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农场答客问》—— 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狂宣犬”

评《农场答客问》

‑‑‑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狂宣犬”和反马列毛、反革命的“急先锋”韩德强

周承友

2014年8月，韩德强抛出他的《农场答客问》，其中说，“我现在是个农夫”，“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读罢他的《农场答客问》，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韩德强是当代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狂宣犬”和反马列毛、反革命的“急先锋”。

韩德强的《农场答客问》除其最前面的话，共谈到十五个问题。其中，第九个问题以前的部分，主要谈的是：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唱赞歌，而且是狂妄之极；第九个问题以后的部分，主要谈的是：肆无忌惮地反对马列毛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整个《农场答客问》都是建立在歪曲、黑白混淆和颠倒的基础上。

其实，在当代中国，以1976年“十月政变”为转折点，中国就进入到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以前，邓某人曾向毛主席写过三次检讨，保证“永不翻案”。但政客就是政客。他借机谋得权力后，极力把当代中国推向了一个黑暗的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在世纪之交，其新帝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不断兴起。因为随着当代中国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社会阶级矛盾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危机和崩溃也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我们来看《农场答客问》中韩德强为当代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所唱的赞歌。

“这两年来，看着每周一个省部级官员落马”，“直到徐才厚被捕，周永康被审查”，“徐才厚，前国家军委副主席。周永康，曾经集公检法大权于一身。他们在各自的系统都已经党羽密布，势力雄厚，而且都直接掌握着部分枪杆子”，“他们还不是腐败势力的核心”，现在“经济可能停滞，可能崩溃”，“我也同意中国经济真的快崩溃了”。“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一切弊端都会应运而生，党就会灭，国就会亡”，“特别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普遍腐败，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剥削明显增强，简直是回到了解放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形成了诅咒中国、逃离中国、瓦解中国、颠覆中国的舆论大潮”，“自由主义思想、情绪和心性的泛滥。显性的泛滥体现在舆论上，隐性的泛滥体现在各级领导的内心世界里”。“有了薄熙来后，‘保党救国’有了榜样和希望”，“感谢习近平啊”，“《十八大，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补充：薄熙来道路被习赞扬过又推翻了），“习近平官场历练几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出自这个污浊的官场”。这些话都是韩德强本人所说。大家一看就知道，面对这样腐乱的、人人诅咒的特色社会主义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资本帝国主义，它有一点点直到称赞吗？在这样腐乱的社会环境中，在官僚资产阶级中能成长出一个担当为了劳动人民及其国家大任的总书记吗？见此情况下，只有主人的狗腿子，受主人的抚养，才能极力为主人唱赞歌，并且把本来的“黑”说成“白”，不是狂妄吗？

那么，韩德强为什么又能为当代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唱赞歌呢？，那就是因为韩德强是以黑白混淆和颠倒为基础的。其黑白混淆和颠倒表现在：

第一，他颠倒和混淆了毛泽东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新中国与当代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资本帝国主义后中国的“白”与“黑”。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在不长的时期内，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业门类齐全的以重工业为主的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和国防经济体系（当然，此时人民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基本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制度，政治清明，并使新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而当代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后中国，正如《农场答客问》中的客者所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两极分化，腐败丛生，民怨四起，暴力恐怖事件频发”。这二者的“白”与“黑”是不可比的。但他韩德强就是要混淆和颠倒，并用前者衬托后者。例如，他说：“拿下周永康，是从清理周永康的外围势力开始的。石油、四川、政法，三大系统的周氏党羽被逐一审查，最后才公布周永康的问题。这不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反腐战争中的运用吗”，“以解放全中国的事业而言，辽沈战役是决定性的胜利”，“拿下徐才厚、周永康（补：他们已经退职），反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把“黑”混成“白”了。又如，他把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说成“王朝”，并比较汉唐封建王朝存在时间，去衬托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假设这个王朝是毛泽东王朝，可以吧?为什么刘邦王朝可以生存二百多年?为什么李世民王朝可以存在二百多年?”“毛泽东奠定的是新中国的命，强健有力，生机勃勃，未可限量。习近平改变的是新中国的运，运势兴旺，足以影响世界，延年益寿。”这仍是“黑”“白”颠倒。再如，“搞公有制很容易导致混乱、低效、不积累。大跃进的失败，就是证明。此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照顾到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农业才逐渐恢复，逐渐发展。所以，现实政策只能在照顾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前提下制订和执行。”这就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农村公有制说成了私有制，更是把“白”说成了“黑”。还有，他说：“鲁迅要是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估计一定会敏感到新中国政治秩序的压迫性：有干部有工人，有城市有乡村，有八级工资，有二十四个干部等级，这人与人之间还有平等吗?伴随着政治地位的等级差异，就有工资的差距，住房的差距，生活待遇的差距，这不就是剥削吗?”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将来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永远是存在差别，也就是说，永远存在矛盾，否则，社会就不能发展。他把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差别说成还存在剥削和压迫，这不就颠倒了“黑”“白”吗？

