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位一体的欺压人民。所谓“三位一体”，就是行政力量、资本力量和黑社会暴力合伙制造的行为。三种力量集聚在一起，干了不少欺压平民百姓的坏事，具体说来，就是资本家出钱雇佣（或豢养）黑社会（即打手）行凶，公务员幕后撑腰。这种暴行贯穿于邓式改革的全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这主要表现在资本家为掠夺资源而酿成的暴行事件。笔者即是亲历者，又是受害人。那是在四五年前，笔者居住在棚户区中的一座多层楼内，其建龄不足10年，与新楼相差无几。因为建筑商要占用这片土地，须拆除棚户建筑。而笔者的住宅也遭“鱼池之祸”，但赔偿标准极不合理。每平方米建筑赔偿三千多元，而当时商品房的价位每平方米已是六千多元。如果房舍置换，则被安置在荒凉的市郊，而且尚未施工，即使入住后生活极不便利。而旧建筑则处于市中心，毗连火车站，购物、就医、出行极为方便。是全市的黄金地段。但置换比例则是1：1，居民觉得不合理，拒绝搬迁，而拆迁者便施出了种种绝招，第一招是一夜之间拆毁拆迁范围内的所有公厕。那些没有家厕的居民和路人在内急时便在房前屋后的僻静处和街旁的犄角旮旯便溺，遇有脚步响，不是低头视作不见，便是双手捂面。笔者系耄耋老人，尿急尿频是常见症，还患有膝关节病，但又不能老困在楼上等死，需要下楼活动身板，但未及片刻，又尿憋难忍，出于知识分子的矜持，不能随意脱裤子，但又难以自我控制，只好委屈裤裆。听老伴唠叨是常事。由于天长日久，一堆堆污秽物堆积地面，奇臭无比。热天，红头绿苍蝇成群抱团，撞头扑脸，挥之不去，袭扰犹在。冷天地冻草枯，鼠类成群结伙，到处乱窜，在污物中跑来跳去寻找食物。即使如此，居民们仍无意搬迁，于是施出了第二招：掐断路灯，让居民夜间行动不便。但居民们仍在忍耐着，尽量减少夜间外出。如果有重要事情要办，那就用手电照明。一时间附近小商店的手电筒和电池成了紧俏商品。出入火车站的熙熙攘攘路人宁可打的绕路而行，也不走捷径。于是第三招又出台了，夜间在居民住宅周围挖壕沟，断绝其出入道路。居民们只有私下谩骂，没有公开斗争精神，只能在自家门口搭一木板桥梁。于是，又采取了第四招，光天化日之下，黑社会直接找上门进行挑衅。还记上门牌号码，扬言实施暴行，幸亏笔者见过世面，没有屈服。十几个小混混在正义的威严面前才胆怯而去。邻里们也为笔者捏了一把汗。笔者的遭遇仅仅是当今社会政府与百姓对立关系的一个缩影，其他地区更为凶暴。 据媒体报道：事发张家口市宣化区的夜半时分向居民院中投掷礼花弹，门窗被震碎，10天遭了3次袭击。邢台市桥西区在暴力拆迁中，造成居民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浙江海宁市居民郁周英给儿子家帮忙，回来后房子已变成废墟。家中用具、存款折和珍藏多年的两枚戒指、八块银元都不见了。当地的相关部门却均称对此事不知情；河南省郑州市一资本家为了扩大产业，强占他人地产，实施暴力行为，连6岁的孩子也不放过。用胶带纸封住孩子的嘴，捆住其手脚，挖土机强行拆掉孩子父亲的肉铺……这种数不胜数的暴力事件不仅给百姓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而且祸及人命。受害百姓告状无门，就以生命抗争，自焚事件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官民对立的关系至今仍没有根本性好转。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中官民对立事件仍有发生，如七名老者为维权集体自杀，三名村妇罢免村官，自行成立新的班子。上述事件虽是个例，但却是官民关系恶化的焦点，犹如激荡水流中的旋涡。 2、公务员腐败。在邓、江、胡三代公务员腐败形势不可谓不严峻，窝案、串案、片案、家族案比比皆是。腐败的广泛性、深入性、系统性以及顽固性与旧社会没有什么两样，决不逊于中华民国晚期。蒋介石时期的巨富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而特色社会里传闻有十（一说为十一）大官僚资本家族。其罪恶事实虽然暂时还没有大白于天下，但总有一天会受到清算，因为他们的恶行都有一本无字账记在老百姓的心中。还有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也会使一些人成为失败者，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已有先例。从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高官就可以看出邓式改革后的官员腐败的严峻性。上至政治局委员、常委（还有其它恶名传世的党魁政首）下至村官，受法律制裁者屡见于媒体。笔者目睹一位小学校长买了几斤棉花，为学校做椅垫，在开发票时每斤棉花加价两元。笔者还知悉两个发生在基层的灰色事件。其一是某行政村向县水利部门申请水利补助资金。从年初到秋后跑了无数次，每次招待主管人员，接近年底1万元的补助资金才落实。但付出的吃喝款却超过补助款7元。还有一个案件更极具典型，某农民丢失一条牛，一执法人员自动接案，但欠拖不办。这位农民急得多次央求促催，每次都要重礼相送。