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业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准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10、“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 11、“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12、“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13、“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14、“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15、“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16、“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17、“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 18、“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第五节，毛主席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多次修改文稿，提出了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1957年12月 25日，《乘风破浪》的文章对上述思想做了很好的概括、总结： “首先，我们谈谈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 “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指示。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一部分同志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刮起来的一阵妖风吹昏了头脑，对于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发生了怀疑，好像党的某些基本政策是右了。这一股风虽然不很大，但很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的过渡时期，上面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1956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仍然面对着”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同人民的矛盾当然是敌我矛盾，但是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彻底孤立了。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头的右派分子。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但是不论是在全国人民中，或是在资产阶级中，他们也只占极少数。当他们一旦暴露出自己的反社会主义面貌，他们很快就陷于广大人民的包围之中。至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中间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虽然也不完全心服，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论就全国来看，或是就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摆在眼前的现实例子，证明党中央对基本形势所作的分析的正确。一个例子是：这次党所领导的上海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由工商界自己进行的。第一批六千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提高了认识，学会了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以后，揭露出右派分子248人，整个工作做得很不坏。目前运动正逐步推广到整个工商界去。另一个例子是：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 60%，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占34.5%，工农家庭出身的只有4.5%，但是，在政治上，左派加中左分子却占44%(这个比例在全市是比较高的，一般大学占30%左右)，右派只占8.5%。这两个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就以商学两界而论，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他们的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坏，他们自我改造的成绩是显著的吗?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情况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吗?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大多数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认为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们有些同志不去认真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即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如果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他们看不见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不认真研究周围事物的新发展，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化了。他们错误诀地把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防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把不属于右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也看作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而不懂得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形式来处理阶级斗争的必要。 “当然，看不到敌我矛盾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否认或者忽视敌我斗争，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由于阶级关系时而尖锐(例如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缓和(例如当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注视这方面的发展变化。当阶级关系尖锐化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这方面的斗争，并且坚决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进攻，如同这次反右派斗争所做的那样。但是，鉴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中间派)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仍然应该信任他们中间的多数，帮助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争取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从中间派转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当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反复的过程，中间还会起变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会逐渐进步，逐步改造好，也会有一部分改造不好，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的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问题都曾有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种种矛盾，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因而在无产阶级内部产生的矛盾，但是还有许多矛盾却不是由于阶级的存在或者阶级影响的存在，而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工作落后于群众需要。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级和阶级影响完全消灭以后也仍然会继续产生。在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所有这些方面，领导工作情况怎样，是好还是坏，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采取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是走在客观实际和群众觉悟的前面还是落在后面，具有很大的作用。总之，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由此可见，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加以分析。以我们党的整风为例。我们在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映。但是我们要反对的主观主义作风，却是认识上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许多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例如对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的某些争论，对于形势发展快慢的不同估计的某些争论。这种争论将来永远也是会有的。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阶级矛盾的反映，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我们有些同志过去一个时期怀疑党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怀疑党的若干基本政策的正确性，主要地就是由于没有具体地分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又缺乏具体分析。” “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用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觉得说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这是没有根据的。看来他们好像很‘左'，其实，恰巧说明了他们很右。事实证明，对人民采取说服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同志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难道不是被说服的结果而是被压服的结果吗?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先进的同志们说服了，而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说服别人呢?对人民采取压服的方法，这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对待被剥削阶级的方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方法。国民党蒋介石是最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向人民施’威风'的。我们必须反掉这种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不许向人民施‘威风'。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定要相信党能够说服大多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在剥削制度下，旧社会把人训炼成自私自利，而在新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就有可能最后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防级大公无私的思想的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局势是有利于我们这样做的。 “整风运动的经验，最有力地说明对人民采取说服方法的伟大效力。经过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很多同志学会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等等一套方法，正确地处理了我们工人阶级内部、劳动人民内部的大批问题，以及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中的大批问题，取得很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还取得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摆事实、讲道理的一套方法，就是说，也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这是极为重要的收获。但是，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没有学会或者没有完全学会这套办法，不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有抵触。因此，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同志要下定决心，不但自己要对当前的阶级关系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大量存在的矛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还要帮助各级党组织直到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都能认清形势，分别各类矛盾，并且能够正确地加以处理。只要我们大家有了经验，并且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边整边改等等这一套办法完全学会，并且把它变成经常的制度，经常的方法，今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无论是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是大是大非或者是小是小非问题，都可以运用这一套办法迅速地加以解决。” 《乘风破浪》这篇文章是以柯庆施的名义发表的，实际上是在毛主席指导下由胡乔木修改定稿的。据我看，是对反右派斗争以来，一直到1957年底，毛主席多次讲话的总结。应该看成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总结。 第六节，1958年到现在40年了，40年的经验回过头来看，从国际的经验、国内的经验来看，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究竟站得住还是站不住?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是我们研究国史、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 历史的发展常常有些类似，斯大林1936年颁布苏联第一部宪法，宣布苏联消灭了资产阶级，苏联国内人民就剩下三种人：工人、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没有资产阶级了，更没有地主阶级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叛国案，布哈林、李科夫，季诺维也夫出来大肆活动，斯大林十分紧张，说这些人是帝国主义在苏联的代表，是他们的代理人，进行肃反，搞了扩大化。国内很紧张，其中包括上了希特勒的当，把军队里的总参谋长枪毙了，很多高级干部被镇压了。经过这个痛苦的教训，后来又认为苏联社会里没有矛盾，只有团结一致。毛主席讲，斯大林直到临终前，才重新承认苏联存在着矛盾。这是苏联的经验。 我们在三大改造以后，据我的接触，也是毛主席讲：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觉悟的，尽管毛主席对乔木的那句话表示了不同意，但没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右派进攻以后才引起注意：还有右派、还有阶级斗争。来个反右派斗争，形成了这套理论和政策。在这点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毛主席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思想战线、理论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同斯大林不同：一不杀人。二对右派分子有区别的对待，资产阶级里少数人是右派，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中间派，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属于中间派，我们同他们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不像斯大林，凡是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一律杀掉，一律当成敌人。三进一步讲，对少数的右派，给他们饭碗，不剥夺选举权;对划成右派的人表现好的，还可以摘掉右派的帽子。尽管反右派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但是由于毛主席采取有分析有区别的政策，错误可以改正。斯大林时，人杀了以后尽管可以恢复名誉，可是不可能再活过来，后果是严重的。 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由此说整风、整党到后来，除了所说的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效果大不相同。应该讲是毛主席接受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 还有一点应该说到，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6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应该说，对广大的人民来讲，这个实践，这个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和斯大林肃反的扩大化不一样。1957年的生产发展很好，工人用自己的行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到1956年，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1956年调整，使1957年的生产发展更健康，速度虽然稍降低了一点，但是1957年的生产、整个经济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那么，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究竟是属于反右派斗争必要的范围?还是属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范围?过去没提出这个问题，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有一种说法：1957年以后“左”了20年。那么这个理论和实践是属于扩大化的方面了，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今天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想一想，可以反驳，也可以批判。 今天一共讲了六节，引了很多话要整理进去，用胡乔木搞的《乘风破浪》的话作为毛主席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概括和总结。希望同志们考虑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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