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革命就是否定中国近代史

　　三、保卫革命就是保卫未来

　　求是网：在文章最后的部分，您提到“1789—1871—1917的道路”这样一个命题。我们都知道，这些年份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重要节点，可否请您解释一下这条道路及其意义?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沿着这条道路，中国人民获得的‘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

　　刘润为：你们说得很对。这些年份都分别指代世界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789，指法国大革命;1871，指法国巴黎公社;1917，指俄国十月革命。这是一条人类进步的路线。法国大革命尽管流血很多，但是它“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马克思语)。巴黎公社尽管以失败告终，但是它毕竟是人类建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的第一次尝试，因而“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同上)。十月革命尽管也付出代价，但是第一次将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落到了实处，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我们都知道黑格尔，他因为用绝对精神的七拐八拐论证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是人类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就像福山以前坚持的历史终结论一样)，因而被称为保守主义哲学家。但是，他又是怎样看待法国大革命的呢?他说那是 “一次壮丽的日出”，而且这一立场始终不渝。老年黑格尔针对诬蔑法国大革命是破坏的论调，明确指出：“这个(启蒙哲学的)否定方面以破坏的方式对待了本身已经破坏了的东西……他们攻击的是什么国家?是大臣和他们的宠姬仆妇的最盲目的统治”。1820年，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他特邀好友到家中相聚。席间，他深情地说：“今天是7月14日。为攻破巴士底狱干掉这一杯!”俄罗斯著名学者和作家季诺维耶夫，早在青年时代就和几个同学策划暗杀斯大林，后来一直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苏维埃制度，因此而被迫流落海外。但是在目睹苏东剧变给祖国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后，他从苏维埃制度的激烈批判者变成了苏维埃制度的坚定捍卫者。1994年，他在米兰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坦言：“我写了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1997年，他在《文学报》上撰文，明确表示：“我接受整个十月革命和它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我的革命，这也是我的社会。”一个近代的保守主义者，一个当代的“反革命”，都能或早或晚对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何以今天中国的某些人却偏要把革命说成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呢？这绝不是学风、认识、视野的问题，而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动机。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中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他又在《贺新郎·读史》中写道：“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铖。歌未竟，东方白。”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不管古今中外，凡是革命，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内在联系，肯定了这个就必然要肯定那个，否定了这个就必然要要否定那个。这个道理不仅共产党人明白，那些搞所谓宪政改革的人同样明白。否定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也好，否定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也好，其目的都在于否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道路就失去了历史依据。这样一来，所谓宪政派就能振振有词地要求共产党下台，实行多党制;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解散，实行西方的两院议会制;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靠边，代之以依附式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他们否定革命的如意算盘。如果他们的图谋得逞，那才真正是中国的“大灾难和大倒退”，又何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啊！所以，我们说，保卫革命就是保卫新中国，就是保卫中国人民的福祉，就是保卫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

　　四、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根源

　　求是网：自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革命”一词都站在中国主流话语体系的制高点，代表着正面的力量;但进入新时期以来，“革命”却越来越多地同“激进”、“极左”等概念相联系，以至出现彻底否定革命的倾向，有人说今天已经把革命驱逐到了话语体系的边缘地带。这是什么原因?

　　刘润为：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的确是一个好词、一个热词。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肯于承认自己是不革命的，更罕见有人像今天这样公开否定革命、谮毁革命、咒骂革命。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那是我上高小的时候，亲见一位不识字的农民问我的老师：“岳老师，你有文化，你给我说一说革命到底是啥?”我的老师是一位人情练达的人。他大概知道，向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讲理论是不应该的。于是，他略作思忖之后说：“革命就是好哇!”那位农民听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竖起大拇指连声说：“徐老师这个!徐老师这个!谁也没有把革命给我说得这样透亮。革命打跑了小日本，革命分房子、分地，还让我娶上媳妇。革命可不就是好哇!”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那时距离革命的时间还近，广大人民群众尚能清晰地记得革命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二是当时认同革命的广度和深度，连普通的讲不出任何理论的农民都打心眼里拥护革命，可见革命之深入人心。

　　革命受到公开的责难，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则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甚至发展到某些主流媒体为这样的言论提供传播平台的地步。但是，说否定革命是今天的主流话语，则未免夸大其词。其实，否定革命论的主要市场在精英圈子。这个圈子包括一些人文学科的教师、学者，一些党政干部，一些散落内企、外企的“白领”，还有一些不知道从哪里讨生活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些人加起来，即使作最大胆的估计，也超不出中国总人口的1%。他们有1300万人么?我看没有。而另外那99%的人则是不认同他们的说教的。比如大骂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言论，如果给工人、农民去讲，他们肯定不买账，十有八九还要被轰下台去。这样的事件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他们就那么一点人，即使再能折腾，搞出再大的动静，也只是泰山上的一铲土。区区一铲土，怎么能和泰山相比呢?

