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式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概括而言，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它全面摒弃了人类最先进文化马列毛主义，反而复活了所谓东方文化（实为封建文化）的糟粕，滥收并蓄了腐朽的西方文化，继承了老牌修正主义的衣钵，形成了具有混杂成分特色的中国式修正主义。在经济上转型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依靠已经不代表人民利益的立法机构（实为封建专制）来维护官僚资产阶级（包括作为其阶级基础的富豪集团）对我国人民进行长期的权力和经济的统治。造成了我国社会的满目疮痍，难以简笔言冗。只能粗略述之。

一、社会结构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是由无阶级社会进入阶级社会。而由于阶级社会存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最后又回归无阶级社会。这一论述已被我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所印证。对此，毛主席的《贺新郎·读史》一词进行了高度概括。现抄录如下，让我们从毛主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独到见解中增长知识，受到教育，并加深对特色社会实质的认识。

《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如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我们从毛主席这首词中可以感悟到，人类之所以从猿类中脱颖而出，形成人类社会，就在于掌握了以石头为工具的劳动武器。但是因为过于粗陋，生产力低下，没有多余的劳动收获，所以大家只能过着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平等生活，这就是原始公社时期。然而，人类在劳动实践中智力不断得到开发，劳动工具也在不断地得到改造和创新。过渡到新石器，再过渡到“铜铁炉中翻火焰”，生产力在不断提高，劳动收获在不断地丰富，富余的物质财富被少数人占有。公正平等的原始社会逐渐消失，剥削社会形成，阶级斗争随之出现。盗跖、庄蹻 、陈王（陈胜）等英雄人物举行的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也随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840年以后，到中华民国结束，是我国历史严重落后时期，特别是蒋介石政权后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五张皮共存于我国社会。毛主席领导的民主革命消灭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资产阶级，削弱了小资产阶级。进入特色社会，帝国主义被请回来了，造成了赤裸裸的经济侵略；农民大量的土地集中在极少数人名下，其资产规模比封建社会的地主还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早已形成，成为当今社会的主体；资产阶级的财富丰厚，成为执政者的不可缺少的依靠力量。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结束了持续一百多年的屈辱史，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彻底消灭了阶级差别和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劳动人民（包括革命的知识分子）成为国家的主人，在良好的政治大环境中，充分激发出政治热情，释放出劳动积极性，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骄人的建设成就令第三世界羡慕，让第二世界羞叹，叫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瞠目。但邓式改革以后，一切都变了，经过修正主义三代领导人的接力传承，科学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变成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旧中国，无阶级差别的社会变为有阶级差别的社会，而且贫富悬殊居世界之最。无论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庞大群体，还是民营资本家的数量及其财产，都大大超过蒋家王朝时期。不少人在胡润富豪榜上有名。据说中国有个富豪俱乐部，名叫泰山协会，其会员家资都在亿元以上。中国首富马云净资产为228亿美元。而穷困人家又是怎样的家境呢？笔者有一八旬老房东，常年患有哮喘病，其夫早亡，儿子命丧车祸，每月靠110元的低保维持生存。冬季不敢烧煤取暖，只能拖着病躯到野外捡拾枯枝烂叶和庄稼残骸做饭取暖。病情加重后，不敢住医院治疗，只能忍受着痛苦，用命抗争。像这样的绝对贫困户在全国绝不是少数。

笔者对农村曾进行过广范而深入的调查，现以两个村庄为例。一个坐落在平原，是个较大的村庄，有居民千余户。依照毛主席阶级分析的方法，其中有一户为资本家，以制作地毯为业，雇佣工人数百名，还有小资产阶级百拾来户，约占全体村民的10%，还有5%的特困户，其余皆为打工户。男女少年读完初中即辍学，出外打工。还有一个位于山区的较大村庄，有居民300来户，其中家资在百万元以上者只有一两户，还有石材加工者10多户，其资本大多为借款。因为治理污染，禁止采挖矿山（该村大多为花岗岩矿）由于长期停机歇业，陷于困境。另外还有70%的家庭有人出外打工。吃低保者占全村居民的50%。其中绝对贫困者约占近17%。该村庄经济状况在当地处于上中等。笔者所调查过的两个村的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说是全国广大农村阶级状况的一个缩影。

