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

　　一、父亲当队长

 　　我的印象中，村队干部最清廉阶段还是人民公社化那会，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令现在的许多人难以想象。

　　那时的村队干部都是社员推选产生的，最后报公社批准。如果群众威信不高，你是当不成村队干部的。由于村队干部直接面对社员，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社员眼皮底下，也就是直接接受社员监督。另外，通过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那时候社员胆子很大，敢跟大小队干部面对面顶，还敢到公社、县里去告状。只要事实确凿，上级也一定会派人来查处。

　　1970年之前，我父亲曾干过10年多副队长，1970年春天开始担任队长。生产队副队长其实就是专门带领社员干活。因为要敲钟，所以比其他社员和干部起得早;因为担责任，又比其他社员收工晚。报酬就是阴天下雨不扣分，能拿一个劳力的满工分。我父亲心肠热，喜欢为人家办事，社员都很赞成他。

　　其实，我家祖父辈上是从外地逃荒要饭到这个村上来的，父亲没有兄妹，属于村里名副其实的“孤门独户”。无论是家族还是亲属，我们都没有，在生产队里没有任何势力。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父亲当生产队长绝对没有什么背景和后台。

　　父亲当上队长的原因出在原生产队长身上。那年春天评工分时，原来的生产队长给他媳妇(即老婆)多定了半分。妇女属半劳力，每个工日平均7分，最棒的女社员才能拿到8分，当然也有一部分属于照顾的，比如女“知青”就可以拿到8分。队长老婆身材瘦小，干活一般，结果给她定7分半。为此社员都说队长有私心，一下子告到公社。公社派人前来调查，发现社员反映的情况属实，而且还查出队长利用请木匠做农具的机会，在家里管饭时用的米面超标。2个木匠在他家里一共吃了16顿饭，按规定只能在保管员哪里领取米面16公斤(每顿每人标准0.5公斤)，结果实际领取了21公斤，剩下的5公斤没有退回。队长老婆解释说木匠饭量大，但社员的查访结果相反，木匠坦诚地说，他们1顿连一斤也吃不了。公社调查组就此认定队长有私心，不仅处事不公道，还有贪污嫌疑，就把队长停了职。我父亲原先是副队长，大伙都喜欢他拥护他，就推举他来当队长。父亲一直干到大包干那年退休，原来的生产队长却一直没有复职。

　　父亲干生产队长，我一开始很高兴，感到很自豪。没想到自从我父亲干了生产队长，我们全家不仅一点好处没有捞到，还尽干些“吃亏”的事。

　　父亲还没有当队长之前，我就在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了。那时候，公社之下有大队、小队两级生产单位，农活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的。大队需要人时都是从生产队抽调，也就是所谓的大队“统筹工”。“统筹工”包括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乡村兽医、农技员等。“统筹工”都是从各生产队平衡抽调的，各队人数大体平均。相对来说，大队“统筹工”比生产队社员的“待遇”要高一些，比如：工分按年度计算，一年365天都算上工，年底可以拿到3600个工分。大队干部在满分基础上，再另外加10%的熬夜开会加班补贴工分。“统筹工”不参加生产队劳动，所以社员都很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大队“统筹工”。

　　现在有人可能以为“统筹工”都是大小队干部的子女，其实不是，那都是根据需要和能力抽调的。除大队干部，所有“统筹工”都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或者有一定的技术专长。那些年里有很多知识青年作为大队“统筹工”进学校当民办教师、当赤脚医生，就是文化程度高的缘故。我们生产队，有文化的年轻人都被推荐上学去了，因为我外祖母是富农成分，受影响没有被推荐上中学，结果就成了队里唯一有点文化的年轻人。1969年初，大队医务室原先一名“赤脚医生”出嫁走了，仅仅高小毕业的我有幸成了大队“统筹工”，那年我还不到16岁。

