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1-28）

　　五、奇怪的铃声

　　我记事的时候，大队、生产队里就有很多社会团体组织，这些组织与大队和生产队没有冲突。大队一级的各种组织属于大队党支部领导，小队一级属于队委会和党小组领导。比如生产队，除了队委会之外，还有专门的贫协组织，有一人担任贫协组长;党小组长一般由政治队长担任，负责党员学习和社员群众的思想教育;每个生产队还有团小组，由大队团支部经过选举任命团小组长;还有民兵组织，大队为民兵营，生产队为民兵连，根据生产队规模大小和民兵数量的多少，设一名民兵连长和三到五名班排长。民兵连还分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基本上囊括了生产队的所有男女劳力，他们是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另外还有妇女队长，负责处理妇女工作，比如调解家庭纠纷、夫妻斗嘴之类，还担负着妇女权益的保护和计划生育工作。另外，生产队还有专门负责治安民调的组织。这些人各负其责，但有些不是队委会成员。与生产对相对应的，大队一级有贫协主席、民兵营长、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治保主任等。那个时侯，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组织，12岁以下的孩子有儿童团，每天晚上在打谷场上排队出操、唱歌跳舞等。

　　切莫小看这些组织，在人民公社化时代，他们都各自发挥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比如民兵组织，我记得四清前，每个民兵连都拥有数量不等的武器，最常见的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三八大盖”步枪，一般一个民兵连有10支左右。大队民兵营还有机关枪，我是亲眼看到的。公社称“民兵团”，县里称“民兵师”。民兵团的武器就更厉害了，有一次到公社开大会，我看到主席台前还摆着重机枪和钢炮。那时候毛主席提出“大办民兵师”，各级都对民兵组织非常重视，记得当时的南京军区还办了一个32开的杂志叫《东海民兵》，这个杂志就是专为民兵组织创办的，内容很丰富，一直发到生产队民兵连这一级。

　　民兵连是生产队的生产主力，连长的位置很重要，就相当于生产队副队长，主要带领劳力出工，从事农业生产。除了劳动，民兵连还负担着生产队的社会治安维护等。那时候强调阶级斗争，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民兵连每天晚上都要安排几个民兵分两班进行巡逻。那时候人们的警惕性确实很高，稍有些动静，就会立即武装起来赶到事发现场。1965年冬天的一天深夜，公社武装部突然下发通知，说是一个坏分子逃跑了，可能就藏在我们村后的大山上。接到命令后，大队民兵营立即组织各连，按照上级布置的范围向山头排队搜索。我那时候才12岁，是我们村的儿童团团长，接到命令时我正好在民兵营长跟前，所以也跟着跑去了。参加这次抓捕行动的有公社东半部12个大队的民兵组织，大约1万多民兵参加，把这座山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连个鸟儿也休想飞出去。等到人们搜索到山顶，才知道这是公社“民兵团”搞的一次演习。类似演习，公社和大队经常搞，有时候还需要青年团、妇联、儿童团等组织配合。那时候，对于坏人来说整个社会就是天罗地网，真有什么反常举动，立即就会遭到致命打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公安部发布通缉令，抓捕两个越狱逃犯。我所在的公社民兵组织闻风而动，连续半个月站岗查夜，直到警报撤除。就我所知，农村的民兵组织从来没有明文撤销过，可现在却早已名存实亡了。

　　下面就开始说说“奇怪的铃声”。

　　1965年冬天，我那时是高小五年级学生，白天上学，晚上回到家就是村子里的儿童团长。每天吃过晚饭，就吹哨子集合，把儿童团员都集中到村子正中间的打麦场上，排好队等待训练。儿童团辅导员是我们大队民兵营长，他的任务就是教我们出操，讲解国家大事，讲解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等内容。另一个辅导员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她是一个很活泼的姑娘，负责教我们唱歌、跳舞。儿童团员出操扛的都是红缨枪，我是儿童团长，民兵营长就专门发给我一支“三八大盖”背着，但里面没有子弹。那时候大家觉得很好玩，也感到很有趣，所以最后大家提出要配合民兵站岗放哨。营长答应了，选几个个子高一点、胆子大一点的儿童团员，分别派到村子各个主要路口，一个路口2个。但只守到10点左右就得撤回来。一是大人担心孩子出事，二是孩子第二天还要去上学，不能让孩子熬夜时间太长。

