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国资本主义

编者按:所谓中间派学者的解读,有一定的代表性.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人们因此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分割开来。但实际上则不然。“改革”的要点在哪里？改革就是引入市场，发挥资本的作用。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但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作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并无助于中国的发展。他并没有反对资本的其他运作方式，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本身是国家资本运作的结果。牺牲农民利益、政治动员、高积累和低消费，都可以解读为原始资本积累，因为这样做的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和工业的扩张。如果仅仅依靠资本本身的力量而没有国家力量的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同样，人们也需要了解“开放”的要点在哪里？“开放”一方面是使用外来资本，另一方面是和西方世界连接起来。毛泽东从来没有反对与西方体系打交道。建国之后，毛泽东是要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打交道的。但处于冷战，东西方交恶，中国是被迫孤立起来的。中国甚至不排斥使用外资。早期中国实行“一边倒”，依靠苏联。苏联的资本也是外资。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因为外国靠不住，中国才走上了“断裂式”的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和西方打交道，在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了。1970年代后期的所谓的“洋跃进”就是对外开放。

　　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加市场平台。从经济上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就是资本的多元性和市场的多元性，这改变了毛泽东时代单纯的国家资本和市场缺失的情况。因为毛泽东时代国家的行政性统一和管理，如果要发展市场经济，唯一所要解决的就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里可以从三类市场，即地方市场、全国统一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来讨论中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基层的初级市场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根深蒂固，要恢复初级市场并没有任何困难。实际上，即使在毛泽东时期，除了短期的推行极左路线阶段，不同规模的基层市场（“集市”）一直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后，这类市场得到了大解放，发展得异常迅速。现在这类市场遍布全国各地，只要有经济活动的地方，就有这类市场。做得好的地方，这类市场已经和国际市场接轨。最著名的就是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这类市场及其所发生的经济交易，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不小。尽管从GDP（国内生产总值）量来说不大，但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

　　国际资本长驱直入

　　在另一端，中国的国际性市场也发展得很好。这主要是政府和国际资本互动的结果。中国的国际市场的形成，既是国际市场随着国际资本进入而延伸到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主动和国际市场接轨的结果。因为这个市场是西方市场的延伸，而西方市场经济总体上来说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个市场平台里，规则相当成熟和清晰。尽管这个市场也避免不了政治因素，但因为这个市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很少能够被少数人所操纵，市场规则一般都发挥作用。因此，这个市场普遍受中国各类市场角色的欢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想进入这个市场。

　　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受欢迎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资本能够在短短的时间，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中国，除了一些知识分子的理论担忧，国际资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在整个世界，很少政府有像中国各级政府那样，对国际资本抱如此欢迎的程度。对政府来说，所要考量的问题是国际资本能否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不是国际资本是否会占据中国市场。早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外贸和外资是驱动力。各级政府互相竞争经济发展，也意味着它们竞争外贸和外资。在很多国家，无论是出于经济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出于来自本国资本和社会的压力，政府往往是国际资本进入的阻力。但中国刚好相反，政府使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帮助国际资本扫清各种障碍。

　　这和今天中国资本“走出去”所遇到的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困难重重，遇到的阻力不仅来自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更来自那里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力量。主权国家往往使用“国家安全”和法律、法规的理由抵制中国资本，而各种社会力量更是诉诸于直接的抗议形式来抵制中国资本。这使中国感觉到，“中国的资本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实际上，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的扩展是需要很多条件的。中国资本流向的那些国家，并不具备像中国本身那样的条件。这些国家不仅抵制中国的资本，也抵制其他国家的资本。

　　国内的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又如何呢？在这个层面，市场平台很难自发自下而上地产生，而需要政府的干预，其中最主要的是基础设施和法律的制定。如果有些基础设施还可以由企业界自己来提供，法律必须由国家来提供。这些市场平台没有政府的许可和帮助，就很难确立和运作起来。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平台很难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政治体系，行政和市场往往难以区分开来。行政的特点就是其分割性，各个区域由不同的行政单位治理。因为政治和经济不分，因此行政的分割性也自然决定了市场的分割性。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经常所说的一种现象——中国是“市长经济”而非“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地方市场保护主义不像1980年代那样强烈，但对经济发展来说，政府间的竞争的重要性仍然大于企业之间的竞争。市场角色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这个层面，很长时间里市场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不过，到目前为止，跨区域和全国性的经济部门的主体还是国有企业和少数民营企业。在一些产业领域，尽管也出现了民营企业，其力量还不是很强，很难和国有企业和国际企业竞争。在这个层面，尽管存在着市场，但市场经常是被垄断的，不开放的。市场的角色有限，市场准入门槛很高，非一般企业所能进入。因此到现在为止，这个市场平台上的主角亦然是国有企业、少数民营企业和国际企业。这种情况也决定了这个领域市场规则不成熟、不清楚，交易缺少公平性。因为这个领域的交易规则，必须呈现为法律或者法规，而法律和法规必须是政府来制订和实施。同时，因为这个市场平台上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会出现一些重大矛盾，例如，政府如何对自己的企业和其他“非自己”的企业平等对待呢？政府如何来规制自己的企业呢？政府如何约束自己不去干预自己企业的微观运作呢？

　　在市场角色的培养方面，中国也比很多发展中国家有效得多。毛泽东时代，经济的唯一角色，在城市，是不同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在农村，是集体（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革首先在农村进行，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个体成为了农村经济的主体。这个体制的产生，很快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代之以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在经济方面，广大农村尤其在沿海地带，在很短时间里发展出大量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的先驱，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城市改革开始之后，乡镇企业逐渐衰落，大部分乡镇企业改制，民营化之后成为民营企业。