　　父亲当生产队长之前，我已经1年多没回生产队干农活了。可是，就在父亲当上生产队长的那一年，我又开始参加了生产队劳动。麦收前夕，生产队“排镰刀”(就是排能拿镰刀割麦子的人)，把我也排上了。当时我们医务室一共3人，来自3个生产队，结果就我一人回了生产队。我很生气，父亲却对我说：麦收是老少弯腰的季节，我是队长，只有排上你我才好大胆说别人!结果我在生产队干了半个多月，直到夏粮入仓才回医务室上班。从此，每年的夏收我都要回生产队割麦子，一直到1978年被公社机关抽调走为止。

　　那时候，几乎每年冬天都有农田水利工程。多数年份在本地，但也有时出县、出地区到外地去“扒河”，一干一冬天。父亲当上生产队长那年，17岁的我首次被排“上杠”(抬大筐)扒河。那个时侯扒河非常苦，没有机械，全靠人力。从1970年开始到1978年我调公社机关，我连续在水利工地用肩膀抬了7个冬天大筐。人都说干部的孩子能“享巧”，我家可从来没有过。其实，那时的村队干部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也不否认个别干部私心严重。但是，后来这些私心严重的干部都在“斗私批修”、“农业学大寨教育”等运动中受到了冲击。

　　父亲当上队长后，比过去更忙，家里的事一点也不能插手了。我们家住在山坡上，下山的路很陡，吃水、运东西很不方便。特别是朝自留地里送粪，更不是妇女小孩能干的活儿。那时候运输工具都是用平板车，我们兄妹力气弱不能拉。母亲前几年就是因为从高坡朝下拉粪平板车翻了砸断腿，打着“膏布”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现在腿上有伤更不能拉了。父亲没时间，只好和其他男社员换工。别人替我家拉粪，我父亲把自己挣的工分按换工时间拨给他。这样的事情我记得至少有20多次。那个换工的社员一开始坚持不要工分，但父亲就是不答应。我父亲10多年前已经作古，这个换工的社员今年才60多岁，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上次回家他还对我说，还是那会儿的干部办事公道呀。

　　我大妹妹1976年高中毕业，因为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学校代课教师严重缺乏。校长想让我大妹妹去，但父亲就是不肯出这个“统筹工”。后来，大队把所有高中毕业的学生都统一安排成“统筹工”，我妹妹才有机会去学校代课。父亲说，如果我带头把好处留给咱自家，以后大家谁还听我的。

　　生产队经常要招待一些人吃饭，比如整修农具请来的木匠、铁匠，下乡轮流演出的电影放映员，来生产队给牲畜看病的兽医，冬天请来的说书艺人等。父亲接受原生产队长教训，凡是来人吃饭都安排在五保户家里，做饭的人也由队委会定，选一个厨艺较好的中年妇女来担任。我记忆中，我们家从来没做过类似饭菜接待过生产队的客人。

　　我小时候喜欢读书，但家里没有书桌、书橱，平时看书写东西就趴在母亲的陪嫁桌上。由于桌子太高，木凳太矮够不着，只能把两个四方凳摞在一块。1976年春天，生产队请来木匠打农具，我认识这个木匠，就把想要一把椅子的愿望告诉了他。他说，椅腿的木料不好找，但他家里有，等他回家后一定给我打一把。事情过后大约3个月，他捎信来说椅子打好了，让我去扛。他家距离我们村七八里路，我是步行着兴冲冲跑了七八里路把椅子扛回来的。扛回来时这把椅子还是“白茬”，我又买了一盒铁锈红油漆一遍。这件事父亲并不知道。1977年农业学大寨教育运动，有人揭发我利用父亲的职权从木匠手里索要了一把木椅。父亲在社员会上检讨了3次，最后又退赔了3块5毛钱才“下楼”(把有问题的干部临时挂起来称“上楼”，问题说清解决完了，社员认可后才能“下楼”)。事后多年，我都觉得对不起父亲。我的错误做法让他蒙羞，成为他生产队长任上的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父亲早已作古。老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原谅你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吗?