最后送礼花的钱已经超过牛的价值，案件最终也没有破获。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腐败现象从上到下，以一贯之。如究其因由，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在毛主席时代，倡导的是公有观念和奉献精神，树立的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资产阶级私有观念受到严厉批判。行政人员作为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者，首先要自觉地自我改造，严格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否则即遭受非议。曾记得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名公社干部因工作关系到一户群众家吃派饭，但吃完饭忘记按规定如数付给户主粮票和现金，事后也没有予以弥补，事情传到公社领导耳朵里，这位干部受到严厉批评，并在公社范围内的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最后又到户主家赔礼道歉，如数补付现金和粮票。而邓小平改革则是提倡个人发财致富，自私自利成为时尚，捞取不义之财被看作能耐。作为改革政策的传承环节的公务员体系必然先老百姓受到私有化瘟疫和毒素的传染。再加上政治的敏感性，思想观念迅速转变，由廉洁奉公演变为利欲熏心。 3、适宜的条件。所谓适宜的条件是日益变化的经济私有制度和个人独断权势。这两大条件都是邓式改革赐给贪婪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济，一言中的，实实在在道破了邓式改革的实质。毛主席时代是经济公有制，不论党政还是企事业实行的都是党委集体领导制，任何人没有独断专行的权力，这既集中了班子内众人的智慧，提高了领导艺术水平，又防止了因个人专权而出现纰漏。而邓式改革则是一把手专权，其他班子成员则是可有可无的配角和摆设。即是所分管的工作最后定夺决权还是由一把手掌握，而不是集体决定。在工作上副职是一把手的帮办，在应酬上是一把手的替身，在决策权上是一把手的应声虫。这就给贪心的一把手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是一把手犯罪率突出的缘由。落马时担任的系副职，那么犯罪事实也大多发生在担任一把手时期。这种条件是邓小平有意赐给各级官员的。 二是客观条件。所谓客观条件就是经济私有化，把国家（即人民）财产变为个人资本。科学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联合劳动，劳动所得也归劳动者所有（即按劳取酬）。但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物质财富还不丰富，必须实行两种经济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不论哪种所有制都是劳动者共有，而不属个人所有。而邓式改革则不然，它是把全民财产和集体财产都化为个人所有。在这种过程中还制定了一些政策关隘，把关者为相关政府官员，这就为手握权势的官员们创造了捞取外快的机会和条件。少数人为了尽快富起，必须千方百计打通关节，也必须向把关者进贡，这就产生了权钱交易，完成了权力变资本的全过程。这就是造成大面积腐败的主要因素。 三是监管缺失。所谓监管缺失，主要是指失去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作用。在毛主席时代，劳动人民不仅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利，而且还拥有“四大”权利，就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武器的对政府和干部进行严格监督。而邓小平篡党夺权以后，理论上背叛了马列毛主义，政治上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被打在社会底层，完全失去了监督权力。眼争争看着自己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财富被资本家和贪官侵吞也无可奈何。有一价值数亿元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前还是一机部的骨干企业，但在改制时依靠弄虚作假变为管理者的个人企业。有一职工仗义执言，公开表示反对，并呼吁企业职工予以抵制。但在连续遭受打击之后，又被送进精神病医院至今已达10多年，仍未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在特色社会里虽然各级党委设有纪检机构，但这些机构管不了同级党政的一把手，所以只有人民群众才是让贪官低头害怕的克星。