　　不过，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对这种思潮放松警惕。古人说：“蝼蚁之穴，溃堤万里。”在常态环境下，在江流平缓时，一个小小的蚂蚁窝成不了多大的气候，但是在洪水来临又疏导不当时，那个蚂蚁窝就有可能制造大灾难。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群蚂蚁又不可等闲视之。

　　否定革命思潮在精英层的泛滥，有其复杂的原因，不是一个访谈就可以说清楚的。在这里，我只能撮其大要。

　　其一是文化大革命时极左倾向的影响。有些人以“革命”之名行极左之实，结果让革命这个好东西受到了玷污，就像李鬼让李逵蒙垢一样。在这方面，我的体会也是很深的。1970年，我姐姐从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原定她是留校的，而且已经宣布了名单，但是等政审外调的老师回来之后，却宣布让她到北大653分校(地点在汉中市)附近的一个农村去劳动锻炼。其原因是政审不合格：姥爷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富农分子，舅舅是潜藏党内的日本特务。这在当时确实给姐姐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姐姐并非鄙视劳动，而是调整分配去向的理由让她难以接受。当然，姥爷和舅舅的问题在1972年和1973年先后平反，这是后话。

　　其二是苏东剧变的消极影响。国内某些糊涂的人受到这种影响也开始怀疑革命，而某些另有图谋的人则大受鼓舞，以为机会来了，可以大干一场了。那时，就有西部的一个作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揶揄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控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剥夺了他家的“贵族”地位和生活。

　　其三是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加紧实施其西化、分化战略。这种战略又可以分为三个招数。第一招是外部的意识形态攻势，向我抛售什么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那一套东西。你们可以估算一下，光出自海外的歪曲中国革命的出版物就有多少种?在这些出版物中，又有多少内容经得起事实检验呢?第二招是派人打进来。这些受命打进来的人，大多披着客座教授、公司高管之类的光鲜外衣。然后，西方又出钱把他们包装成意见领袖、网络大V之类。这样一来，这些人就既是成功人士又是名人，因而也就很容易俘获某些企盼成功又天真烂漫的青年的心。第三招是花钱买奴才。可悲的是，我们国内就有那么一些没出息、不长进的人，不顾国格人格，为了那么一点蝇头微利、蜗角虚名而甘当西方霸权的“牛马走”。这些人分布于经济、政治、法律、历史、教育、新闻、文艺等各个领域，为数不多，但由于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某种社会力量的支持，能量却不可小觑。

　　其四是党内的原因。有的领导干部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乡愿作风严重，老想着两边讨好、四处结缘、八面玲珑，以塑造自己的开明形象。更有甚者，则走上了纵容、支持错误思潮的道路。上世纪80年代两位总书记先后栽跟头，就是深刻的教训。上头有人纵容、支持，那历史虚无主义能不闹得欢吗?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明确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中央的这一明确态度，大煞了错误思潮的气焰。今年春节前夕，我参加一个会。会议主持者请那位“吐痰”经济学家发言。我原以为他又要夸夸其谈一番，结果他只说了一句话：“快过年了，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很明显，他已感到了压力。

　　至于把革命同激进、极左等概念相联系，这是往革命的头上泼脏水——历史虚无主义惯用的伎俩。其实，这两个概念与革命之间连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相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反对极左倾向和激进主义，才领导人民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五、把坏事变成好事

　　求是网：您的文章直指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大危害，甚至试图动摇中华文明的根基。您能否提几点希望和建议，使我们的舆论阵地建设更加有力?