　　其实，那个时候，多数村队干部都是这个样子。长期接受正确思想教育当然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是社员群众的监督，让干部们时刻警惕，时刻清醒，一点也不敢大意。所以，他们也就能够自觉去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

　　二、两颗大白菜

　　1961年冬天，我还担任着副大队长。有一天，排我带人看夜。所谓“看夜”，就是看守大队仓库。按规章制度，“看夜”必须有一个大队主要干部带队，两个社员参加。那会儿，生产物资都是大队统一管理的，仓库里不仅有各种闲置的农机具，还有全大队社员的口粮，以及准备上交的公粮、来年春耕的种子等。粮食品种花样比较多，有小麦、大麦、荞麦、玉米、大豆、高粱、谷子，黍子、豌豆等，最多的是红薯干，还有一些萝卜、大白菜等蔬菜。粮食都是折子圈着的，白菜、萝卜就堆放折子跟前。

　　那年冬天很冷，那晚又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夜。我和刘好、王家槐两个“看夜”的社员就守在仓库外面过道上。为了御寒，我们还抱来一些干豆草点着取暖。仓库里有一只铁锅，是用来烧开水的。我们三个人一开始闲扯了些村里杂事，后来还分别讲了些年代久远的故事。渐渐就到了夜深时刻，也就是现在的半夜十一二点钟光景，大家都觉得肚子饿了。那会儿口粮紧，每天都是稀的多干的少，又没油水，吃过饭不久肚子就开始闹“饥荒”。一开始大家都忍着，后来是刘好首先撑不住了。他个子大，饭量也大，一开始他拼命喝开水，我亲眼看着他喝了6大碗。后来，他突然发现火堆旁面有几颗玉米粒，就顺手捡起丢进火堆里，不久就听到“啪”的一声，“玉米花”从火堆里弹出来。刘好顺手捡起丢进嘴里，那个香味呀，实在诱人，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香味儿。火堆跟前的几颗玉米粒被刘好拣完了，接着他的眼睛就不住朝玉米折子上瞄。我看了他好几回，一直没吭声。

　　又熬了一回，刘好凑到我跟前，悄悄地说，玉春哥，咱煮点玉米吃吧!我一听，脑子“轰”的一下炸了：这还了得!我生气地严厉训斥他：“你胡噙什么?找死啊!”刘好一听，吓得再也不敢说话了。

　　我怕他再胡思乱想，就连连督促说：“快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其实，此刻我的肚子也在咕咕叫。刘好朝嘴里扔“玉米花”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口水都差点流出来。

　　我们躺在麦草、豆草铺的地铺上，三个人翻来覆去很久睡不着。特别是刘好，几乎每隔两三分钟就要翻一回身，我感到刚才骂他的话太重了，觉得很不好意思。又过了一会，我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我说：“刘好，你真撑不住了?”刘好一听，“忽”地从地铺上爬起来，王家槐也爬起来了，他们直愣愣地望着我。他俩那饥饿的眼神和希冀的目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闭上眼睛想了一回，然后才下决心似地说：“那就砍两棵白菜吧!”他俩一听，立即掀开被子跑过去，抱过两棵大白菜来，一个切菜，一个烧火。白菜很快就炖熟了，白菜里没有放盐，更没有油，就是清水煮的。可是我们吃起来却感到很香。吃完以后，我嘱咐他们，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我是大队干部，这是犯错误的。他们两个向我保证，一定守口如瓶。

　　他们两人一直信守承诺，没有出卖我。

　　但是，我自己却把自己出卖了。

　　1964年底，我们大队开始搞“四清”。开完动员会之后，紧接着就是大小队干部先主动检查自己在过去当干部的那些年里，有哪些地方违背了毛主席教导，做了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干部不应该做的事情。大家都很诚恳地揭发自己，我在其中一次会上也主动交代了1961年冬天那次看夜炖吃两棵大白菜的事情。