　　有一天晚上，儿童团员二憨子突然跑到我跟前，非常紧张地小声对我说，他们家里发现了敌人电台。我吓了一跳，连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个小炉匠在他家门前干活，由于天太晚，就把小炉匠挑子(工具)放在他们家，自己到生产队的“草屋”(把喂牲口的麦草切碎后，平时堆放在一间屋子里。盛放这种草的房子称“草屋”，冬天很多人都喜欢到这里睡觉，一来人多热闹，可以听大人讲故事，二来这麦草窝里非常暖和)睡觉去了。二憨子说，吃晚饭时，他突然听到小炉匠的工具箱里有响声，仔细一听，“滴铃铃”的，一连好几阵，跟电影里特务发电报的声音一模一样，所以就赶紧跑来向我报告。

　　我听了以后，赶紧随二憨子去查看。这个工具箱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木头做的，有好多抽屉。我蹲在那里一会，果然听到一阵“滴铃铃”的声音。我让二憨子在这里守着，回去又喊了几个岁数大点的儿童团员一起看守，不许任何人动它。紧接着，我找到民兵营长报告。他去了以后，也听到了这个奇怪的铃声，随即派几个基干民兵把儿童团员换下来，然后又紧急召集三个队的民兵连长开会，最后决定一队的民兵负责看守草屋，在不惊动小炉匠的基础上，要严防他发觉逃走;其余两个队的民兵封锁村子所有出入路口，严格执行只准进、不准出的原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还派了两个社员装作去“草屋”睡觉，以便监视小炉匠的动静。所有工作安排就绪，营长亲自带着一个基干民兵跑去公社报告。那是一个异常紧张的夜晚，三个生产队的队委会成员全部集中到一起，党员、团员也都动员起来，随时听候上级可能来的行动命令。

　　大约1个小时左右公社的人就赶来了，一共有10来个。我不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其中有一个是公社党委书记。因为他是老八路，曾到我们学校做过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他们来到不久，就把小炉匠的挑子拉走了，还把小炉匠也带去了公社。再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也一直没有弄明白那铃声到底是怎么回事。上次我回老家，问当年那个民兵营长，他也说不清楚。他回忆说，公社把人带走后，没有给他们任何答复，他也没有问。因为这是纪律，不该打听的就不能乱打听。

　　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已经过去40多年，可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人民公社社员对这个社会的热爱，对这个社会的关心。社员们从内心里希望维护这个社会的安宁，维护这个社会的健康。我一直觉得，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定，每个普通群众都做出了贡献，他们为新中国的发展付出的汗水功不可没。听说，拉萨骚乱和新疆暴乱时，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部门事先没有得到一点信息，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我们的民兵组织哪儿去了?我们的基层党团组织哪儿去了?我们可信赖的群众都干什么去了?我坚信，如果是人民公社那个时代，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不会逃过千百万群众的眼睛。他们不仅会主动进行监视，而且很快就会把这些信息报告到上级政府部门。那个时侯，我们公社只有一个公安员，负责境内24个大队、7万多人口的社会治安工作。他所依靠的就是基层组织，这些基层组织远比几十人、上百人的公安队伍要强大得多。另外，那时候是民心所向，老百姓觉得靠山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所以他们觉得所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干的，因为这整个社会都是自己的啊!

　　我有时在想，如果把一切安全隐患都能消灭在萌芽状态，社会治安动态都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西藏和拉萨怎么会闹出那么大的乱子来呢!