就全国（大陆）而言，贫富两极分化也是世界之最。在多年之前，国外就预言过中国的贫富两极积累状况，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布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国家统计局机关报《中国信息报》披露，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10来年过去了，恐怕两极分化的形势更严峻了，有资料显示，基尼系数已经逾越0.5以上。即使就当时的0.47而言，贫富悬殊也已经超过资本主义世界。2003年，美国为0.408，日本为0.249，韩国为0.318，印度为0.325。据说我国（大陆）的贫富差距已接近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平等合理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这种活生生的现实已经剥去了特色社会主义的画皮。我国的绝对贫困化人口究竟有多少呢？依照国家扶贫办原来所统计的贫困标准设计的贫困线标准，2000年绝对贫困人口约为3209万人，2012年为12238万人。随着物价的上涨，现在国际规定的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为2.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5.8元。全年为5767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有6.56亿农民年消费支出为5221元，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线标准546元。这只是指的绝对贫困群众，而其中更加贫困者生活境遇更惨。为了生存，有的割情舍爱，卖掉亲生骨肉；有的以折损自己的寿命为代价，忍受痛苦割下体内器官，延续有钱人的生命；有的不顾尊严和社会舆论压力，倚门卖笑（娼妓），取悦他人，或出卖肚皮（代孕）为富人延续香火。这种巨大的贫困人群出现在邓式改革以后，我们从中可以悟出“特色”二字的真实涵义。

那么富人的个人财产又有多少呢？2011年有50万人的可投资资产达1000万元。2012年，个人净资产达到5亿美元者有507人。财富名列前茅者有多人上了胡润富行榜，名闻世界，富人的个人消费也是惊人的，有一煤老板的女儿举行婚礼耗资7000万元，其中在嫁妆中有每辆价值300万元以上的小汽车6辆；还有一富豪结婚时开席500桌，动用婚车200辆，宾客上万人。还有的富人不仅消费极尽奢侈豪华，就连宠物狗的生活水平也世所罕见，吃的是专机从国外运来的食品，还为其高薪雇聘洋人做专职司机和专职保健医生……中国富豪如此奢华仗凭的是雄厚财产，那么如此巨额财产又是怎么飞速积累起来的呢？其中奥妙就是修正主义执政者不遗余力地全面支持。利用权力制定掠夺政策，变非法为合法，变犯罪为合理。少数人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捞取的。这种大规模的犯罪活动史所罕见，而修正主义就是这样让少数人掠夺不义之财的，少数人从而获得巨额私人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家大大超过西方资本家的财富积累速度。正常财富积累依靠的是良性经营，而我国的资本家，尤其是官僚资本家靠的是修正主义的非法赏赐。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公开的政策倾斜，其二是幕后支持资本势力的暴力行为，霸占城乡资源，故而富人财富的积累速度大大超过平民百姓，在社会财富总额中富人的财富所占比重大大超过老百姓。据说在前10年中国10%的富有阶层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10%的低收入家庭仅为1.4%，贫富收入的差距比例为1：32.1。现在和将来贫富状况还会更加恶化。因为富人可以开办不限止利率的民间银行，富人（包括洋资本家）可以参与自贸区经济活动，还可以操控市场经济，以取代部分政府职能，还可以参股国有企业（混合型经济）……这种向富人大幅度倾斜的政策如果长期延续下去，现存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变革。目前社会的许多层面已经出现明显的质变现象，如果这一势头不能有效扼止，必将出现由质变到量变的结果，过度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变革的温床。历史怪圈周期率的或长或短，既取于统治者，也取决于劳动人民，这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其结果必将达到新的统一，出现新的生产关系，这是任何人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规律。

