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运进入高发期了吗？

2014-9-14 07:29|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322| 评论: 1|原作者: 石秋

摘要: 有朋友问我，最近两年是不是工运数量比往年多了许多？或者说，最近两年是不是中国工运的高发期？虽然从数量上看工运近年并没有特别高发的迹象，但某一特定情形下发生的工运数量是处于高发阶段，然而与此同时工运的质量是一直在提升。

有朋友问我，最近两年是不是工运数量比往年多了许多？或者说，最近两年是不是中国工运的高发期？

类似的问题近些年已听到不少人问我，几乎我都是回答，不是。而是中国工运最近二十年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发生数量。但是，最近这一次的回答不同以往。可以说最近几年因为资本家搬厂或者工厂合并等原因引起的工运数量却是比过去多了许多。

从另一各方面讲，我的看法是最近几年这一类工运在性质上大多数可能属于中低端的工运事件。原因是，这类工运的主要动力一般来自想离开涉案工厂的工人们。而不是有意提高涉案工厂未来工资水平的工人们。

比如2014年4月发生的裕元罢工事件，起深层次原因来自裕元自2008年加大步伐转移产能的背景。我们从2009年起就曾多次接触到高埗裕元的集体维权运动。应该说，在2014年之前的高埗裕元，本身就一直在各种大小不等规模的集体抗争中积累能量。但这股能量没有成为觉悟工人斗争的能量，俗称的“正能量”，反而被落后的工人和反动的外部势力所利用，最终伤害了大多数工人的利益，严重伤害了少数工人的权益。

中低端的工运在珠三角一直以来是工运的主旋律，但是与此同时高端工运也在日渐增多，不为人知的越来越多。这导致了工运问题越来越清晰，各种利害关系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在中低端工运中，这种明朗化的冲突给我们的感受很强烈。

这里面有一个常识性问题需要说明，工运本身是个动态事件，因此对一次工运的判断，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绝对的中低端，也没有绝对的高端。仅仅从近年高发的因搬厂或工厂合并引起的工运，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少起因不高端，发展和结果却足以称之高端的事件。

因此，虽然近年消极因素引发的工运在增多，但同时工运的性质仍一直在提升。这实际上就是我提出的观点：虽然从数量上看工运近年并没有特别高发的迹象，但某一特定情形下发生的工运数量是处于高发阶段，然而与此同时工运的质量是一直在提升。

由于低端工运对工人而言往往是深刻的教训大于积极的收获。因此工运性质的提升具体表现应当是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工运数量在提高。由于我们现阶段不可能有非常全面的数据，因此简单从我们接触和处理的各种大小规模不等的工人集体维权事件来看，并不能明显感受到这样的数量上的提高，然而却从另一方面感受到工运性质的提升。

数量之外的另一方面，就是质量。

比如说，盐田港2013年的工人运动取得了加薪1700元的结果，加薪幅度约30%。同年ASM集团盐田三大工业区的工人运动取得加薪20%（约1000元）的结果。这两起运动所取得的胜利都是近十年来极其少有的。同时，盐田港2013年的工人运动仅仅通过了1.5天的罢工，获得了阶段性胜利。而ASM的工人运动则通过了长达23天的罢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盐田港2013年的工人运动比四年前的运动取得的加薪幅度更大。而ASM盐田三大工业区的工人运动则创造了深圳工人运动最长时间的纪录。这两个运动恰恰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诠释了现阶段中国工人运动的质量。

所以，虽然我们无法从数量上判断，但却能够从质量上判断中国工人运动性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