　　六、寻找傻丫头

　　“傻丫头”是前院杨启亮的二闺女，小名二丫头。由于她小时患“大脑炎”留下后遗症，不光脑子不好使，连话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都喊她“傻丫头”。她比我小一岁，1964年10岁整。故事就发生在那年大家高高兴兴过大年的时候。

　　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过年。因为过年首先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其次能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好玩意。

　　距离过年还有好几天的时间，有条件的生产队就从饲养场放倒两头大肥猪，杀了分给社员过年。还有的生产队提前开始磨豆腐、下粉条，为过年做准备。小孩子最喜欢看生产队杀猪，猪的嚎叫声让孩子感到莫名其妙的兴奋。

　　过年除了吃扁食(有的地方叫水饺)、饺子(有的地方叫大混沌)、包子、馒头外，还会出现很多过年特有的食品。比如油炸丸子，油炸“猫耳朵”(红薯切成片在锅里煮熟，然后晾干用油炸)，熬白芋糖、胡萝卜糖，做千层饼等。这时候，就是欣赏和比较农家主妇谁是巧手的时候了。

　　吃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玩。寒假一个月，孩子们能放开玩30天。寒假与暑假不同，暑假不仅天气炎热，还要帮家里干农活。而寒假没有什么农活需要小孩子干。再加上整个寒假期间还有腊月初八熬“腊八粥”、腊月二十四吃“锅盔”(用白面烤的厚饼，类似北方的壮馍)、除夕夜敬灶老爷、大年初一拜年讨压岁钱、元宵节挑花灯等好几个民间传统节日。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也难得有这几天空闲。因为年初五之前不能“动针”，所以连不肯闲着的家庭主妇也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整个寒假就在这非常热闹的气氛中不知不觉过去，大家都感到时间过得太快。特别是孩子们，全都觉得不过瘾。

　　寒假里好玩的玩意更多。有的村刚进腊月就开始组织剧团排话剧(说是“话剧”，其实也有唱段。我们这里除了使用河南豫剧腔调外，主要就是演地方戏，俗称“泗州戏”，也叫柳琴戏或“拉魂腔”)，还有的村子提前安排人扎高跷、扎旱船，或者扎狮子、扎龙、扎花轿等，准备到过年、过元宵节时好耍。没有条件的村庄，就只能提前与其他村预约，请这些村的剧团来他们村演几场，或者到远地方去请正规剧团。条件最差的村庄也会请一支外地草班子唱几晚花鼓戏。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大小队干部就是想让大家乐呵乐呵过几天，然后好投入春耕生产。

　　那年我们村剧团排练的是《朝阳沟》，但唱腔不是豫剧，而是我们村特有的柳琴戏(“拉魂腔”)。才刚开始排练，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追着看。正式演出从除夕晚上开始，第二天(大年初一)白天或晚上还会再重演一次。等到年初二起，剧团就开始外出，有时跟其他村剧团对调，有时则是别的村庄专门来请。一般村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为了让本村社员在年初十之前都能看上戏，这个时间段只和其他村剧团对调，初十之后才能应邀到其他村子去。那一年的春节就是这样，到正月十一这天晚上，我们村的剧团出远门，也没有其他村剧团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些孩子还没有从欢乐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就只好跑到其他村去看。记得那年正月十一晚上，我们村东边7里远的王桥村放电影，天还没黑孩子们就开始出动。那天晚上放映的是《小兵张嘎》，大家看得真过瘾!电影放完后，又追问第二天晚上到哪里去放。放映员说去胡庄，于是大家都记住了。

　　胡庄在我们村正南方向，大约12华里左右。太阳还没落山，许多小伙伴就开始相约，三五成群开始朝胡庄赶。前院的“傻丫头”看我们兴高采烈地要去胡庄看电影，也随在后面跑来了。

　　电影放到大约9点就结束了，孩子们三五一伙开始朝家跑，谁也没有注意“傻丫头”的去向。我跑回家已经快11点，就赶紧钻进被窝睡觉。还没睡着，就听前院的杨大娘在门口喊，问我见到她家二丫头没有，我说没见，就自顾自睡了。没想到这一夜我们村子就像翻了天，几乎所有大人都被惊动了。