第二，面对前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腐乱、危机局面，他却仍然说：“现在中国称盛世，恐怕是绰绰有余的”。“30多年来，……内腐外软，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现在连小小的无人定居的钓鱼岛问题就不能解决，在国际上说话还要看美俄两国的脸色，还说什么“中国能出现引领世界的优秀领导”？这些，就把“黑”说成“白”极了，简直是恬不知耻。

第三，他自己不革命，走“黑”路，却污蔑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例如，他说：“他们要的是革命，是推倒重来。这些人看上去站在人民立场上，实际上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本质上，是在刻舟求剑，是在削足适履，是在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的革命教条”，“我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并不真想要一场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并不真想推倒重来。不但不想要西方型革命，甚至不想要东方型革命”，“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是“黑”“白”混淆吗？

第四，混淆左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派的阶级立场和使命，以此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色社会主义唱赞歌。例如，他说：“中国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过去曾经是思想解放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偏执了，狭隘了”，“左右两派其实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派”，“左右两派知识分子都容易将现政权看成是一个封建政权，反腐败就是巩固这个封建政权，从而阻碍历史进步”。“好吧，就算中国现在是封建政权。你要推翻这个封建政权吗?左右两派知识分子都含糊其辞了：不，不，没这个意思，我不是乱党。那你要维护这个政权吗?他们又含糊其辞了：不，不，没这个意思，我不想做顺民”。这就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一类了。其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属于两个敌对阶级，无产阶级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

第五，就是关于“为人民服务”问题。他说：“所谓为人民服务，就是在既可为人民服务、又可为人民币服务的自由选择中，选择了为人民服务。这就叫出污泥而不染，出私有制的污泥而具备为人民服务的公心。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出私有制的污泥而具备为人民服务的公心”，这就是典型地把“黑”变成“白”，依此，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都可以为人民服务，那样，几千年前不就没有剥削和压迫了吗？韩德强的说话太恬不知耻了吧！

第六，他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错误理解歪曲为唯物史观，把自己的“黑”说成是唯物史观的“白”。例如，他说：“我一向主张，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主导。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现在，政治层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经济真的崩溃了，也不见得转变成社会危机，更不会转化成政治危机、政体危险。”“经济可能停滞，可能崩溃，但是，国家收入反而会增长，人民生活反而会改善，社会反而会安定，政治反而会清明。”世界上有他这样的逻辑存在吗？他还说：“马克思的观点反而成了腐败分子的挡箭牌。”“马克思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他所倡导的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连他自己都含糊。”这那里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呢？可见，他韩德强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其次，我们来看《农场答客问》中所体现的韩德强一惯地急切地反对马列毛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嘴脸。