　　这次交代的结果，使我丢掉了副大队长的职务。

　　不久后的一次社员大会上，刘好和王家槐也把那次看夜的情况坦白。特别是刘好，还把那次事情的责任全部揽在他身上。

　　“四清”结束后，停职1年多的我又被社员推选为大队贫协主席，1966年春天还被选为支部副书记。

　　玉春叔真诚地告诉我，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他始终没有忘记。但是，他从来都不后悔自己的坦白交代，因为那个年代的干部真的很少有私心，如果有私心而且埋在心底的话，他的良心会感到不安。坦白交代后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他感到问心无愧。

　　玉春叔1987年病故。我觉得，他走得时候心里一定非常踏实。

　　三、西院二奶奶

　　二奶奶一辈子没起个名字，会计账本上叫张王氏，年长的唤她二大娘，晚辈们都称她二奶奶。

　　二奶奶男人死得早，跟前只守着一个女儿。闺女出嫁后，她一人怪孤单，望见孩子就亲的不行。煮把蚕豆也南北里喊几个孩子来，吃了不算，临走还给装一兜。

　　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病恹恹的。入冬就喘，喘得蜷缩着，三级风都能刮跑。闺女不守在身边，再加这般光景，队里便让她吃了五保。

　　我们村很美。门前清泉，背靠青山，山坡上，房舍间，老辈人还为后代留下了一大片杏园。开春，雪白的、粉红的花蕾绽满枝头，风吹花落如雨;入夏，橙黄橘红的杏子伸头探脑，惹得伙伴们流涎。“四清”时杏园打价入公，每家房前屋后还留两棵备孩子解馋。二奶奶的院墙外有一株，外号“关公脸”，熟时红彤彤的，鸡蛋大小，咬一口如啃香瓜;院内那株“小油果”，果小皮亮，看去透明，塞进嘴如吮蜜汁。尽管“小油果”年年挂果少，二奶奶还是把它留下了。

　　进了五月，二奶奶的小外孙来了。老人拉着他的手：“这棵是咱家的，想吃，门后有竹竿!”又指着墙外：“那边的可不许打!”老人心地实诚，队里打了杏子都先放在她房里。她出门一把锁，连小外孙也不让进。

　　那会老人已七十出头，身子不大好，还不想闲着，缠着队长要点活干(我记得是1967年，那时我父亲还是生产队副队长)。队里拗不过她，只好让她去看杏园。其实这活并不轻松，偌大的杏园，沟沟坎坎的，走起路来磕磕绊绊，馋嘴孩子还欺她年老体弱眼头不济，东躲西藏给她捉猫猫。好在她只管白天，晚上由队里派年轻人看守。二奶奶知道年轻人事多，总是啥时来啥时回去睡觉，鸡叫头遍又早早爬起，好让守夜的不误下大田。

　　那天傍黑，我约小伙伴去偷“关公脸”。谁知刚爬上去就让二奶奶发现了。她攥着竹竿，像枪似地朝上戳。我吓坏了，拼命向上爬。这一来她慌了手脚，扔掉竹竿：“哎，哎，别摔着!”等看清是我，她先放走了小伙伴，转过脸又用指头戳我额头：“你呀，尽朝你爹脸上抹黑!”我羞愧地逃走了，从此再不敢到杏园来。

　　一九七六年春，老人八十二岁时得了一场重病，竟一撒手去了。那会队里还不富裕，可是，队委会研究丧事时，却一致同意多花费点。我父亲是队长，他还找人请来一帮喇叭匠;队里又扯了二十丈青布，姑娘大嫂争争抢抢，裁剪了二百只黑纱分给大伙戴上。丧事办得隆重，出殡的队伍排了半里路。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谁家丧事办得这般气派。

　　推行责任制那年，该分的都分光了，就剩下那片杏园。分开吧，一家一户没法管?放一块吧，可谁来看呢?有人出馊主意：刨掉分了算了。父亲那会刚退休不久，听到这个结果，连连叹气说：“他们哪里是置业的，全是些败家子啊!”

　　父亲早已作古多年，他哪里知道，现在的“败家子”越来越多了!