　　刘润为：多年来，糟蹋本民族的历史，早已不仅仅是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古代的优秀人物也难逃口诛笔伐。如屈原是一个花下死的风流鬼，岳飞是千古罪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只要中华民族有了一位值得我们骄傲的人物，他们便要把他涂黑、矮化或者妖魔化。更有甚者，竟然说中华民族是犹太人的移民，根本没有自己的起源。综观世界，哪个民族能有这样糟蹋自己历史的现象?又有哪个国家能够容忍这样糟蹋自己的历史?如果这种现象持续泛滥，人家会笑话我们，瞧不起我们。我们不能忘记郁达夫的警世之言：“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而不知崇敬爱戴的国家，则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不过，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学、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结论基本正确，但由于课时有限，不可能写得详细，且某些结论有绝对化的不足。在这种教育环境、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人，包括非历史专业的知识分子在内，所得的历史知识差不多都来自教育和与这种教育保持一致的各种读物。随着岁月流逝，对于所学历史只记得结论和大致梗概，便是不可避免的事。然而，人们不曾预料，若干年过去，“标新立异”的来了。他说原来的那些结论不对，甚至完全相反。你没有充分占有这些方面的资料，是听他们的呢?还是相信过去的结论呢?于是迷惘、彷徨、动摇甚至跟着跑便在所难免。社会心理越是发生这样的波动，他们就越加放肆，以至汹汹嗷嗷，大有舀干四海、踏平五岳之势。既然他们挑战，我们就得应战。不管多么耗时费力，我们也要扎进故纸堆里，耐心地去寻找历史的真相，给当下和未来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不管因袭的思维惯性多大，我们也要解放思想、补阙拾遗，完善原来不完善的结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结论就等于浴火重生，变得更加牢不可破。用它来教育青年、掌握群众，也就更加富有说服力。你们说，这是不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当然，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消解进行反消解，光靠史学研究还不够，必须调动多方面的相关资源，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态势。这里，只想谈一些我感触较深的方面。

　　（一）必须坚持舆论导向和利益导向相结合。在兜售历史虚无主义的人群中，除别有图谋者外，还有一些跟着起哄的青年。他们为什么要跟着历史虚无主义跑呢?就是因为那里边有实惠，往往可以轻轻松松地落得个名利双收。在某卫视的一个娱乐节目上，就有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宣称：“我要做一个袁腾飞老师那样的了不起的人物。”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叫作比照效应。当务之急是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消极效应，让正派学者吃香，让造谣生事者风光不再。

　　（二）将上述一项延伸下来，就必须强调“学术无禁区，爱国有底线”。史学研究是一个汪洋大海，它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垄断。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必须鼓励大胆创新，必须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是，学术自由不等于无政府主义的自专，不能背离学术规范，不能背离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不能背离爱国主义的基本立场。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出台了法律、法令或法规。2009年，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第549号总统令，成立反击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委员会，负责协调有关方面，共同应对虚无民族历史、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2014年，俄罗斯正式出台法律，把否认纳粹二战罪行和歪曲苏联二战角色认定为违法行为，违法者将面临5年以下监禁或50万卢布(约合1.4万美元)以下罚款的惩治。当然，各国的国情有所不同，我们不一定要让篡改历史的人去坐班房，但是相应的法规和纪律是绝对必要的。起码我们应当做到：在党内，不允许存在特殊资格的党员(不管他资历多老)，不允许他们恶搞我们党的历史、损害党的形象;在教育、文化领域，不给篡改中国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损害国家利益的所谓教师、学者提供讲台和其他传播平台。这样坚持下去，就能在三、五年内有效地净化学术环境，激发积极健康的创新活力，而绝不会阻碍文化的繁荣。在当今的法国，由于各方面保障得力，极少发生抹黑本国历史的现象，但是那里的历史研究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不是都很活跃么?要知道，恶搞绝不是繁荣，而是变态或病态。

　　（三）必须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的规律。工夫有时候是在“诗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要靠经济基础来支撑和保障。分配不公，基尼系数过大，人民群众就会对我们有意见，从而给历史虚无主义留下口实和空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折不扣地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诚心诚意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说话就底气壮、有人听，就能掌握思想斗争的主动权，而历史虚无主义的日子就会变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四）必须有长期斗争的准备。鲁迅说得好：“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例如，早在20世纪初，改良派就攻击革命是破坏，只能导致“血流成河”、“亡国灭种”。今日那些诋毁革命的论调有什么新的东西么?没有，不过拾前人牙慧而已。可以肯定，100年以后也还会有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中国历史的光辉不可遮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流不可阻挡。站在未来的制高点回望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必定是从苦难走向新生，从新生走向辉煌的壮美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