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1999年6月21日 今天讲第三个问题，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在准备这部分的时候，重新看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发现“七十年”只讲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这也是邓小平的话。在讨论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有专门一段，就是这样讲的。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没提;“七十年”也没提，只讲到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讲到这个程度为止。 过去，“七十年”也看过，没觉得这种写法有什么不妥当，这次编材料和作讲话准备的时候，觉得不妥当。 根据历史的经验看，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制的改革完成以后，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反右斗争一直到1957年底，毛主席多次讲话中加以阐述、加以论证的重大问题。究竟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是合乎马列主义还是不合乎马列主义?是合乎实际还是不合乎实际?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讨论、认真研究的。 段若非在编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中，选了马克思讲的“不断革命”：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 这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党宣布要同私有制、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这四个消灭是两个决裂的进一步发展。列宁说过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它的尸体还要不断地放出臭气。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但要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而且要消灭产生资产阶级的一切条件。 毛主席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长期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我认为毛主席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作为党史，只讲我们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产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因此，我们的国史，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跟“七十年”同样一个腔调，应该有所差别，要把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表述。 下面将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由来，发展变化，分成六节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第一节：全党整风整什么的问题。 毛主席在“八大”的开幕词中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党里存在着三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要使党的工作继续前进，就必须去掉这三个主义。用什么办法去掉，就是用整风的办法。 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1956年秋天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到1956年11月，毛主席在一个指示里讲： “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这时毛主席要整顿“三风”，要反对三个“主义”。整风在方法上应区别于对待反革命分子，区别于对待阶级敌人，那个是“大民主”，这个是“小民主”。 到了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又进一步讲这个问题： “反对铺张浪费现象，并且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要求全党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坚决反对大国主义”。他着重指出：“只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密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我们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而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上述用整风的方法来解决党内和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用人民日报的消息形式发表。 国际、国内的事情逐步向前发展，1957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都到了，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人民中间有闹事问题、闹事情况、我们的处理方针。在这次讲话里提出：还有阶级斗争，部分是敌我问题，大量的表现在人民内部，没有展开讲。 1956年12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没讲阶级斗争情况怎么样。1957年1月，讲还有阶级斗争。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三个稿子。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以前，在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讲人民内部矛盾，题目叫《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尽管讲了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展开。也就是上次引毛主席读书时，讲那时阶级斗争缓和，敲锣打鼓实行公私合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缓和了，相互之间的斗争在我们脑子里没反应上来。第二次正式讲，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三次正式修改，是1957年5月10日开始修改，改了有十几次，直到6月19日正式发表。讲话到发表，中间半年多时间，毛主席讲：在反右斗争以前大家没觉悟，反右斗争是个反面教员，经过教育觉悟了，我们才认识到，单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够，还要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节：1957年2月15日左右，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前，毛主席在书记处讲了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好像是上午讲的。中办接着通知几个单位，几个人，同少奇同志出去考察。中央办公厅通知邓力群，农村工作部通知王录及另一位同志，总工会通知李修仁，青年团通知张黎群，说当天晚上就到北京站上火车，很快少奇同志来了，他讲：毛主席讲了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次同你们一起去调查了解人民内部的矛盾情况。他给了我们一份复写的毛主席讲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纲。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经过三大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还有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吗?看不到了。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大量出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地方学生罢课;有的地方工人罢工;有的地方群众上街游行;有的农村闹退社;到处反映这类情况。我们党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这次出来，就是要听取、调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和问题。 大概是2月中旬出发的，经过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开封、武汉、长沙最后到广州，听取了省委包括市委的汇报，都是讲人民内部矛盾。少奇同志在这些地方都召开了座谈会：有工人的、学生的、知识分子的、干部的。我同王录到农村做调查;总工会的同志到工会做调查;张黎群到青年组织中做调查。回来都向少奇汇报，听到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一个人、一个地方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啊，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啊，资本家怎么样，反动分子怎么样，都没有听到。引起少奇同志特别注意的：一是到处非常强烈地反映中小学生毕业后不能升学;小学毕业不能升初中;初中毕业不能升高中;高中毕业不能升大学。为这个事情，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困难很多，难予应付。