　　杨大娘连续跑了几家，都说没有见到“傻丫头”，她这才真慌了，立即把“傻丫头”丢失的事告诉了生产队长。队长听她一说，觉得这是大事，连忙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因为找孩子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他赶紧召集队委会成员，然后又分头把所有男劳力都喊起来。他们一致分析认定，“傻丫头”肯定是跟着其他村孩子跑“迷路”了。队长将这些劳力分成20多个小组，由队委会成员、民兵连长等带队，分头向公社东南片(胡庄周围)的20多个自然村去寻找。大队团支部书记就住在我们村，她自告奋勇去公社求援。她翻山跑到公社后，先叫醒了公社总机(电话接线员，那时候的电话都是手摇的)，让她电话通知东南片8个大队赶紧打开广播大喇叭;然后又喊醒了公社广播员，让她立即通过广播发布寻找“傻丫头”的信息。夜里1点钟的时候，公社东南片8个大队的广播大喇叭先后打开了，20多个自然村同时响起寻找“傻丫头”的声音。听说出了丢孩子这样的大事，公社党委书记都爬起来了。那个全公社唯一的公安员还跟随团支部书记一道，专程赶到我们村帮助寻找。

　　但是，最后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出去寻找的队伍陆续回来，都说没有找到。广播喇叭“开播”之后，这8个大队也陆续回电话，说他们那里没有发现“傻丫头”的踪迹。大家都绝望了，“傻丫头”的母亲杨大娘忍不住放声大哭。很多妇女围着她旁边安慰劝解，还说有可能明天一早就回来了呢。我后来才知道，那天夜里，我们村至少有一半人没有睡觉，特别是大小队干部，更没有一个合眼的。

　　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正当大家已经彻底绝望的时候，突然发现村子正南方向的大路上来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的正是“傻丫头”。可能是因为天气寒冷的缘故，她的头上还裹着绿色的头巾，身上还围着一床花棉被。

　　赶马车的中年人告诉大家，他是东邻公社牛栏村(距我们村18华里)的。昨天夜里，这个孩子(傻丫头)随着他们村看电影的孩子一道，跑到牛栏去了。等到大家发现时，才知道她跟错了“队伍”。由于“傻丫头”说不清自己的村名，也说不清父母亲的名字，大家都感到很为难，只好把她先送到一个五保老人家里住下，准备等到天亮后再帮她寻找家。

　　赶马车的中年人说，今天一早，生产队长派他把孩子先送到胡庄，因为这个孩子是从胡庄跑出来的。他到胡庄以后，才知道整个公社为了找这个孩子已经折腾一夜。他听后二话没说，就朝我们村赶过来了。

　　“二丫头”回来了，她的突然失踪让大家虚惊一场。

　　时间已过去40多年，但这件事我却一直记忆犹新。

　　有时我常常想，那时候的人真热心，干部也都负责任，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家有难大家帮。哪像现在，“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好，年轻姑娘什么时候都敢出门，大人也不会担心。现在不要说一个姑娘家不敢随便出来，就是年轻小伙也不敢独自走夜路啊。最近几年，我听说老家年年都会出现抢劫、凶杀、强奸等恶性案件，到现在还有两起强奸杀人积案没有侦破。因为区划关系，老家现在这个镇只有原来公社一半大，最多4万人口，公安派出所的民警加上联防队员有好几十个，是当年人民公社时期的几十倍。然而，治安人员增加了，社会治安状况反而比人民公社化时期恶化了。看来，社会治安状况与管理人员的多少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呀。

　　七、最后的抗争

　　许多官方媒体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记载：实行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亿万农民欢欣鼓舞，欣喜若狂，他们载歌载舞、一片欢腾，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中国农民在经历几十年的痛苦摸索之后，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真正翻身的大喜日子。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我是1978年秋天抽调到公社机关工作的，一直到1983年底离开为止。那5年，正是中国农村发生巨变的年代。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亲眼目睹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过程，我完全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1978年之前，我一直在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因为有几篇小文章被省里和地区的报纸录用了，还有几首小诗歌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副刊上，结果我就被看成乡下的“小作家”和“笔杆子”，被抽调到公社负责宣传报道。其实，到公社机关与在大队里差不多，区别就是变成了“社有人员”，那时也叫“亦工亦农”。每月发给28元工资，15元交生产队买工分，13元在公社机关食堂搭伙。那时候物价便宜得很，我每天中午在公社食堂吃饭，晚上6点下班回家，早晨8点上班。晚上如果加班就住在公社机关，那里有我的办公室和床铺。我记得那时候每顿伙食费只要1-2毛钱，别看工资不高，一个月下来还能结余七八元。

