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代表未来

(摘自路克利《实践形态与学术形态的国际毛主义：对话理查德·沃林》。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8期。沃林，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和政治思想史教授，著有《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遗产》等。文中所摘为沃林的论述)

　　毛泽东的方法和理论，非常适合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情形，适合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势力斗争的情形。这种情形在西方很少出现。当然，如果出现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解放斗争的形势就会大不相同。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毛泽东的主张可能会适用。

　　众所周知，毛泽东挽救了中国，使中国走出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列强侵略的百年屈辱。毛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如何把一个革命运动转变为稳定有序的政府治理，就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毛主义面临的重大难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

　　要了解毛主义在60年代的兴起，一定要考虑两个背景因素。一是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僵化和官僚化。这可以通过它在二战后推行的对东欧国家的霸权和侵略政策反映出来。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苏联的老人政治缺乏活力。二是要认识到，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些外国人眼里，是给中国共产党戴上了一个新的光环，使中国充满了革命活力。这种活力正是苏联共产主义所缺乏的。

　　当时，在西方，毛主义不再被看作仅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相反，在60年代的革命风潮里，革命组织力图把毛主义应用到他们自己的形势中。当时，苏联共产主义转向保守，而毛主义面向未来，尤其是在那些正在反对本国专制和外国压迫与侵略的争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看来，毛主义代表着未来。

　　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的独特贡献是其农民革命理论。这种农民革命理论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在非殖民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时代，这种思想具有巨大的影响，在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都获得了不可估量的响应。

　　在本质上，把适用于发展中世界的革命战略转接到发达世界，已经不可能了。发达世界的普通老百姓已经不具有革命性。这些人已经深陷消费主义陷阱。

　　今天，国际学界的毛主义研究大大发展了。这不仅因为学术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全球政治问题即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反应和关切。

　　近年来，主要的抗议运动都有针对这一问题的趋向。从美国的占领运动，到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到最近的巴西的千百万的抗议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不是毛主义运动，但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诊治方式，仍然与毛主义存在关联性。

　　毛泽东思想在不同方面影响了巴迪乌和萨特。萨特代表了70年代西方左翼的普遍态度，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教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着左翼激进主义新的开始。巴迪乌的学术作品声名鹊起。他在他的同志当中是唯一一个忠诚于毛主义遗产的人。他主张并支持他所谓的共产主义假设，这种假设强调严格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当然，问题仍然在于，谁来实现这种“平均主义”?

　　现在，国际社会对毛泽东和毛主义的兴趣正在增长。今天，在全球范围，都存在社会不平等的紧要问题。正因为如此，西方学界才重新考察毛主义，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启发和解决方案。如果不考虑人们对全球化逻辑的失望和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社会不公，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为什么对巴迪乌的作品如此者迷。

　　我认为，到“文革”50周年和毛泽东逝世40周年(都在2016年)的时候，还会出现又一次毛主义热。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学界也不得不思考和评估中国的历史和事件，例如毛主义和“文革”。

　　毛泽东是经济平等的直接倡导者。经济不平等、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关切。这个事实说明了，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对他的思想有兴趣。无论是在发达世界还是在发展中世界，毛泽东的遗产已经有了一种新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