二、农村改革

何谓农村改革？其实质就是化集体经济为个体经济；变联合生产为旧社会的小农生产。

迷信“私”字能调动劳动积极性的特色头子对农业单干倍加赏识和赞颂，从“四大自由”到“三自一包”都是这一理念的产物。其实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短见。为了驳斥改革者们的错误经济价值观，笔者须从我国集体经济的历史渊源谈起。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侵华日寇的暴行，在抗日根据地制造了许多不完整的家庭，或主男被杀，或主妇遇害，失去了家庭半边天。抗日政府就将残缺家庭组织起来，男女各施其长，孤男负责田间劳动，寡女料理家务，照料失去母爱的幼儿。男女兼顾两家虽然双方十分辛劳，但共同帮扶渡过了战争灾难。还有，当时很多人家的房舍被烧成废墟。日寇“扫荡”以后，人们由野外洞穴中迁回村落，但无栖息之所。众人就开展互助合作，共同营造家园。相互之间没有分文报酬。粮食未被烧抢的人家，只招待一顿午饭。那些既无房又无粮的人家，帮工者或自带饭食，或回家吃饭。房主只管烧锅开水供帮工者喝。劫后的穷苦农村依靠这种集体互助的力量才渡过了战争的灾难。这一风俗长期延续，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变义务帮工为有偿劳动。当时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变工组。在深山区，山上山下气温差别很大，因此农忙时间也就相互错开。当地村民就别开生面地组织起变工组。山下忙时山上村民悉数到山下帮工，山上忙时山下农民又到山上帮工。这样既不误农时，又扩大了种植面积，做到广种博收，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也改善了村民生活。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经济封锁。为打破封锁，在极其困难环境中求生存。每个村都成立了由村民入股（股金微乎其微）的供销合作社。根据地的商业系统在敌占区秘密开展商贸活动。将购进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分配给各个基层供销合作社，而后供应根据地村民，解决了商品困难。不仅如此，村供销合作社还负责开发生产资源，解决灾民生活困难。如为副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劳动变工组，提供资金、原料、籽种、农具等生产必须品。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帮助很多经济困难家庭发展了农副业生产，摆脱了生活困境，也搞活了集体经济。

当时的变工组很普遍，类型很多。尤其是穷苦人家，一般只有简单的小农具，没有大牲畜，生产力低下。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弥补这一不足。比如耕地播种，几个人合夥拉犁，既克服了没有大牲畜的缺陷，又加快了播种速度，作到了抢墒下种。秋天，依靠集体力量，适时收获，避免了遭受狂风和冷冻灾害。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变工组发挥了独特优势。

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老解放区较早地实行了土地革命，生产资料从地主手中回归到缺地无地的农民手中。分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但由于当时生产力落后，限制了农业发展。于是在党的指引下，变小农经济为集体经济。其形式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即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直至1958年出现的人民公社。互助合作化道路惠及了数亿农民，贫苦农民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中等生活水平。笔者的家庭原来是贫困户，穷得连一只猪也养不起，后来养了羊，养了大牲畜。在成立高级合作社时上述生产资料都作价入了股，壮大了集体经济基础。扩大了规模化生产，为人民公社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和思想基础。

在大跃进中，虽有刘、邓等人的“五风”干扰，但农业战线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其中有三大成果。

其一，农业机械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大跃进之后，经过文革期间至邓式改革之始，全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在农业耕作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国营农场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人民公社的机械化紧随其后。平畴原野上到处都以听到重型拖拉机的雄浑吼叫声，在山区的大河川里和公路上也可看到小型拖拉机在忙碌着。某中等市有一农机厂，开始只生产单铧犁，后来发展为三铧、五铧、七铧犁，直至生产九铧犁。工人也由原来的数十人增加到一千余人。邓式改革之恶风席卷全国之后，该农机厂由兴旺走向衰败，多铧犁全部停产，只生产单铧犁，因为农业机械化的条件已全面被破坏。千里沃野被割成一条条一缕缕，界石遍地。山区土地被切成一疙瘩一块块。机械化的条件完全被破坏，又恢复到半原始耕作状态。生产力的退化自然就影响了农业发展，又回到了旧社会的小农经济，然而某大人物在某国智库演讲时却大发怪论，说什么农村改革后，三四年的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大意）。这不是无知，就是政治偏见。邓式改革后我国的粮食产量虽然有了明显提升，但决不是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因为“私”字所刺激的积极性是不能持久的，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一次次的农民起义迫使某些皇帝制定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让步政策，曾出现过短暂的兴旺时期，但却未能持久，犹如山洪暴发，雨停水流即断，因为都是无为而治。小农经济的固有弊端是不可克服的，邓式改革后我国粮食状况有所好转，粮食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表面富足现象。不过这不是个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毛主席富有远见的伟大决策。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了国民党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国际威望大大提高。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于国际战略的考量，于1972年秘密访华，到北京朝拜毛主席（邓小平则是到美国献媚邀宠），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对我国的经济封锁，毛主席抓住时机，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工业先进技术设备。在一系列的进口项目中尤以“四三方案”最为著称。这就是进口价值四十三亿美元的化肥、化纤等先进生产设备，毛主席在世时这些进口设备尚未收到效益，我国农民种地依旧是以有机肥为主，偶尔施点氮肥，犹如撒胡椒面一般。而在邓小平篡党夺权以后，化肥才陆续大量生产出来，粮食单产成倍提高。原来两季田亩产最高不过千斤左右，使用化肥后亩产量则达到二千多斤，甚至达到三千斤。即便如此，还要依赖境外予以补充，或买人家的粮食，或租赁人家的土地。有一洋人说“中国正被过多的粮食淹没”，但在人们的直觉中粮价却居高不下。