但现在仍看不到人民群众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中央某巡视组进驻某省，并在大会上公布了巡视组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号码，但群众反映连一个举报电话也打不进去，更没有人接待，巡视组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难免使人对以反腐为重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产生质疑。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大事情，如果不能真正发挥群众的作用，单靠一些职能部门是不会收到完美效果的。总之，要彻底抑制和清除腐败，离不开三大因素：一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即大公无私的思想观念；二是恢复经济公有制；三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将管理国家的权利归还人民。否则不会有官员清廉、政府清正、社会清明的国风和世风。因为官民对立和官员腐败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伴随着阶级的出现而出现，又伴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中国长期的剥削社会频繁出现的历史怪圈就是执政者们最好的参考书。 五、文化改革 所谓文化改革就是全面而彻底地背叛人类最先进的文化马列毛主义，兼收并蓄封资修腐朽文化。以“和谐论”麻醉国人的灵魂，以功利主义指导经济建设，借以炫耀修正主义所谓政绩，固化其政治统治。然而却适得其反，形成巨大社会弊端，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元气。 （一）功利主义泛滥。从广角透视，功利主义也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因为它的急功近利行为往往是背离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主观意断的产物。在特色社会里，功利主义表现在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尺幅之纸，不能逐一论及，只就经济建设谈谈笔者的看法。在经济建设中，由于修正主义急功近利，违反经济建设规律，盲目加大投资比例。在毛主席时期投资比重大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而在特色社会，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指导下，生产投资大大突破了这一正常比例，从2006年以后，最低是50%多，超过正常比例的20%。2008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修正主义政权为阻止经济下滑，生产投资比例突破了70%，2013年为76.7%。这就造成了三大恶果：一是加大产能过剩，这在市场经济中早已出现；二是挤压了消费，投资与消费是一对矛盾，此长彼消；三是为下次经济危机准备了条件，形成恶性循环。修正主义的经济建设也脱离不了这一规律。但受功利主义支配的统治者全然不顾这些后果，只考虑当前局势。所以说功利主义者都是政治上的近视和短见。 那么大量的生产投资又用在了什么地方呢？在功利主义的指导下，大多用在了形象工程上。某中等城市，本来土地条件不宽绰，又建了占地面积达数千亩的生态园。本来水源缺乏，又建了好几个人造湖。马路拓宽了，但路面塌陷事故频频发生。马路两旁豪华高楼矗立起来了，但却是短命工程，时间不长便出现严重质量问题。这种只讲形式不求实效的风气至今犹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曾到某省某贫困县慰问过，该县获得了全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大力支持。按常理该县应该迅速脱贫致富，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达到理想程度。该县盛产红枣、核桃，本应把力量用在果品高科技深加工上，大幅度提高其附加值，既富了百姓，又缓解了县财政困难。但外来支援力量并没有这样做，财力并没有集中使用，也没有全部用在发展生产上，为其经济发展输入新鲜血液，帮助农民拓宽生产门路。但大多扶贫单位把力量用在无关紧要的形象工程上。如一省直单位帮扶某行政村，投资30万元将村中一座戏楼折旧翻新，而投资额度却超过正常投资的一倍以上，但并没有帮扶百姓发展经济。还有某行政村在外力的帮扶下，以高投入建了一座戏楼和形式化养老院（群众普遍质疑其中有很大“猫腻”），却没有帮农民发展生产。该村有一养殖合作社，资金十分紧张，连饲料都无钱购买，但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支持。还有一个行政村，廊坊地区补助其100万元的扶贫款，其中40来万元建了一条钢筋水泥水渠，其余用于形象工程，每个自然村都用涂料刷新了墙壁，还建了娱乐场。