　　我到公社机关后没有干成“宣传报道”，因为公社党委秘书发现我会刻钢板，能打算盘(珠算)，还能写文章，就把我留在办公室，帮他做统计、文书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就是每天与各大队会计通电话，索要生产进度和编制各种统计报表。除此之外，就是撰写各行各业的总结、报告、发言稿等。由于需要写总结、发言，我就需要经常跟着公社党委、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深入村队调研，所以对农村情况特别熟悉。

　　我们这里属于苏北地区，南面与安徽宿县搭界，中间只隔着一条河。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这里比一河之隔的安徽宿县要先进好些年。1978年，我们公社已经实现“旱改水”，绝大多数的耕地可以做到旱涝保收。全公社11万亩耕地，有5万多亩水田，一年麦稻两季，还有4万多亩属于山坡高亢地，一般都是小麦与玉米轮作，或小麦与山芋、大豆轮作。其余的1万多亩耕地为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花生、蔬菜、水果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这个公社就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1978年，全公社劳动工日平均8毛钱左右，最高的生产队已经达到一块五。那时候，我们公社的副业已经非常繁荣，各大队都有副业队，还有不少队办工业，那时候统称“副业”，如砖瓦厂、加工厂、采石场等。公社的工副业项目比较齐全，已经拥有20多家社办工厂，实力比较雄厚的有水泥厂、磷肥厂、农具厂、综合加工厂、大理石厂、服装厂、酒厂等，每年的工副业产值超过500万元。特别是水泥厂，1978年的年产量就达到了20万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非常高，几乎所有生产队都有小型拖拉机，公社有农机站，拥有大型拖拉机70多台，农忙季节分头开到各大队，每个大队2到3台。农田水利设施全部配套成龙，村队灌溉沟渠有“大中小”(大沟、中沟、小沟)、“毛腰丰”(毛渠、腰渠、丰产渠)，公社有水库、专用蓄水河道等。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座“排灌站”，种植水稻的生产队一般不会少于两座。可以说，农业生产通过多年良性发展，这时已经成为建国以来的最好阶段。农林牧副渔，全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关于“大包干”这股风，最早是从“河南”(由于我们与安徽宿县一河之隔，老百姓习惯称安徽为“河南”)那边刮过来的。1981年初，我们这里就开始陆续传说安徽“分田单干”的事。社员们人心惶惶地，不知道“分田单干”这股风什么时候吹到我们这里来。

　　说实在话，我们这里的社员绝不像官方报道的那样，对分田单干欣喜若狂。他们不仅不拥护，反而极力反对。社员们最喜欢说的就是这几句话：“那不是“胡弄”吗!分田单干，那么多大牲畜怎么办?那么多机械怎么办?那些沟渠怎么分?山林、河道怎么办?”还有的说，分田单干，那不是跟解放前一样了?

　　“单干风”越刮越紧，老百姓都在提心吊胆的等待着。1981年在不安地等待中过去了，我们这里没有分，但已经开始搞“小段包工”。就是把某一农活，按阶段划分成若干部分，最后按实际完成情况发放工分。这一年春夏两季，有的生产队还按上级精神，在播种后把地包给农民管理，收获时按规定的粮食产量上交生产队，剩下的留给自己。到1982年春天，安徽那边已经全分光了，这边怎么办的问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麦收前夕，当时的县委书记亲自来到我们公社。他希望到几个大队、生产队摸底调查，看看老百姓都是什么反应。我和公社党委书记陪同他先后到了4个大队的30多个生产队，还召开社员大会讨论，结果所有生产队的社员都异口同声反对“分田单干”。还有的社员和干部亲自找到县委书记，恳求他“到上面去说说”，千万不要“胡乱来”。那天下午2点多钟，我们正在大队办公室休息，县委书记突然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他接听之后，立即兴奋地告诉陪他一起搞调研的公社党委书记：你就放心吧，上级来“精神”了，咱们这里不学安徽，不搞分田单干!公社书记一听，也很高兴，他当即请县委书记通过广播大喇叭给社员讲几句，让群众先吃颗“定心丸”。我记得县委书记在大喇叭里是这么讲的：“广大贫下中农，广大社员同志们，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的精神现在已经十分明确，我们这里绝不搞分田单干!就请大家放心吧!”

