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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先觉察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问题(一)

2014-9-14 23:0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39| 评论: 0|原作者: 甄岩|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1958年秋,毛泽东处理好台湾海峡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矛盾问题之后,又回过头来解决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大量极其复杂、尖锐的矛盾问题。他在领导处理台湾海峡问题时,中央在一线领导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甄岩:毛泽东最先觉察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问题(一)

作者:甄岩 发布时间:2014-09-09 来源:乌有之乡 
 

  1958年秋,毛泽东处理好台湾海峡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矛盾问题之后,又回过头来解决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大量极其复杂、尖锐的矛盾问题。他在领导处理台湾海峡问题时,中央在一线领导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1.毛泽东最先觉察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亲自深入实际,调查存在的问题

  当人民公社犹如一轮朝日,刚刚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一大堆问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匆忙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什么“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则是刘少奇在那里抓的试点: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

  对此,毛泽东表示怀疑。他虽然派人去过徐水了解情况,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主要是谈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10月16日下午和17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21日向他汇报。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他亲自派人深入实际调查。

  10月19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1958年9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赞扬,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此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主席到河北调查。)、李友九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汇报徐水县的情况。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也叫地瓜)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瓢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之后,毛泽东进一步调查研究大跃进中出现的各项问题。

  10月23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10月26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13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10月28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做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11月2号或3号回到郑州即可。 

  2.毛泽东决定开会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毛泽东10月31日傍晚,乘坐专列离开北京,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11月2日到达郑州。

  第一次郑州会议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称“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会议的议题。毛泽东说,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先派几个同志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书记开会。主要是听取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

  有人讲到交换的范围缩小了;还有人讲到现金结算减少了,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讲,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账。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毛泽东还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毛泽东在农业生产问题上,他仍然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他说到,“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有人汇报要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关于搞一个新四十条

  一开始,毛泽东让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史向生负责。

  关于叫什么题目,吴芝圃说,议了一个,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及分管农业和工业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

  后来就把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起草。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思路愈益清晰,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做法,他提出在纲要里写进:“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有许多重要的思想,特别是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1974年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讲话,讲了系统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观点。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将来实现共产主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9日)

  同一天,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10-511)

 

  关于《郑州会议纪要》和毛泽东的讲话

  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11月7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这个决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同时划清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是极其重要的。

  11月10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

  他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见《毛泽东传》<1949-1976>,P897,注释)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毛泽东文集》第7卷,P436-439)

  毛泽东10日的讲话,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毛泽东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初步的科学回答。特别是在“划线”问题上,在对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更为鲜明、更为系统的思想。然而,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中央主要是处在“一线”领导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大刮“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命令主义,瞎指挥,出现了许多问题,不可能设想通过一两次会议,能够完全纠正。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之后,毛泽东很快改变主意。11月12日上午7时,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毛泽东改变主意,说明会议虽然散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19-520) 

  毛泽东继续调查研究,一面贯彻郑州会议精神,一面为武昌会议做准备

  毛泽东11月13日下午离开郑州去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的负责人作调查。

  13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建议。他提议讨论两个问题:“(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指《对于与1951年11月讨论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这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主要部分。)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他解释说:“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级的会议也要讨论这两个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25)

  划线问题、商品问题,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明确了的,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当作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并不是少数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自治区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解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谈话,了解郑州会议贯彻情况和下面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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