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先觉察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问题（一）

　　武昌会议

　　毛泽东于1958年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第一次讲话

　　在第一天(21日)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讲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反复考虑的，据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减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减少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减少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做准备。这样，邓小平主持炮制的那个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是毛泽东翻来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是2700万吨至3000万吨。毛泽东当时根据有关主管同志的意见，是很赞成的，只是想过，生产这么多钢有何出路？干什么用？还没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一到武昌，他已觉得不妙了，应当考虑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毛泽东问：“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薄一波答：“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1日)

　　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实际上已经是22日凌晨1时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42)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22日这天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第二次讲话

　　23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他再次强调：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他说：意见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账，第一本账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可见毛泽东下了很大的决心;这也充分说明毛泽东对领导搞“浮夸风”，对为了沽名钓誉而说假话，不讲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人，是不满的。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了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地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在这次讲话中，他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过一个分析。在这次讲话中，又作了进一步的更为全面的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毛泽东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件事，当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他指出：“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传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及时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样的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导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84-585)

　　在这之前，11月14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批语。当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也把这个批语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批语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30)

　　要关心群众生活，生产、生活一起抓，要保证群众睡足、吃饱，不能把工作任务提得过重而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从郑州会议讲起，一直讲到武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重要问题。

　　这次会议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武昌会议又前进了一步。中央高层领导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这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准备了条件。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毛泽东在武昌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重点分组讨论和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两个文件。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见《毛泽东传》<1949-1976>，P906)

　　决议要求，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此，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胡乔木没有及时反映到毛泽东同志那里。

　　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12月9日，即六中全会闭幕前一天，毛泽东作长篇重要讲话。

　　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关于毛泽东提到耕作“三三制”问题，全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不要把它写在决议里，有人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事可以做到，决议里可以写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并且说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讲了两种可能性问题。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同意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这次会议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还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634)

　　对此事，毛泽东酝酿已久。从1956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1956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期间，他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1957年4月30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又提出这个动议。以后，由于发生反右派斗争等事件，这项动议被暂时搁置起来。这次中央全会予以通过。毛泽东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同时，也将使毛泽东同志从繁重的国务活动中摆脱出来的愿望成为现实，并且可以使他更好地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创造性的发展工作。

　　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世界革命的实践创造性地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变成了现实。特别是他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亲自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更是留给人类历史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一生坚决反对作假，但有时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所以，努力纠正刘邓“刮五风”造成的错误倾向，任务仍然十分严重地摆在毛泽东的面前。

　　第二次郑州会议

　　为什么1958年农业大丰收，而到1959年初开始全国出现缺粮、缺油风潮？

　　1959年初，问题更加暴露出来。由于自上而下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和高估产、高征购，致使农民吃粮出现困难。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还是认识不清。

　　为了落实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根据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决定1月26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为开好此会，毛泽东于1月18日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开会，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毛泽东本意是想把指标压下来，但与会同志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使北京会议(即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通过的指标，仍然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毛泽东曾讲到：“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旧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旧的。因而，武汉会议（八届六中全会）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薄一波也曾回忆道：“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说：“因而北京会议上基本上维持了武汉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55)

　　北京会议后，毛泽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1958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1月开始，特别是2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

　　此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报来了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报告说，必须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的批语也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毛泽东看了报告，很兴奋。2月22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是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52)　

　　为什么会瞒产私分？毛泽东要追根究底。

　　2月23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他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等及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据毛泽东说，这次谈话对他有很大启发。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之后，毛泽东又抵达济南，同山东省的各级负责同志座谈。特别是吕鸿宾合作社里发生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时，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

　　2月26日，他来到郑州。此后，毛泽东在同河南省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满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至此，毛泽东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多月来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到的一个认识。毛泽东还提到，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统统将贷款收回是错误的。

　　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