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先觉察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问题（一）

　　第二次郑州会议

　　2月27日晚到3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这次会议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

　　第一天会议毛泽东讲话。(第一天与会者有：刘、邓、彭真、李先念、胡乔木、吴芝圃、舒同、刘子厚、陶鲁笳、张德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形势。指出：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常说的，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他说：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满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他进一步讲到：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这充分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逐渐深化。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第二天会议（28日）

　　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陶铸、王任重、周小舟、曾希圣、江渭清、李井泉、张仲良（甘肃）等讲话。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决定再延长两天会议

　　对毛泽东讲的话，不少人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3月1日上午8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85)

　　3月1日下午，将前两天参加开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3月2日凌晨4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邓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上午8时，毛泽东又写信给刘、邓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位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指2月27日讲话稿——引者注）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86-87)十二句话，是当时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原来有一句“多劳多得”，毛泽东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了两句“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变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队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毛泽东第四次讲话

　　3月2日晚因新到会的人都看了27日讲话稿，毛泽东没有再重复那些内容。这次会比前几次显得轻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斢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插话：“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日)

　　关于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情况，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颗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王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

　　毛泽东最后一次讲话

　　3月5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

　　毛泽东在长篇讲话中，讲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表达他纠正“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歪风的决心。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为了迅速扭转一种错误倾向，有时使用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是极而言之的话，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正如他所说的：“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毛泽东在2月27日正式讲话稿中，也写了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刘、邓造成的)承担了责任。后来，在与会代表的一致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的时候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依据在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特别是一线领导人大刮“五风”，造成的严重后果，以解决矛盾，纠正错误，扭转局势，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他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最早觉察了中央在刘、邓主持下，造成的“左”的错误和“刮五风”的严重危害，并且下大气力给予纠正。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伟大导师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有的崇高精神和气度。而上个世纪80年代，某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从其狭隘自私的阴暗心理出发，利用阴谋手段，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解散了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茁壮成长的新生事物——人民公社，给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造成了极大的倒退!在纠正错误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