其二，兴修水利与植树造林相得益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欲发展农业，必须兴修水利，变靠天吃饭为旱涝保丰收。然而治水必先治山。否则，将是事倍功半。只有山水并治，才能标本兼治，才能收到永久效益，才能变水患为水利。然而小农经济没有这种能力，只有依靠集体力量才能完成对大自然的艰巨改造工程。在1958年以后，分别从人民公社抽调男女劳动力，集中起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主要是大中型水库及其水利网络灌溉工程。仅保定和石家庄两个地区就修建了王快、岗南和黄壁庄等三座大型水库和灌溉网络。另外还兴修了多座中小型水库，不仅扩大了水地面积，而且还根治了水患，实现了土地保水、保肥、保土壤。一些水库的蓄水在邓式改革后又成为一些城市不可缺少的饮用水，其中王快水库、西大洋水库不仅供应保定市的饮用水，还补充北京市的饮用水。不仅如此，还当做商品卖给洋人，据说保定市的饮用水也由外商掌控。但保定也不是个例，全国10%的饮用水归外国人管。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兰州饮用水事件就是由洋人掌控的。

出卖祖宗留下的产业是邓式改革开放的一大景观，从中央到地方无不在出卖祖宗产业、断儿孙的生存根脉。国家卖，省里卖，市里卖，县里卖，乡里卖，村里卖，一些奸巧村民也在卖。卖稀土、卖土地，卖矿山，卖林木，卖水源，卖景点……只要能换钱，凡属于辖区范围以内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都要出卖。“出卖”似乎成为国风。但笔者只讲变卖山林所造成的恶果。

1958年及其以后，我国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治山造林活动，凡山必造林，凡水必治患。因地制宜地栽植不同种类的树木。同时还在沟谷营造淤地坝，既可拦洪蓄沙，又可造地。淤地坝（俗称地埝）既可种庄稼，又可栽果树，同时也缓解了山洪的冲击力。另外，还在山川中修水渠、建塘坝，既改造了土地，又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山林里百鸟鸣啭，溪水里水鸟嘻戏，兰天如鉴，白云似絮。可惜在邓式改革以后，这一切都不见了。集体的山林全部分包到户，不几年都伐光卖掉了，接着又将埋在土中的树根刨掉当柴烧了。荒山野岭不仅恢复了光秃秃的旧貌，而且地表松散的沙土堆积，还有乱采滥挖矿山，山上疮痍满目，山下松沙碎石堆积，遇有暴雨，不是洪水倾泻，危害下游，就是形成堰塞湖。造成大面积的重灾区。大自然憨厚无语，但对无情的伤害必施之以无情报复。还有改革30多年来全国基本上没有兴修水利。寿命已达半个多世纪的旧水利设施（主要是大型水库）没有维修，存在着极大隐患。（山西洪洞水库坝体崩塌就是恶性兆头）这就是改革后面对重大旱涝灾害束手无策和出现滑坡和泥石流现象的根本原因，致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这只是邓式改革的罪孽之一。其中最大的罪孽是延误了我国的农业发展。如果不是倒行逐施的邓式农村改革，那么毛主席指引的农村集体道路延续到今天，恐怕绝大部分农村已经实现城镇化，全国都是南街村！

三、城镇改革

所谓城镇改革，就是国企私有化，改变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形成了两条截然相反的政治路线和社会道路。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下简称毛路线），另一条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下简称邓路线）。

两条路线的不同焦点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揆其要义，前者是政治挂帅，后者是物质刺激。政治挂帅是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物质刺激源于曾一度热传于西方世界的物质主义。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既反映了执政党的不同阶级属性，也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路线，造成了具有优劣鲜明反差的社会面貌。