因此，少奇同志一次次听，一次次谈，提出;让中小学生参加劳动，特别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让我根据他的讲话，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中小学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的社论;第二个关注的问题是各级领导对闹事怎么处理，处理得好不好。因此，到了4月中旬，我从广东回北京，他从广东到上海，又讲了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列举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之后集中起来讲：这些问题都突出地表现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现在确实还有反革命，还有阶级斗争;人民内部还有阶级斗争一个字都没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那时候调查中没有反应到头脑中来了，强烈反应的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闹事也好，退社也好，或者罢工、罢课、上街也好，多数都是由于领导不了解情况，不会正确处理造成的后果。 少奇同志这次去，前后用了一个多月，调查研究的结果，跟北京毛主席当时讲的一样：还有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但最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的问题。 我们出去调查以后，毛主席于3月12日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会后，毛主席从北京经过天津、济南、上海到南京，沿路讲演，主题就是要整风。要听各种意见，特别是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鼓励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我们党整风是开门整风，欢迎他们提出批评意见，很尖锐的批评也欢迎;同时说服各级党委要敢于开门整风，要乐于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从讲话记录来看，总的精神是这样。 第三节，我回到北京以后，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开始发表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批评，发表消息，发表文章，发表议论，唯独《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什么消息也不发，什么样的文章也不发。当时是邓拓当总编辑，他的原则是过去的老传统：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不登有错误观点的文章。不久时听到毛主席批评邓拓，说邓拓是死人办报，人家登你就不登?什么消息都没有?什么议论都没有?责成胡乔木直接管人民日报，改变这个状况，人民日报慢慢地改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选登了1957年4月 26日毛主席的批评：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我回来以后，上海的报纸不看，北京的主要报纸都看，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鲜明地不一样。新华社有个内部参考，32开的小本子，天天都登民主人士、党外人士发表的意见，越登越厉害。看到这些东西，反感极了，很生气：能让他们这样搞下去吗?也是这个期间，彭老总没经过中央同意，到北大骂了一顿，我听了非常高兴。后来听说，毛主席批评他不遵守中央的部署，自由出击。在那个时候，右派动起来了，学校里也开始有大字报了，出了一些名人，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北京大学的谭天荣，清华大学一个民主人士的儿子，他要杀多少人这些话都说出来了。 1957年4月27日，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中，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以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那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分别在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四月十九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1957年5月4日，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不但个别批评一些单位，并正式向全党发出指示，全党步调一致了。这时，统战部找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开十三次座谈会;找工商联开了25次座谈会，反应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这是一个转折，原来担心人家不提意见，要说服党内，说服有关的同志听取人家的意见。这次决定发下以后，右派分子认为有机可乘了，逐步地暴露了他们的面目，开始讲自己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5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的指示：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 师 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毛泽东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呜，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毛主席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原来动员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右派分子乘机进攻。开始毛主席让他们讲，但政策已经确定了：等他们讲完准备反攻。到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看后，心里有数了，也就放下心了。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进入反击右派进攻的新阶段。 全党整风、鼓励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右派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观看他们，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以后再准备反击。从上引各项指示可以看出，在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已经有了变化。 第四节：1956年5月10日，组织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邓力群修改中央宣传工作的讲话;修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田家英根据记录稿负责整理宣传工作会议记录;胡乔木负责整理最高国务会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记录，哪一天交稿我记不准了，田家英的整理稿，到了主席手里没有做多少修改，很快就通过了。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胡乔木按记录整理，到了毛主席手里不断进行修改，毛主席让胡乔木、陈伯达等提意见，实际上没能提什么意见，今天毛主席改一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正在读，明天又有一稿出来，前后共有十四次修改。5月10日到6月19日，39天里改了14次。陈伯达、胡乔木没做什么修改，只记得有一个意见：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这是专政对象，人民杀人、打架也要刑事处分;人民内部犯了法的和敌人的杀人犯加以区别问题上，提了意见。修改人民内部矛盾稿，每次都是主席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修改。陈伯达曾经考虑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12个矛盾次序上加以调整，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反复考虑，提不出调整的方案。 右派斗争以后，多次修改文稿，提出了思想路线、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我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夏季形势》《三中全会》等文章中选录了18段： 1、“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2、“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3、“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4、“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生产力。” 5、“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6、“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7、“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是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8、“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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