　　政府扮演企业的角色

　　在城市，政府并没有首先引入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培养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个体户”等形式的城市民营企业，开始产生并且得到很快的发展。同时，因为各级政府都拥有自己的企业，从198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扮演企业的角色，即学界所说的“企业型政府”（corporate government），政府直接从事企业活动。和西方一样，中国经济的增长来自竞争；但和西方不一样，竞争并非来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来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尽管政府间的竞争是全国性的，但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经济结构，选择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角。

　　1990年代之后的经济改革，更是用行政力量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里，有几个方面至为关键。首先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制。国企改革分成两个部分，即“抓大”和“放小”。“抓大”就是组建大型的国有企业集团，学习早期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以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放小”就是把大量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当时亏损的企业）民营化，也就是中国式的私有化。民营化大大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版图。

　　其次，重组之后的国有企业本身也资本主义化，即运用资本来发展和管理国有企业，即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相当有效，国有企业很快从大面积亏损的局面，转化成为最为盈利的企业。今天，大型国有企业在所有关键性的国民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和垄断的地位。国有企业也是中国政府实行“走出去”战略的主要角色。

　　再次，政府也进行了金融体制的改革，服务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运营方式，这里包括银行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建设和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政府也通过组建国家发展银行，来直接影响投资模式。这些金融改革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此外，在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中国也开始发展出类似西方的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即通过金融本身的运作来追求盈利。中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尽管不如西方那样发达，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不过，很显然，这是一个危险的领域。近年来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冲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行政组织或者官僚体制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的行政和官僚组织方法，更多的是为了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展经济和控制社会，改革开放之后的行政组织变化，更多的是为了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发展。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很多次行政体制改革。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撤销和废除直接经营和管理经济的官僚部门，政府从经济领域回撤，把空间让渡给市场和企业。1990年代末到现在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在于建立一个规制型政府，就是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早期的体制改革是放权给企业，但由于忽视了对企业的监管，经济运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食品药物安全、环保、生产安全等等。尽管这个过程仍然进行，但总体上是全面向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接近，即政府从企业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转型，实现法治经济。行政层级的改革也有类似的效用。1980年代开始实行市管县制度，强化城市的作用。之后，行署改为地级市，设立计划单列市，这些都是为了推进经济的发展，至少最初的想法是这样的。

所有这些变革都有效辅助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即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尽管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在国际社会饱受批评，但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没有人会认为中国式市场经济会演变成西方式资本主义，但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变种的前途。

附带网友的主要评论：

38楼天下同凉热：百强评论特别贡献

改开前后三十年，都称谓社会主义，但却有了质的变化，从人的世界观到经济基础都发生了天壤之别。改开前绝大多数人的内心是阳光的、向上的，贪婪、自私、丑陋的恶习基本剔除，所以整个社会风气是了清新的安宁的。改开后的三十年，铜臭污染了社会和权势，种种犯罪接踵而来，精神拜物教事实上放纵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部丑行，污染社会和一代代人的灵魂。

2014/9/11 18:13:50支持[1]反对[0]

37楼阿培2032：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只是控制经济运行的两种方法，社会主义经济也需市场来调节，资本主义经济也需政府计划宏观调控。区分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主要看生产关系和生产成果谁享受。如果劳动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企业的主人，不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生产成果(即财产)不被少数人侵吞而由广大劳动群众所亨受，那就是在搞社会主义，否则就是在搞资本主义。如今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由主人变成奴仆，成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出现那么多亿万富豪和那么多大小老虎，还是社会主义吗？我们并不反对外资进入我国，我们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科技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但反对有人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拿了外国资本家丰厚的回报，把外国一些污染严重，能耗大、技术并不先进的工厂引到我国，办血汗厂子，残酷压柞我国工人，消耗我国的能源和资源、严重污染我国的生态环境，把我国变成外国资本家的经济殖民地！难道需这样的开放吗？需要这样的外资吗？

2014/9/11 11:38:24

凡林GZB：

[24 楼][26楼]shalako：

私有制被消灭的经济形态下，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摆脱了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社会基本经济形态是公平的。

但是，从旧中国“脱胎”而来的新中国，人们从思想、习惯上还存留着大量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已经给他们带来了最根本的好处。特别是大量的共产党的官员，嘴吧喊着“社会主义万岁！”心里却不知道何为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样搞。他们只能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思考着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利，捞取更多更大的“好处”。但也有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是这样，兢兢业业大公无私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也不少，这样的干部仍然较少且不善于“谋权”。

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文革成为必然。通过文革这种形式，毛主席教育了很多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有些老干部先是拥护“改革”，没过几年就发现不对，提到毛主席就流泪？就是因为他们的最早的（旧社会给他们的，“当官发财”等腐朽的）思想是错的，毛主席的教育他们没听进去，直到最后暮年才发现自己最终是错的，悔之晚矣！没有文革，他们绝不会“流泪”！

那时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孤家寡人”，那时很多共产党官员的思想，在形式上是马列主义，实质上还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思想“阵营”，处处表现着官僚主义。毛泽东为什么要说“重上井冈山”？就是基于这种基本判断。但毛泽东的仁慈还是想挽救这个党，使他们重回马列主义正道，因此才发动文革，冲击他们的灵魂，没有发动“武革”。

有资料表明，文革十年中被投入牢狱的每年不过10万人左右，改革后每年被投入牢狱的约100万人。谁是灾难？

2014/9/11 10:50:26

(编辑 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