毛主席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将政治革命放在首要地位，把生产革命置于从属地位，既巩固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又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生产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革命并没有结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余途甚远，还面临许多挑战，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既面临国内反动派的疯狂报复，又有国际反动势力的武装干预，还有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已被我国的历史一一验证。首先是新中国建立不久，以美帝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就发动了侵朝灭中的大规模战争，毛主席以常人所没有的胆魄予以反击，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成功粉碎了美帝灭亡我国的阴谋，捍卫了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其次，蒋介石于1949年逃亡台湾以后，反攻大陆的叫嚣持续了好多年，但却未能实现，这完全仰赖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毛主席所指引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和对手工业的改造抑制了农村富裕中农和城市小业主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

自邓式改革以后，小生产者顽固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又强烈反弹，被修正主义所利用，成为邓小平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突破口。特别是那些所谓“能人”发了财，掌握了基层政权，成为土皇帝、地头蛇、权势炙手可热。这恐怕是农村中最严重的问题。当然，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最危险的敌人还是毛主席所指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已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他们头罩“老革命”光环，身披共产党外表，拥有人民所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握生杀予夺大权，可以随心所欲行事。他们不费一兵一卒，也没用多长时间，我国便红旗落地，数千万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人民江山便改变了颜色。这些都是人人皆知的。笔者要说的是认识论上的一个重大分歧，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指导国家建设，指引社会走向。笔者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学者，只凭自己的微薄历史知识和浅限的理论水平以及不全面的社会认知，谈谈自己的看法。在哲学领域，人的思想观念有多种称谓，诸如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等等，但都与人类的思想观念有关。人类的思想尽管形形色色，但不外乎两大类，即公有观念和私有观念。这都与社会制度有关。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公有观念，只有依靠政治革命才能树立和发扬光大，才能消灭旧的社会关系和私有观念，才能彻底消灭阶级社会，才能过渡到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与思想意识唯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资产阶级（包括修正主义）之所以迷信“私”字，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刺激人类的私有观念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加快经济建设速度，才能全面建成私有化的小康社会。只有在百年以内“两个不动摇”才能圆“中国梦”。实际上这是资产阶级阶级的功利短见和政治偏见。十八大以后的执政者发现私有观念已经毁灭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又提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但仍坚持私欲横溢的当代经济价值观。仍然迷信私有观念才能刺激经济发展。这是我国数千年的阶级社会所形成的认识论上的误区。如果不扭转这种错误的认识论，我国邓式改革后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梦也必然存有很大变数。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之所以仍然坚持继续革命，仍然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以外，就是要消灭旧的社会关系及其由此所产生的社会观念。欲达到这一目的，必然保证工人阶级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不能有任何动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把管理国家的权利交给劳动人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保证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即保证劳动人民的最根本的经济利益。

劳动人民在创造共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锤炼着自己的思想意识，个人奋发向上的品德与社会发展方向形成了完美的统一，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高度发展的真谛。