　　当时我们都跟着高兴，认为大局已定。对于安徽那样的搞法，我们都觉得他们生产条件落后，农业基础差，可能适合分田单干。而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农业条件和基础，是无论如何不能分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县委书记保证的那样发展下去，当年秋天我们这里就强行开始分田了。至于内幕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公社党委书记带着一班人从地区开会回来，立即召开动员大会。他在会上反复强调：“什么都不要说了，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上级的政策和精神，不要讲任何价钱!”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具体分田情形我就不再描述了，因为大同小异，都是那样的分法。尽管下面的干部社员有抵触情绪，但最终还是在公社派驻工作组的“指导”下，坚决贯彻上级精神，把土地分下去了。

　　那一年，我们家分了12亩耕地，平均一口人1亩半。其中9亩水田，3亩旱田。

　　我们家分到还一条牛“腿”，因为与4户社员合用一头耕牛。这条耕牛只用了一季，因为不方便，第二年春天就打价给其中一户社员。

　　我们家还分了六分之一辆“大车”(就是那种非常笨重的“太平车”)，这种车至少需要3头牛才能拉，由于没有这么多牛，所以一直闲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外地收藏家看中了这辆“太平车”，花钱买走了，但这笔钱不知落到了谁的手里。

　　我们家还分了二十分之一台拖拉机，因为是20户社员共同拥有的。第二年我们就把这台拖拉机卖了，一共128个人，每个人头分7块钱。

　　我父亲通过抓阄，把生产队的3间饲养场“抓”来了，后来翻新改造，成了我弟弟结婚用的新房。

　　山林也分了，但因为山林面积太大，不好管理，先后调整了几次，最后也没有找到好办法。结果山坡上的杏树在分田单干的第二年春天就被砍伐干净。山上的松树都是1958年后栽植的，那个时侯已经郁郁葱葱，覆盖整个后山。但去年冬天我回家发现，整个山头已经光秃秃的，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棵，而且没有多少枝叶，孤零零地在寒风中摇曳。

　　分田单干时，我们生产队的杂交水稻亩产1200斤，现在据说已经能达到1400斤了，比26年前每亩增产200斤。

　　改革还是有成绩的!

　　八、挨饿的年代

　　1958年夏天，我们家从村中间的四合院搬到村北头的一个小院子。原先我们住的那个四合院一共有5户人家，都是土改后搬到一块的。1958年，村里要在这个四合院办大食堂，所以我们几家都搬出来了。我家新搬的这个小院有两间北屋一个小锅屋(厨房)，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落。

　　小院子非常简陋，大门朝东，西面靠山坡，巨大的石壁成了一面天然西墙。还有两面墙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有一人多高。刚搬进来时，小院子生机盎然。墙头上爬满南瓜秧、丝瓜秧、梅豆秧，几个硕长的“牛腿”南瓜悬吊在墙头上。梅豆秧上开满细碎的花朵，有白色，有紫色，结了很多梅豆角。那时候我虽然年龄还小，但不少事情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我在这个小院子里住了将近三年，这三年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们村里发生了好几件大事。

　　一是吃食堂。食堂办起来后，我们这些小孩子都非常高兴，吃饭时间不到，就结伙到食堂外面排队，大家嘻嘻哈哈的很是热闹。但是，这个食堂开了不长时间就解散了。

　　二是除四害，大人小孩都用竹竿挑着小红旗“轰”麻雀，幼儿园的阿姨还带着我们到厕所周围挖蝇蛹，到各家各户的木床上敲打臭虫。

　　三是植树造林，我们后山上的松树就是那年栽起来的，十几年后便郁郁葱葱，满山都是茂密的松林了。但最近这些年由于没人管，偷偷砍伐的，削树枝喂羊的，采松籽换钱的，把树林糟蹋的不成样子，现在整个山头又都光秃秃的了。

　　四是修路。我们这个村子与公社驻地一山之隔，来往不便，为了跟西边公社驻地连接一起，公社就组织社员在山上修了一条过山道路。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好几个村子的社员群众干了整整一冬天。从山这边到山那边大约有2公里，一律修成台阶式的，大约3米宽，两边还砌成石栏杆。这条路已经50多年了，至今还在。只是大家不再翻山，而是使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绕道山南公路，这条山道已荒废多年!

