亡人数无人统计。

　　解放前，黄河平均三年两次决口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死难人口不计其数。1933年一年决口就有 62处，受灾人口 364万人。1938年蒋介石消极抗日，亲自下命令在河南省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改道，造成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区被淹，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1000万以上。有390万人口背井离乡，有89万民众淹死和饿死。

　　1942年中原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流袭击中原。当时政府实行实物税，不断增加军粮征收，致使征收高达农民收入的30%—50%。军政高官和地主乘机囤积居奇，大幅度提高粮价，造成中原地区110个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多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病、扒火车挤踩摔轧死者无数，使河南省1000多万人口减少近半。

　　鲁西一带老一辈群众至今仍记得1941—1943年“堂邑大灾荒”的事情。当时聊城地区以堂邑为中心的四个县连续三年大旱，加以蝗虫肆虐，庄稼基本绝收。青壮年、能行动的大量离家往黄河南逃难，而老人、儿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饿死，形成方圆百里的无人区，大量尸骨无人收拾，共饿死人数约10万左右。在逃难过程中，难民饥饿难忍，发生大量弃儿卖女的事情。一些年轻姑娘和媳妇只几升高梁、谷子就被卖给了别人，有的甚至只几个窝窝头就被卖出去。其惨景使人不堪回想!

　　那真是一个灾难频繁、人民群众苦不聊生的年代!

　　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苦难不仅深刻地留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而且连当时在华工作过的西方人士也多有记述。

　　美国记者斯诺解放前曾长期在中国考察。在他的书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当时中国大饥荒的真实记载。例如：在1929年的中国北方那次大饥荒中，斯诺看到的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在内蒙古的萨拉奇，斯诺看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我目击数以千记的儿童死于饥荒”。由斯诺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诺中国》一书，其中就编发了许多当时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

　　白修德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1943年白修德到河南采访。在从潼关到洛阳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饥民处于生命垂危之中，还“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种高档菜肴。白修德在其书中称：在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灾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导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却是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腐败和失职。

　　贫困和饥饿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整个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时间里(1911—1949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1亿人，即由4.4亿增至5.4亿。其增长速度比清朝政府时期还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达29‰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超过2亿人。

　　贫困和饥饿不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高度积弱和落后，而且成为引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初，很多贫苦群众就是为了求生存、寻找吃饭生路而参加革命的。同样，共产党正是由于贫苦大众的支持才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胜利后，能否让全体中国人都有饭吃?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课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人口众多，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对了：吃饭问题向来是中国的一个大难题，历史上任何政府都不能解决它。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能否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共产党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在毛泽东领导下，建国后即投入到一场向贫困宣战的不折不挠的战争中。

　　二、实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人民生活初步改善

　　吃饭问题，实质上是农业和农民问题。旧中国长期不得解决的社会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和生产分配关系，以及与此并存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方式。为此，共产党在取得革命胜利后，首先从解决社会制度问题入手，迅速有效地开展了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大变革，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并进一步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前景。

　　通过土地改革，几千年的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完全被废除，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被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农村人人都有土地，真正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对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它对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具有根本意义。从建国前后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即在全国基本完成(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国新老解放区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那真是一个让农民欢天喜地的日子!多少祖祖辈辈靠逃荒要饭为生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土地;多少给地主扛活打工的贫雇农被解放成自由独立的个体农民;多少无业游民、娼妇、乞丐、盗匪等很快消失，都分得了土地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历史上多少革命志士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目标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实现!那时人民政府建立的农村信用社还贷款给农民置办了大量新农具，大多数农户都购买和养殖了耕牛、马、驴，添置了新车辆，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真是家家户户生产忙，村村一片新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很快。到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就达3278亿斤，比1949年的2162亿斤增加了48.8%;棉花产量2607万担，比1949年的889万担增加了193.4%，都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同时林业、畜牧业和水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仅三年时间，千百年来农民逃荒要饭、流离失所、挨饿受冻的现象就从中国大地上消失。

　　土改后建立的个体农民分散的小农经济制度，虽然比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个历史进步，它一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但必须看到，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稳定、持久的。它不仅不能抵御自然灾害，而且必然产生两极分化，重蹈过去富的富、穷的穷、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历史告诉人们：一个人民共同富裕、国家统一强盛的社会是决不会在一个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不要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在农村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进一步提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生产互助组和合作社，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任务。从1953年开始，在试点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号召、示范和国家援助等方法，使农民自愿地、逐步由互助组走向农业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于1955年冬形成高潮，1956年基本完成，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96%。这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创造了使五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

　　农业合作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和面貌，结束了上千年以来农村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历史，引导农民走向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这不仅大大增强了农民团结协作的力量和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克服了当时即将出现的两极分化的倾向，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加强了工农联盟，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