谁都知道，新中国是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经过3年政治和经济秩序整顿，全面消灭了阶级社会的顽症：卖淫嫖娼、吸食毒品和设赌参赌以及其他社会不良习气。从1953年正式开始经济建设，经过5个“五年计划”（其中1963年为经济整顿时间），到毛主席逝世后的1978年，我国已建成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并且科研机构门类齐全，工业生产比重在国民经济中大大超越了农业生产。这种惊人的成就前后跨越了两个台阶，突出地显现出政治挂帅、政治领先、政治统帅经济的巨大威力。第一个阶段是大跃进时期，1957年，共产党为了在新形势下增强执政能力，更有效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开门整风，欢迎各届人士提出良性批评和建议。然而心怀不轨的资产阶级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并自不量力地提出“轮流坐庄”，要共产党下台，交出政权。对此，共产党理所当然地予以回击。虽然反右斗争存在着以当时的全国整风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为首的各级官僚主义者的报复而出现的扩大化问题，但反右斗争挫败了资产阶级的夺权阴谋，维护了人民政权，激发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产热情，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虽然当时出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所搞的以“共产风”和“浮夸风”为主要特征的“五风”干扰，但取得的工业建设成就是巨大的，在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在蒋介石时期，以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几乎等于零，而在新中国建立后仅八、九年的时间，在以手工制造小农具的水上一跃跨入机械生产行列，建立了拖拉机厂，造出了大马力拖拉机，建立了大型炼钢厂并炼出了钢材，在连像样自行车都造不出来的基础上陆续制造出内燃电动机车、百吨以上交流电力机车和液力传动内燃机车。在只会造人力帆船的基础上（北洋水师的舰船是买的洋人的）制造出两万吨以上远洋货轮。还制造出电视机发送设备和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大跃进时期几乎每天都有生产创新捷报出现在媒体上，真是火红的岁月火红的热情。另外在兴修水利和铁路建设方面的业绩也是惊人的，大跃进中的工业业绩为我国的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和航海事业以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我国工业进程中所跨越的第二个大台阶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旧社会存在着对劳动人民经济和权利的两种统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中，通过一系列的政治革命措施，逐步给予了劳动人民劳动权利（即生存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以及老病残者的物质保障权利。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赋予了劳动人民最大的权利，即管理国家的权利。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从1964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到毛主席逝世后的1978年第五个计划结束，中国的经济建设成果令环球惊诧。不到30年的经济建设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百余年甚至数百年的道路，在尖端科技方面接近于苏美，有的项目突破了当时的顶级水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是任何社会制度无可比拟的。这其中的神奇之处就是劳动人民拥有当家作主人的权利。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之根本，只要拥有这种权利，其他权利才能有保证。这从邓式改革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科学社会主义时期在经济建设中之所以快速取得辉煌成就，除了政治因素外，还有经济制度的因素，那就是充分发挥国营企业在国家经济命脉中的主力军作用。这种作用在修正主义大力扼杀国营企业的劫后余生中仍然顽强存在。在当今社会不论是国家财政收入、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建设、高科技产业发展，还是在国际经济竞争中都发挥主力军作用。如果不是邓式改革的私有化，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一定在全球独领风骚。

邓式改革近40年，最突出的现象是复辟了私人资本（包括洋人资本）和权力的统治。在政治上劳动人民被赶出了上层建筑领域和领导地位，不仅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利，而且还失去了社会平等地位，由主人变为了奴隶，只能被资本和权力役使，没有任何社会自主权和申辩权，其身份沦为会说话的商品，任人摆布欺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大谈什么解放生产力，自然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说。这种含有政治目的的谎言已被近40年的改革实践所拆穿。

新中国建立时是纯粹的落后的农业大国，生产力仍处于半原始状态。所谓的民族工业依旧是小规模、低技术、低质量、低价次的手工业，没有重工业，轻工业也是凤毛麟角。而邓式改革的基础是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科研单位门类齐全，不仅尖端科技水平已接近世界一流。具有两弹一星，而且单晶硅、大飞机等高难科技项目也被攻克。然而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在经济上出现了极大依附性。科学技术水平不仅无法与美俄比肩，而且大大落后于第二世界。执政者不得不走遍世界寻找所谓战略伙伴。即使军事领域的所谓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仍逊于美俄。如果没有邓式改革，毛主席的治国方略延续至今，充分发挥群众路线的威力，依靠劳动人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巨大智慧和创造力，那么我国无论是工业发展程度，还是高科技水平自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不是虚妄之言，新中国建立后的快速强国之路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改革派们仍在大肆吹嘘邓式改革的优越性，这就像“傻汉”做买卖，只见盈利，不计成本。

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来往，看起来似乎财大气粗，但国内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并没有过去。否则不会甘冒风险，而饮鸩止渴，为高利贷的私人银行大开红灯和开办自由贸易区。而我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硬腰板只不过是仗凭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这些储备是依靠作赔本买卖换来的，如廉价出卖各种资源和劳动力以及毁灭我国人民的生存条件（如空气、水质、土壤等严重污染和各种资源枯竭）。我国的稀土资源原来占世界储量的90%，但邓式改革开放后，大肆出卖，现在仅占30%左右，而且价格极低，犹如黄金当作土豆卖。这笔大账从来也没有人算过。如果不是改革者们的败家行为，在世界大家庭中，我国岂不是少有的殷实大户？现在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却是逆烦事多多，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对立，国际矛盾彼伏此起，接连不断，这完全是由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所以全国人对毛主席的缅怀之情越来越广泛深入，迫使执政者不得不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挂在口头上，但骨子里仍是“三个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