　　五是闹饥荒挨饿的事。这也是我记忆中最清楚的事情，恐怕也是很多人最想知道的。

　　我印象中，闹饥荒是从1959年春天开始的。事后社员们回忆，一致认为挨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1958年农业丰产不丰收。上级宣传说我们国家粮食生产的太多，已经吃不完，国家的粮仓也盛不下了。结果下面的干部就不再爱惜粮食，拼命糟蹋，许多庄稼成熟了也不让社员好好收，都烂在地里，还美其名说是“当肥料”。结果那一年大家都“撕开肚皮吃饱饭”，结果到来年春天(1959年)粮食就接不上了。第二个原因是自然灾害。我记得那几年(从1959到1961年)这里年年都有水灾，而且很大。我们住在山坡上，站在高台上朝远看，田地里白花花都是水，一望无际，青蛙在水里整天嚎叫不停，大人就带着我们用磨尖的铁条“穿”青蛙，然后剥开内脏放在锅里炒着吃。那些年不光水灾频繁，还有旱灾，庄稼收成一直都不好。后来还听说是苏联“老大哥”逼债造成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些高层内幕，但一连几年自然灾害却是事实。

　　有人说，闹饥荒挨饿的时间长达三年。而我的印象中真正挨饿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也就是1959年春天到1960年春天那一段。后来的两三年虽然老百姓生活仍然不好，但不管吃孬吃好，已经能填饱肚子，比1959年强多了。

　　其实，即便1959年春天，一开始也是有粮食吃的。因为粮食都统一放在大队仓库里，按人口发放。干部们说国家粮食多得很，这边吃完国家那边就能调过来。但春节前大家还是“撕开肚皮”吃，等到过年之后，大队突然说粮食要按计划了，大人、小孩都按人头领取。最初还能吃饱，后来粮食计划标准不断降低，慢慢就不够吃了。这时大家才开始着慌。人们开始在粮食里掺点蔬菜或野菜，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瓜菜代”时代。开春前没有野菜挖，大家都跑到“晾茬”的山芋地里，刨开冻土，挖那些上年秋天扔在地底下的山芋。有的山芋冻坏了，还有的生了黑斑，苦得很。但大家还是很高兴的带回家。有了这些红薯，大家就不至于饿肚子。

　　那一年大家确实饿坏了，老百姓家家都揭不开锅。我家在徐州城里有一门远亲，他们在城里饿得撑不住，也跑到乡下来，大雪天和我们一起到冻垡地(收过庄稼后不再接着种，闲置一冬天，等来年春天翻耕。这种地也称“晾垡”、“晒垡”、“歇茬”等)里寻找遗留地底下的山芋。

　　我家自留地里种的是大麦，春天到来后粮食不够吃，我母亲每天都到地里去挖大麦苗子，然后带回家洗干净掺少许面蒸着吃。整个春天过去后，3分地大麦苗都被母亲铲得差不多了。

　　我祖父从河里捉了一碗小鱼虾，让我母亲拾掇一下在锅里炖。我兄妹不懂事，偷偷吃光了。我祖父回来后坚持认为是我母亲故意给孩子吃的，结果他们吵了一架。我祖父气得跟我们分家，10多年后才搬回来。

　　我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认识许多野菜的。我母亲带着我到湖里(我们这里把平原地块称“湖里”)、到山上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母亲告诉我哪些野菜能吃，那些有毒不能吃。我都牢牢记下了，到现在还没有忘记那些野菜的名字。现在不少野菜已经上了城里高档宾馆酒店的餐桌，那时候这些野菜可都是农民救命的东西。1959年我还不大懂事，有一次发现山坡上的“狼毒”(一种有毒的大叶植物，上面开着很鲜艳的黄花，下面结出薯块一样的东西)很好看，就用铁铲挖下来，还把下面的薯块拿在手里把玩，结果我的小手中毒，肿得非常厉害，很长时间才消肿。幸亏当时我没有把“狼毒”根当红薯块吃下去，不然命都没了。