他说：“马克思的观点反而成了腐败分子的挡箭牌。”“马克思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他所倡导的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连他自己都含糊。”“1991年，我写了《从价格形成看价值规律》，批判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学说，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学说。1994年，我写了《历史是进步的吗?》批判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1998年，我写了《马恩原著体系批判》，批判了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1999年，我写了《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肯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特别是肯定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将马克思的思想与毛泽东成就区别开来。2001年，写了《略论道德市场经济》，主张有超阶级的道德，而且只有靠超阶级的道德才能使人类社会摆脱弱肉强食的逻辑。2002年，写了《和谐社会及其实现过程》，阐述了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东方型的大同世界理想。2003年，出席古巴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大会，发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与理论创新》一文，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反思马克思主义。2004年，发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批判了阶级分析学说，重建了东方型的善恶斗争的历史观。2006年，发表《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反思文艺复兴、唯物主义、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法国大革命，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历史原因。2012年，发表《佛解版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成份划归西方，而将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划归东方，与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相通。”

由此可知，韩德强是一惯地急切地反对和歪曲马列毛主义的，特别是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学说，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等等。一句话说，他韩德强是全面地反对马列毛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虽然他曾经被称为左派，或打着毛派的旗号，但那都不是他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他韩德强反得了的吗？这里列举部分马列毛主义的经典论述就可给予其有力地批判。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卷第82页。

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毛主席说“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矛盾论》）

韩德强一方面批判“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宣扬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另一方面，他又把“物质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偷换成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加以批判。这种手段更险恶。

马克思指出：“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0页)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列宁说“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列宁选集第2卷第453页）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的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第82-83页。）

显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革命的学说，就是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农场答客问》中的一个重点或中心就是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说：“新中国是革命而来的国家”，“东方型革命结束了，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了，还继续强化这种傲慢与偏见，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导致新的社会动荡(例如，文化大革命)，只能导致新社会秩序的夭折，只能导致苏联解体一类悲剧的出现。”

韩德强为什么能够如此地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呢？这同样是以他的歪曲、黑白混淆和颠倒为基础的。

第一，他给革命以歪曲的解释，并提出了是非不分和黑白混淆的所谓正常时期和非常时期、东方型革命和西方型革命的概念，目的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中国文化大革命）。

他说：“革命意味着暴力颠覆社会秩序，意味着社会失序和动荡，意味着国家分裂，外部势力干预。在正常时期，革命不但不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甚至会恶化。中国思想认可非常时期非常举措的革命”。

而马克思却指出：“每一次革命都是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卷，第448页）恩格斯强调：“任何一次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统治地位并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第614页）列宁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选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616页）

可见，革命的本质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社会基本制度的变革。革命的本质不是革除人命，革命中虽然有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外部势力干预，甚至革除人命等情况，但那对劳动人民和革命阶级而言是变“长痛”为“短痛”，是好事，因为那时的国家不是为劳动人民和先进阶级服务的国家；对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来说确实是被消除。“革命一天，等于二十年”。所以，以革命会带来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外部势力干预，甚至革除人命等情况，只能是恐吓剥削和统治阶级，何况革命并不是都会带来大的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外部势力干预，甚至革除众多人命等情况，例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什么是正常时期和非常时期呢？他韩德强自己说“特别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普遍腐败，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剥削明显增强，简直是回到了解放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形成了诅咒中国、逃离中国、瓦解中国、颠覆中国的舆论大潮。”“新中国是革命而来的国家。这场革命符合东方型革命的特征，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中国思想认可非常时期非常举措的革命。”据他前面所说，改革开放以来，也应属于非常时期（“回到了解放前”），应当革命。但他却以毛主席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去衬托当代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胡说改革开放后是正常时期，不许革命。这不是黑白混淆和颠倒，自打自己的嘴巴吗？至于他说到的“当社会秩序坏到极点，在需要东方型革命的非常时期，……是时代需要，是好的”等情况，那只是革命进入高潮时期的表现。

他所提出“东方型革命”和“西方型革命”的概念也是黑白混淆和颠倒，自打自己的嘴巴。

他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东方型革命。但不认可正常时期天天‘造反有理’的西方型革命。”