当然该县也规划了几个核桃栽植区，全部投资为3000万元，还从山东买的有机肥，但施工人员却不负责任，每人每天拿数百元的高报酬，但在栽植时却支应差事，有的坑穴施肥、有的因山势高怕费力，不施肥不浇水，大大减少了成活率。而大堆肥料却弃之山野。 更为可惜的是将挂果多年的枣树推倒挖掉，栽上幼苗核桃，为了单一化、规模化、以取得壮观效果，被老百姓称作败家子。由于功利主义作怪，该县并没有从根本上强筋壮骨补血，平民百姓（富户除外），也难以彻底摘掉穷困帽子，特别是那些绝对贫困家庭。而功利主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是巨大的，其中很大部分被私人侵吞，又加大了贫富差距。 （二）“和谐论”的实质。“和谐论”宗于儒家学说，二者的核心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儒教之所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主流，并存活二千多年，因它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统治，但它却难以永传于世，而必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亡。在“五四”运动时期受到了重创，新中国成立后消声匿迹，特色社会又死尸还魂。这是因为旧的社会制度又出现在我国。修正主义集团十分明白，有剥削就有斗争，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亘古常理。奴隶社会反抗斗争的领袖有盗跖、庄蹻，封建社会初期有陈胜、吴广等……社会就是这样，过度的阶级对立必然出现震撼全社会的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这也是执政者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就利用劳动人民希望过和平安宁生活的心态提出了“和谐论”，借以掩盖阶级斗争，麻醉人们的心灵。所以在大兴儒教之后，现在又搬出了道教，其实就是愚弄老百姓。清静寡欲，以和为贵，正是修正主义者们的巩固特色社会的思想麻醉剂。但在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永恒的、绝对的，只不过有缓与激之区别。只要阶级差别存在，只要两极分化持续走高，那么阶级斗势必然日趋激烈。以我国的邓式改革为例，在初期实施阶段，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公开的阻止行为，但到现在大规模群体事件却屡见于媒体，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一般形式。这种形势还会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继续走高。 从哲学范畴讲“和谐论”属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属于腐朽社会的腐朽文化，它不会对社会起到促进作用，只能起促退作用，这在我国当前社会表现得十分突出。唯心主义名下门派繁多但都是阻止社会进步，并造成巨大社会危害的反动思潮。“和谐论”属于唯心主义，封建迷信也是唯心主义的产物，那么借助封建迷信传播的邪教组织也是唯心主义的派生物。这些邪教组织正是利用唯心主义蛊惑人心，壮大其组织，公开危害社会。如太阳神教所崇拜的就是所谓的“老天爷”。当前的高科技的航天航空业早已打破了老天爷的神话，但我国仍有人予以迷信。可见唯心主义对我国社会的危害之深。还有法轮功，也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其头目早已沦为美帝所豢养的政治工具，其徒子徒孙仍在干着危害社会的勾当，公开散发传单，书写大字标语，发展教徒，宣传封建迷信，但特色党却没有积极对策，只能被动应对。如果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时代，这些邪教组织绝对不会出现，因为在建国初期所有邪教组织（当时叫反动教会门）全部取缔，后来再没有复活。那么现在邪教组织为什么大量出现，并公开进行破坏社会活动，无不与邓式的文化改革有关，也就是说以唯心主义取代了辩证唯物主义。 （三）人类回归动物界。所谓人类回归动物界就是动物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即丛林法则）回归人类社会，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恶性竞争所造成的。修正主义者所极力推崇和宣扬的市场经济不仅紊乱了我国的经济秩序和市场价格秩序，而且毒化了国人的灵魂。所谓市场竞争机制就是资本角逐，它以满足物质私欲为目的，以损人利己为出发点，以诈骗和暴力为手段，这就塑造了人类性格的多面性：自私、冷漠、尖刻、虚伪、狡诈、暴虐、心胸狭窄、义理丧失、天良泯灭……这在当今社会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 朋友之间，没有真挚友情只有酒肉之谊。