　　那时候，山上、湖里的野菜都挖光了，大家就开始吃树叶。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榆树叶和刺槐树叶，特别是那些鲜嫩的刺槐树叶，更是人们采摘的首选目标。其次就是桑树叶、柘树叶、“鬼疙针”等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后来这些东西也被人们吃光了，就去弄椿树叶和柳树叶，这两种树叶都很苦，特别是椿树叶还有一股臭味，所以需要先用水泡，等把苦味、臭味泡掉后再蒸了吃。

　　那时候我们还吃了很多昆虫，蝈蝈、蚂蚱、“蹬倒山”，都能在火里烧了吃，很香。还有“瞎碰”(一种黑色的甲虫，有臭味，先用水浸泡，然后在铁锅或鏊子上煸了吃)、“山水牛”等，当然，像老鼠、蛇等，我也是吃过的。

　　吃野菜、树叶、昆虫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麦收。

　　我那个时候最喜欢走亲戚，因为走亲戚能吃饱饭。我每次到外祖母家，外祖母都会偷偷给我下一碗杂面面条，让我躲在门后面吃，怕我的三个表哥、表弟看见。

　　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大，整个夏秋两季都在不断下雨，很多庄稼都泡在水里，结果当年秋季收成很差。我记得那年的红薯长得很小，就跟胡萝卜似的。由于大家春天就开始挨饿，再也不敢像去年秋后那样“撕开肚皮吃饱饭”，过日子也都小心翼翼、精打细算了。收获山芋时，哪怕一个手指头似的小红薯也舍不得丢在地里。收红薯前，还把红薯叶都收起来，因为红薯叶能吃，而且要比椿树、柳树叶好吃多了。从那年开始，我们这里连续多年家家都有收存红薯叶的习惯，可能就是1959年春天挨饿养成的。

　　1959年冬天是一个难忘的季节，那一年的冬季既漫长又寒冷。但是大家还是撑过来了，因为上级及时调来了救济粮，还有救济款和救济布等。救济粮并不多，但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希望。我记得，救济粮中有粗粮也有细粮，不仅有小麦、白面，还有玉米、高粱、红薯干，更让我们意外的是还有大米。我们这个地方是在“四清”后实施的“旱改水”，先前不种水稻，老百姓是吃不上大米饭的，只有到城里才能跟过节似的吃上一次。现在是饥荒年代，老百姓却见到了雪白的大米，实在让社员们喜出望外。我记得我们家做的第一顿大米饭，就是用高粱米、红薯干、大米掺在一起蒸的，颜色又黑又红，与城里雪白的大米饭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吃起来却觉得很香。

　　难忘的1959年就在我们的记忆中过去了。

　　我从来都不否认那个年月闹饥荒挨饿，但我却坚决否认那些年“饿死许多许多人”的说法。最起码我们这里就没有饿死人。

　　几十年来，为了当年是否饿死人的事，我曾做过很详细的调查。首先，我们家有20多户远近亲戚，大都分布在苏皖两省交界处的数十个公社，有安徽的，也有江苏的，他们中有贫下中农成分，也有地主和富农成分，但没听说任何一家饿死人。其次是我们大队，我在大队当赤脚医生时，对全大队情况十分熟悉。我们大队一共748户(1972年)，3300多口人，所有的家庭我都去过不止一次。在我有意识的调查中，发现三年困难时期死的人都是病死的或老死的，属于正常死亡或自然死亡，没有一个饿死的。1978年之后，我在公社负责统计，也曾有心在各大队打听过这件事，同样没有人说那些年谁谁饿死了。至于其他地区有没有饿死人，我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但我们这里确实没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掌握的这些调查数据，都是经得起检验的。我的父老乡亲都还健在，我如果说谎，他们也是不会同意的!

　　但我记得，那一年，我们村上有好几个人曾经全身浮肿，当时都说是吃了什么东西中了毒。现在分析起来，这些浮肿病人极有可能就是饥饿造成的。但这几个人后来并没有死。

　　挨饿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更没有必要无中生有编造谎言欺骗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