　　《杏园旧事》是我1985年发表在某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散文，这次转贴只加了最后一句“父亲早已作古多年，他哪里知道，现在的“败家子”越来越多了!”其余一字未动。

　　四、黑大娘看病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黑大娘”叫什么名字了。

　　我印象中，黑大娘个子矮小，又黑又瘦，总是皮包骨头的样子。黑大娘丈夫姓张，小名叫张黑子，可能就是他这个名字的缘故，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大人指点着喊“黑大爷”，而他的老婆就自然成为我的“黑大娘”了。

　　我与“黑大娘”的频繁接触开始于1969年，那时候我作为“统筹工”分到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我的记忆里，黑大娘一直都是病恹恹的，主要是哮喘。只要天一冷，她的哮喘病就会复发或加重，喘得厉害时会憋得半天喘不过气，整个脸都呈紫青颜色。正因为她有这个“长远病”(农村称那些经常打针吃药的人为长远病)，是个老病号，所以我一开始当“赤脚医生”就与她打交道。从1969年起，一直到她1976年初病故，时间跨度7年多。

　　我当“赤脚医生”，最高兴的就要数“黑大娘”。我们这个大队一共5个自然村、10个生产队。我们自然村距离大队部驻地自然村有2里多路。过去医务室3个“赤脚医生”都是其他自然村的，我们村没有。我到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首先方便了我们自然村三个生产队的社员。而老病号“黑大娘”当然会对本村有个医生感到万分高兴。

　　那会的“赤脚医生”，别看医术不高，其实就像“万金油”一样，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不管中医、西医，还是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多少都通点门。因为大队医务室是最基层的农村医疗单位，所有病人都要先从这里经过，所以就要求“赤脚医生”必须样样都会一点。治疗原则是不误诊，不耽误病人，拿不准的时候赶快给病人转院。

　　那时侯，上级对农村合作医疗非常重视，对“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也抓得很紧。从1974年开始，全县对赤脚医生统一进行培训，除举办1期复训班外，还按照区域划片举办了10多期培训班，每期半年左右。我所在的村当时是全国闻名的卫生先进村，所以我有幸第一批参加了复训班培训。那个复训班办得挺好，都是请的专家或名医生讲课。学习内容也非常系统，从人体解剖到医学病理，从门诊到病房，从中医到西医，从诊断到治疗，几乎全都接触到了。有人说那时候的“赤脚医生”只会抹红汞水，其实这是对“赤脚医生”的一种丑化。到1974年底的时候，我本人至少可以很熟练地诊断和治疗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术，比如脓包切开、男扎(节育术)、女扎(节育术)等;可以做一些急救，比如触电、溺水、吊死、农药中毒等;还可以针灸、拔火罐、抓中药等。那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是按照毛主席教导，给病人看病是不准带口罩的，还提倡对休克病人嘴对嘴进行“人工呼吸”。这是考验你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的标准，也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具体表现。

　　当时的“赤脚医生”队伍不仅方便了农村最底层的老百姓，文革后还成为乡镇医院的主力军。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当年的“赤脚医生”已经成为乡镇医院的主治医生。我的不少同行后来还进了城里大医院。徐州中心医院有一位经常出国的主任医师就是我的同行加同学。他是徐州市“知青”，当年下放在我们公社的另一个大队，不久进了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在全县举办的赤脚医生复训班里，我俩还是同学。

　　那时候，“赤脚医生”除看病外，还担负着农村的卫生工作。比如灭蚊灭蝇、饮水改造、环境卫生等。最重要的是防治各种传染病，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上面，如预防疟疾、清查血丝虫、防治小儿麻痹症、接种疫苗等。我经常要带着各生产队的卫生员上门为老百姓送疟疾药，为小儿看服预防麻痹症糖丸，为小孩“种花”等，夜里还要挨家挨户登门抽血化验血丝虫。我记得，大约到1977年时，我国已有20多种主要传染病绝迹，其中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天花、霍乱等传染病也都没有了。当时，这是我们中国在全世界都引以为豪的大事。可惜的是，现在听说有很多传染病又都陆续“回来”了，比如疟疾、乙脑、流脑等，实在令人遗憾。