在经济利益面前，尔虞我诈，相互坑害，化友为敌；轻者对簿公堂，重者伤及人命。 夫妻之间，朝秦暮楚，喜新厌旧，只有一时之狂欢，没有共渡人生之坚贞。高指数的离婚率直线上升难以扼止。甚至不少人毫无婚姻责任，更无视法律，未婚即同居，不计任何后果。 父子之间，血脉关系丧失。人伦不存，长不护幼，幼不赡老。孝道淡化。儿女们过着富裕而优越的生活，父母却受冻馁之苦。有的甚至打骂父母，连禽兽不如。鸟类尚知反哺，而人类却有反捕。在旧社会尚可治以忤逆之罪，特色社会却听之任之。 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没有包容度，为了些许纠结，便恶语伤人，大打出手，甚至死伤人命。就连宠物之隙也不放过对方。拳脚相向，利刃相逼。这种人际关系的败坏，皆归罪于市场经济所形成的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如果追根溯源，无不与邓式改革有关。 （四）腐朽文化泛滥。提及当今社会腐朽文化泛滥，国人是个个共愤之，人人共忧之。曾记得在建国后不到3年的时间，黄赌毒全部肃清，以后再无复活机会，而现在又为什么遍及全国呢？这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是有钱人寻求精神刺激的产物。在当今社会，娼妓已是半阳光化、私人理发店、按摩店、美容店、夜总会等几乎都有暗娼，站街女公开拉客。据说中国妓女已达千万以上，她们的耻辱命运都是邓式改革造成的，都是因经济困难而落入烟花的。据了解她们中的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离婚后无法养活自己的儿女才倚门卖笑。有的因家庭困难被骗后失良为娼，笔者在旅店中就亲眼目睹了一幕逼良为娼的惨景，在毗邻笔者下榻的对面一房间内，几个彪形大汉围着一个泪流满面苦苦哀求的姑娘，几个大汉对姑娘一哄二劝三训斥四动野，打的姑娘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笔者不忍目睹，但又无力相助，只好另找旅店……在妓女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因涉足毒品债台高筑，无耐之下，才沦落风尘。关于赌博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毋须多谈。人人皆知。赌具也是多种多样，目前最流行的当属麻将、扑克，其次有象棋、骨牌、色子、老式纸牌，还有在地面上画个图形，赌博双方摆上一定数量的草棍和石子，在挪来挪去中见分晓，输者掏钱，赢着装钱。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赌具，这足以说明赌博的普及性。政府对此不但不禁止，反而为其提供方便。某市有一条风景线，称作河沿街。其中有一段摆设着60多张麻将桌，设局者原来每桌每圈抽头为4元。后来有关部门为其改善了环境，树起了骨架，罩上了顶棚，铺设了地板砖，局家抽头翻了一翻，即每桌每圈收8元。问及原因，回答说：“上边要抽钱”。“上边”是谁？自然是为其提供方便者。严重的赌风造成了许多家庭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增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而政府为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呢？或许是把赌博视作一种政治麻醉剂吧，让国人痴迷于赌博，而淡化政治观念。至于毒品对社会危害也是严重的，我国吸毒人员越来越多，在影视圈中一些人被惩治后有很多人谈毒色变。截至今年4月底，公安部所登记的全国在册吸毒人员为258万。其中35岁以下青年占75%。但实际数字要比官方的统计大得多。在毒品最严重地区的“两抢一盗”案件中60%至80%的犯罪者为吸毒人员，80%吸毒女子从事卖淫活动。滥用毒品导致的精神失常、行为失控、暴力攻击以及毒驾肇事等事件造成了多起家庭破败、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而且毒品损失每年达万亿元。这完全是邓小平的罪行。我国有句老话，叫“漫藏诲盗，冶容诲淫”。现在“漫藏”已不存在，人人把钱袋子收得紧紧的，因为窃贼太多。而“冶容”却司空见惯。年轻女子上露胸脯、下露臀沟、中露肚脐，极力追求“性感”。当然对国人心灵毒害最深的还是影视剧，为追求上座率、多赚钱，床上戏、亲吻戏，几乎每部作品都有，甚至摸胸掐大腿。这种淫乱现象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毒化作用，某些学校外面的玩具摊上公开摆着仿真乳房和阳具。据医务人员说，少女打胎是常有的事儿。这就是邓式文化改革的实质。 总之，邓式改革造成了两大弊端：一是经济上两极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对立；二是文化上严重毒化了国人的心灵，道德滑坡每况愈下。中华民族的命运何去何存，有识之士无不忧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