　　50年代农村生产关系上的一系列变革，虽然也带来了某些社会动荡，但总体上是充满生气的，它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农村经济和人口迅速增长。到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3910亿斤，棉花产量达3280万担，分别比1952年增长20%、26%。主要农副产品产量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1957年全国人口达 64238万，比 1949年增加 1亿多人，年增长率达 23‰。这充分说明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当时，国家虽然对粮食和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但农民的口粮都能得到保证，农民对农产品仍具有很大支配权，吃饭虽然是以粗粮为主，但大多数人都能达到温饱。有些多余的农副产品还可以自由地到市场、集市上出售、交换。当时城乡市场繁荣、物价低廉，市场上粮食价格每斤只1角左右，鸡蛋3分钱一个，肉五、六角钱一斤。同时文化生活也较丰富，农村戏剧、曲艺、电影、杂技等都经常有演出。县城以上电影院、戏院门票一般就是5分至1角钱。那时各级干部作风良好、社会安定、风气纯正。基本上没有盗贼、欺诈、造假、杀人、抢劫、强奸、贪污行贿等犯罪和腐败现象，初步呈现出安居乐业的景象。被人们怀念的“50年代的好时期”就是那个时期的总体印象。

　　新中国建立仅仅七、八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正确、社会改造措施成功。这种变革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牢固基础，对推动中国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前进中的挫折——“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在新中国发展史上人们都十分看重1957年前的成就，其实那个时期的发展只是低层次、很不稳固的。这是因为，就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来说，仍是历史的、十分落后的，比解放前并未有根本改变。人们知道，落后农业的出路在于实现水利化、机械化，以及使用化肥和改良品种等，这在当时是根本谈不上的。这就注定了发展的后劲十分薄弱，更没有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遇有风浪很容易遭受挫折。

　　1958年下半年的“大跃进”，实质上是以加快发展为目的的生产技术性运动，其主观动机是积极、进步的。它反映了在“三大改造”运动完成后，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有个主导性口号是“加快发展”，可想而知，这种要求对于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岂不是更加迫切吗?

　　同时，由于1957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在胜利面前，党内一种盲目乐观、急于求成、骄傲轻率的情绪增长，有些领导干部似乎认为单靠人们的干劲和热情就能很快把经济搞上去，把社会主义建成。这更加促成了“大跃进”的产生。

　　但是动机与结果往往并不是完全相符的。“大跃进”的主要错误在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超越了现实条件。一是干部头脑发烧，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大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二是不讲实事求是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盲目实行“全民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文教”等，使工业和各项事业齐轰乱上、劳民伤财，大大损害了农业。1958年秋虽然粮食大丰产，但由于大轰隆以及劳动力过多地调出支援工业、大修水利等，使相当多的粮食、地瓜、花生等农产品没收上来，烂在了地里;由于人民公社普遍实行食堂化和集体生活方式，农民家庭的粮食储备被清空，变得一无所有，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毁坏，这样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完全失去了安全保证，因而危机很快就出现。到了1959年春就出现粮食短缺，城乡各地相继进入饥荒状态。适逢1959年至1961年不少地方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农业产量连续减产，1960年粮食产量减少到2870亿斤，比1957年少1030亿斤。这样就出现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

　　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各地党组织和干部的工作不同，各地的困难程度和持续时间长短是不同的，灾情有轻有重。有些地区农民为了求生存又重新外出逃荒要饭和弃家外流。有大量社员以糠麸、野菜、树皮等充饥，在有的地方发生饿死人的现象。

　　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党中央很快就发现，毛泽东从1958年底就开始提出纠左和批“五风”，以后反复要求各地对农民的“一平二调”必须退赔。1959年党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对开展生产救灾、注重群众生活安排、解决缺粮和渡荒等问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党中央加强了全国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拨、采取向灾区人民发放救济粮、号召开展节约用粮、调整城乡供粮标准、实行“瓜菜代”等措施;要求城乡各行业注重劳逸结合、增加休息时间等。这对于克服困难、缓解饥饿起了很大作用。

　　尤其重要的是，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某些左的错误，党中央在有关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计划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进。例如：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某些规模大的公社和大队划小;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允许社员经营小片开荒，大力发展社、队、家庭副业和畜牧业。在集体经营的同时鼓励社员搞好家庭副业和饲养，实行公私“两条腿走路”;在生产队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恢复城乡自由市场和集市贸易;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整个经济关系中确定了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号召“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都必须把支援农业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绝不做任何妨害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的事情。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上的调整和改进，使党的农村政策基本上建立在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对克服困难、恢复发展生产起了根本作用。因而到1962年中国城乡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就开始好转。

　　三年大饥荒的出现，虽然是由工作失误、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从基本方面说仍在于中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是历史的问题。它清楚说明：中国六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决不会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即可解决，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设想千百年来形成的饥饿状况会在十年时间里完全消除。搞不好，旧社会的灾难仍会重演。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

(编辑 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