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有何特殊之处? 有不少人,例如韩德强(们),喜欢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的社会,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东方社会,一个能走出不一样的发展道路的社会。党也喜欢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的社会,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一个能走出特色道路的社会。我们红色中国网的读者应该不会否认中国现在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这条道路有何特殊之处? 要说说中国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殊性,不妨先说说社会科学中存在的两种倾向。 这第一种倾向出现在美国,叫做“美国特殊论”。这种倾向就是说,美国的建国史与欧洲各国不同,欧洲的资本主义是从封建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不存在任何旧社会的束缚,所以美国资本主义不会服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于是有人从这种“美国特殊论”来证明美国社会存在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并不尖锐,所以美国社会不会有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种“美国特殊论”还很有市场。80年代以后,随着所谓“中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衰落,随着美国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利用失业、全球化对无产阶级进行打压,美国再也特殊不起来了,反而成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社会。 另一种倾向出现在欧洲,叫做“东方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欧洲人就形成了一种带着有色眼镜看我们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传统。这副有色眼镜把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把东方社会看成是停滞落后的社会,把西方社会看成是发展进步的社会。这副有色眼镜就叫做“东方主义”。可是,东方在历史上率先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东方成了先进的东方,西方成了落后的西方,“东方主义”不灵了。 为什么“美国特殊论”和“东方主义”都错了?一个强调特殊性而否认一般性,一个强调对立而没有统一,结果都成为空想,成为不接地气的偏见。我们的读者想必对于这两种论调并不陌生。特色社会主义不就是“美国特殊论”在中国的翻版吗?有了党,我们不就可以放心大胆挂羊头卖狗肉吗?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不是“韩德强们”最爱使用的名词吗?有了东西方的对立,我们不就可以不顾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而另辟蹊径了吗?可是空想还是空想,偏见还是偏见。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有什么特殊之处必须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回答。 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都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资本原始积累,二是把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三是创造出产业后备军。这三个条件相互联系,并且通常出现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也需要这三个条件。 资本原始积累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无法像欧洲殖民者那样通过掠夺殖民地而迅速暴富,所以资本原始积累只能通过重新分配现有财富的方式把货币或者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重新分配财富的现实途径有很多,其中两种途径比较典型:一种是价格改革,另一种是私有化。 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价格双轨制”。谁控制了生产资料的流通,谁就能赚取巨额的利润。掌握这一权力的正是官僚精英。官僚精英的一纸批文就能按计划价格买来产品,再按市场价格卖出,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到了90年代,供不应求的局面不复存在,依靠价格双轨制进行原始积累的条件就没有了,于是赤裸裸的私有化成为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 从时间上说,农村的私有化发生得更早。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后,人民公社制度被取消,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社队企业成为乡镇企业,由乡政府或村集体所有和管理。按照包产到户的逻辑,乡政府和村集体又把乡镇企业承包给个人,所以多数乡镇企业实际上由私人控制,仅在表面上穿着集体所有制的外衣。 “承包”是物质刺激的延伸,国营企业也把公有资产承包给个人,并赋予承包者以管理和分配上更多的权力。“承包”也是私有化的前奏,工人不再直接面对企业,而是直接面对承包者。它使私人能够控制公有的生产资料,而且能够更自由地扩大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私人作为管理者控制公有的生产资料制造了这样一种假象:工厂离开了管理者就无法赚钱,仿佛利润不是工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管理者的功劳。90年代末,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规模小的国有企业被贱价变卖,规模大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对公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许多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往往成为企业新的主人或者股东。这些管理者不必为国有企业在90年代中期的亏损承担任何责任,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应该奖励的功臣。 通过私有化,私人资本家和国有企业管理层联合起来瓜分公有财产,资本的原始积累又前进了一步。然而,只要公有资产仍然存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就会继续进行下去。 劳动力转化为商品 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而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有“铁饭碗”, 除非工人犯了严重错误,否则工厂无权解雇工人。这样的工人阶级无法满足资本对劳动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愿望。 从1986年开始,国营企业新招的职工开始实行劳动合同制。此后几年,合同制职工的比例逐渐增大,合同期限都不长。90年代中期,合同制实行之前的职工也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利润率下降。以“减员增效”为借口,国有企业大规模解雇职工。签订短期合同的职工在合同到期之后自动解约,签订长期合同的职工则实行“下岗”。劳动合同制的本质是用法律关系取代国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契约,以法律的强制力解除工人的就业权,推卸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工人应负的责任。工人的铁饭碗就这样被彻底打碎了。 产业后备军的形成 打破“铁饭碗”部分地实现了资本的愿望,但对于资本积累的规模来说,原有的城市工人阶级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有必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来。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需要利用产业后备军来压低工人工资,这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生命线。城市下岗工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产业后备军的主要来源。 为了取得农民阶级对改革的支持,国家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大幅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农民收入有了显著增长。但是好景不长,80年代中期之后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农村“去集体化”之后,教育、医疗等原来由集体负担的支出变成了农民个人的负担。负担的加重迫使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城市资本剥削的对象。 对于资本来说,农民工比城市工人阶级有着更有利的剥削条件。农民工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工厂制度,斗争意识弱于城市工人阶级,更容易服从资本的指挥。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但大部分农民工的家庭在农村生活。农村家庭依靠自身的务农收入和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实现再生产,因而资本无需承担养活农民工家庭的费用。 一旦工人阶级丧失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资产阶级完成了原始积累并找到了自由的、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就完全扎下了根。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中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具有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般特征。同样是浑身带着肮脏东西的原始积累,同样是用严酷手段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同样是创造各种条件促使产业后备军的形成。要说中国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殊性,那就是这条道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遗产之上,表面上更具有欺骗性,而在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瓜分共有财产方面则毫不手软。中国社会在这条道路上逐渐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无二致。要想脱离阶级斗争而宣告中国社会有了“特殊性”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 (责编,撰稿:刘杰) |
棲霞客: 任何国家任何文化当然都有特殊性, 本文的逻辑并非是说:"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同所以没有特殊性". 而是说:"中国的特殊性无法超越资本主义本身 ...
子_云: 中国有特殊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了,却重新回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表面却维持着“社会主义”特色招牌 ...
子_云: 中国有特殊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后,直接进入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了,却重新回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表面却维持着“社会主义”特色招牌 ...
吴为: 哈哈,这就要看说的是什么了。这个帖子,说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而这个演变过程是从粉碎四人帮开始的,直至今天。在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韩德强们 ...
棲霞客: 吴為用来為韩德强开脱的理由何其牵强?何其缠绕? 须知此特殊非彼特殊. 餐桌上放大便很特殊, 放千年灵芝也很特殊, 但不能说既然两者都是特殊那表示两者之间必然有 ...
左向前: 看来,吴为先生的意思,只要不说韩德强,那就圆满了。
吴为: 问题就在这里。既然毛泽东和韩德强们都认为中国特殊,显然,所谓“中国特殊”不是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行资本主义之实, ...
解廌角: 毛澤東說中國“特殊”,“韓德強們”也說中國特殊。那又如何?難道揭露“韓德強們”的特殊論就是批判了毛澤東的特殊論? ...
吴为: 基本上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篇文章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分析了改开是如何将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变成资本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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