　　我自从当了“赤脚医生”，与各种各样的病人接触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我们自然村，大家都感到比过去更方便了。别看我当时只有16岁，大家已经不把我当小孩看，而是很认真、很亲切地喊我“大夫”。那时候看病很简单，挂号初诊5分钱，复诊2分钱，只要挂了号，所有诊断和治疗都是一律免费的。所以，我每天到大队医务室去上班，都要在半路被很多社员拦住。他们给我5分钱或2分钱，顺便让我捎回一些发汗药、止疼片、牛黄解毒丸、膏药、纱布等。这样一来，就省得他(她)们再上医务室跑了。

　　但是，“黑大娘”从来不让我捎药，都是自己步行到医务室来拿。有一次她告诉我：“我是常年老病号，吃药已经不大管用，每天都得打一针。怎好麻烦你天天给我带药呢!”那时我就觉得，别看这个“黑大娘”长得不好看，心眼倒挺善良的。

　　那时候，医务室药物还是受控制的，特别是一些主要的抗生药物，如青霉素、链霉素等。每月我们到公社医院领药时，主要药物都按大队人口比例分发，无法满足病人需要。后来，公社医院利用当地中草药，还自己研制生产了不少中成药，其中也包括一些注射用针剂，如毛香、保肝一号、保肝二号等。“黑大娘”的病属于支气管哮喘，且时间太长，一般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她的病，最有效药物就是链霉素。由于链霉素不能满足需要，所以“黑大娘”很通情达理，每次都明确对我说：链霉素少，不能都用在哪一个人身上，你看情况匀我一点就行。她平时来医院，我都是给她注射“毛香”之类，然后再给她开一些氨茶碱、甘草。每隔两三天就给她用一次链霉素。她对此非常感激。

　　1975年冬天，“黑大娘”的病情突然加重了，有时喘得厉害，连路都不能走了。她不能来医院，吃的药都是她丈夫或孩子来拿。由于连续3天没见她，我有些放心不下，就在那天晚上去了她家。“黑大娘”躺在床上，说话的声音很微弱。见我去她家，她显然很高兴，挣扎着要坐起来，结果被我按住了。

　　第二天晚上，我挎着药箱，带着注射器、酒精棉球和需要的口服药、针剂来到“黑大娘”家。她感动得直掉眼泪。其实这算不了什么，我们“赤脚医生”到病人家就诊是经常的事情，有时候还要半夜三更爬起来为孕妇接生，实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也可能她从来没让医生去过家里，所以才那么激动吧!

　　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我每天晚上都会准时来到“黑大娘”家。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这年的阴历年底，刚好也就是阳历1976年元月下旬时，“黑大娘”的病突然再次加重了。我知道，她的病已到最后关头，就像一盏油灯即将熬尽一样，很快就会熄灭的。

　　那天下午，还不到下班时间，“黑大娘”的丈夫，就是那个张黒子，突然跑到医务室来。他可怜兮兮地告诉我：你“黑大娘”怕是不行了，她想见见你。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让我的眼眶直发酸。我二话没说，匆匆收拾一下就跟他回家了。

　　“黑大娘”已经昏迷，可不知为什么，我刚坐到她的床边，她就突然醒了过来。我一把抓住她的手，听到她嘴里发出很微弱的声音。她喊着我的小名，断断续续地说：“这些年多亏了你啊!”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事后我非常后悔，当时为什么就不能说两句安慰她的话呢?

　　若干年后，我总会时时想起“黑大娘”临死那一幕，我为“黑大娘”在临死之前还想着我感到欣慰，她这是在临走之前感谢我呀!可是，最近两年我却不这么想了。其实“黑大娘”不应该感谢我，应该感谢那个社会。如果那个时候农村没有合作医疗，她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钱长年累月得到及时治疗;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赤脚医生”，她也不可能躺在家里就能打针吃上药。按照“黑大娘”的家庭条件，如果放到现在，她可能不会活那么多年!

　　她摊上了一个好时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