东方型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西方型革命是“造反有理”。“顺乎天而应乎人”就是要符合人民的需要，不符合人民的需要就要造反，目的还是要变得符合人民的需要。二者都是要符合人民的需要，革命的本质是相同的。但他却提出革命的“东方型”和“西方型”的区别，显而易见，就是歪曲，目的是要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革命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有反对封建主阶级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他韩德强所谓的“东方型革命”和“西方型革命”。

特别是他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把它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混为一弹，并污蔑无产阶级革命。

他说：“马克思首先是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然后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开启者。逻辑和历史惊人一致。先反国王，次反贵族，再反大资产阶级，然后反一般资产阶级，最后，无套裤汉登场，社会彻底动荡。所谓先进的无产阶级，无非就是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贴上先进生产力的标签，代表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情绪。”“启蒙运动、唯物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次第出现的思想波浪。这一波一浪，都在将“造反有理”神圣化，将西方型革命神圣化”。

这就故意把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混为一弹，并污蔑无产阶级革命。其实，“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可见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是有本质区别的。

不仅如此，韩德强在歪曲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还故意制造他的所谓正常时期和非常时期、“东方型革命”和“西方型革命”，进而歪曲毛主席建立的新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他说：“新中国是革命而来的国家。这场革命符合东方型革命的特征，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沧海桑田，顺天应人。但是，在革命过程中，运用了西方型革命的语言和思维，调动了人民的无政府主义型的反抗性。革命成功以后，就应该将革命的成功解释成东方型成功”。“但是，新中国拒绝并批判这种东方型解释，选择了西方型解释，并把西方型解释的革命神圣化了。正是按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西方型革命解释，后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新中国建立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革命，在东方或西方发生的本质是相同的，并且他们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本质不同的。韩德强在这里完全是黑白混淆和颠倒，胡说八道。

第二，他有意混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于各自革命目标的追求，特别是歪曲无产阶级革命，以达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他说：“君不见，满大街白发苍苍的老小孩。右派如李锐、李慎之、辛子陵、茅于轼、巴金、王蒙、徐友渔、秦晖、陈子明等等，左派如李成瑞、刘日新、袁庾华、张宏良、李民骐、张耀祖、时迈等等，甚至一些民族主义者如王小东、何新等，也都是一辈子停留在心性层面的自由主义的幻觉中。自以为是，各执一端，自己的心灵饱受创伤，客观上带动中国社会走向动荡，却乐此不疲，不知改悔。这些人只是台面上的。无数有名无名的教授、博导、编辑、记者、企业家、官员、科学家、工程师，在政治思想层面上，都受自由主义影响至深，也都是没长大的孩子。”

这就是用自由主义解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混淆和颠倒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白黑，以达到反对革命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反对一切知识分子，简直是狂妄之极。

第三，他肆意歪曲人民群众心理和要求，即把部分人民群众自发时期的低层次的心理要求歪曲为整个人民群众的总的整体要求，把自己要走“黑路”与人民群众能够走“白路”混淆和颠倒起来，以达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他说：“我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并不真想要一场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并不真想推倒重来。不但不想要西方型革命，甚至不想要东方型革命。他们只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不反现存社会秩序。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渐渐发现，周围绝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敏感。即使有压迫，只要可忍受，也就过去了。即使有剥削，只要能拿到工钱，就已经很高兴了。”

不错，部分群众中确实存在他所说的上述心理。但那只是部分人民群众自发时期的低层次的心理要求。部分人民群众真正只有这个低层次的心理要求吗？事实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历史是向前发展。果真只有那个“低层次的心理要求”，历史就不会由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当然，这也说明发动革命不容易，人民群众是需要教育的，才能走向自觉的高度。可见，韩德强就是用“一点代面”、“部分代整体”，去歪曲人民群众的革命需要和要求（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普遍腐败，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剥削明显增强，简直是回到了解放前”），以达到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综上所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韩德强就是地地道道的反对马列毛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而且是黑白混淆和颠倒，手段恶劣，影响较大的人物。所以，韩德强不仅是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狂宣犬”，而且还是一个反马列毛、反革命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