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2年，少年毛泽东进韶山南岸私塾，启蒙老师是邹春培，在邹老师手下学了二年半。毛泽东读书很认真，肯动脑子，功课没有完，谁也拉不动他。他总是一句一句地默读，一笔一笔地写。当时私塾教的是经书，儿童是很难读懂的。书里说的是什么，老师也不讲解，讲也讲不清楚。毛泽东按照老师的规定，读完功课。他记忆力强，领悟也快。有一天，邹老师给他点书，教他一字一句地读。他却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用点书，省得费力。邹老师要他背书，他果真一字不错地背出来了。邹先生喜爱地说：“教这学生真省事。”从此，同学们尊称毛泽东为“省先生”。 毛泽东从小喜爱游泳。有一天，他带领几个同学在池塘里游泳，邹老师发现了，怕出事，决心严惩他们——打手板。邹老师说：是谁叫你们出去的，谁带的头?孩子们眼看大难临头，面面相觑。毛泽东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邹老师，是我带的头，你要打就打我。毛泽东从容地打开《论语》，继续说：邹老师，在你将要教的课文里，孔子问曾点有何爱好?曾点说，喜爱游泳。孔子听了很高兴，说：“吾与点也”，赞成曾点等少年到沂河里去游泳。邹先生脸红耳赤，嗫嚅半天，语气有所缓和说：我出对联，对不出的要打手心。邹老师的出联是“世上万般皆下品”;毛泽东的答联是“思量惟有读书高”。邹先生紧接又出“濯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对答“修身”。邹春培连连点头，事后向毛泽东的母亲说：“石三伢子有些特殊，我的墨水少了，免得延误他，另请高师吧!” (二) 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也是他的私塾老师。毛宇居深知毛泽东会读书，已经读完《四书》、《五经》了，给他另开“小灶”，叫他读《左传》、《公羊春秋》等。有一天，毛宇居有事外出，交待学生在教室里好好读书。毛泽东认认真真读了几遍，就与同学上山摘野果。毛宇居回来发现了，要惩罚他们。毛泽东实话实说：“闷在屋里，头晕脑胀，死背硬读也没用。”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倒他，指着院中央的天井说：“我要你赞井。赞不出，我先打你的屁股，再告诉你爹。”毛泽东绕着天井转了两圈，只见天井里，清澈见底，卵石片片，几条由同学们从溪沟里抓来的鱼，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游动。于是，他沉思片刻，赞颂道：“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 毛宇居听出“赞井”，有批评他的教学方法的意思，但深感他才智敏捷，讲得又有道理，不仅没有整治他，还赞叹不已。后来，向其父毛顺生说：“三伢子既调皮，又诚实，天资好，是奇才，应送他多读几年书。”1927年元月，毛泽东考察韶山农民运动，毛宇居主持欢迎会，致辞说：“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1940年，毛宇居主编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在毛泽东名下注有“闳中肆外，国尔忘家”的赞语。1949年秋，毛宇居赠诗毛泽东，其中有“一领青衫建元谋，手无寸铁敌王侯……一腔热血关天下，国尔忘家志不移。” 在毛宇居处学习半年后，父亲毛顺生因为经营谷米、贩卖牲猪生意，不能专心致志从事农业，急需毛泽东出来顶替他。这样，从1907年春至1910年夏，毛泽东在家务农。白天，毛泽东做一个全劳动力的农活，晚上替父亲记账。记完账后，他继续读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他能够找到的书，一些古典名著都是在家劳动期间读的。 (三) 毛麓钟是毛泽东共高祖的堂伯父，是当时韶山毛氏家族中最后一个秀才。他思想进步，主张推倒满清政府，建立民国。1910年上半年，他在韶山冲东茅塘办了一所私塾，是毛泽东最后一位私塾老师。他对毛泽东非常器重，常向人说：“润之有超群的领悟力和非凡的记忆力。他读《史记》、《汉书》、《通鉴纲目》、《日知录》，不仅读得懂，而且有独特见解，应该让他恢复学业。” 这一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与同学们讨论了好几天。他总觉得造反的人，都是一些没吃没穿的受苦人。他为他们遭受残酷镇压而愤愤不平。后来毛泽东回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 1910年秋，毛泽东违抗父命，拒绝去湘潭县城学做粮食生意，而要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被盛怒的父亲赶出家门。毛泽东跑到东茅塘，寄宿在伯伯毛麓钟老师家，伯侄谈心至深夜。第二天，毛泽东邀毛麓钟、李漱清、王季范同其他亲友到上屋场，说服毛顺生放弃原有主张，同意毛泽东去外地求学。从此，毛泽东走出了韶山冲，进入了洋学堂。 (四) 1910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太阳刚刚露出红脸儿，毛泽东脚穿草鞋，挑着行李、书箱，随同表兄文运昌沿着山间小道，向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走去。16岁的少年，第一次走出韶山冲，心情多么高兴啊! 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是在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由东山书院改制的新兴学校。校长李元甫，是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教员多是维新派。毛泽东在韶山李漱清介绍下，看过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国家前途十分担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于投考具有维新思想的东山学校充满了希望。 学校入学考试的作文题《言志》，正合毛泽东的心意。同时参加考试的学生，大多写些尊孔读经、成名成家、光宗耀祖的庸俗内容，而毛泽东与众不同，联系农民的痛苦，社会的时弊，民族的危机，祖国的前途，纵情地抒发了救国救民的抱负，立论新颖，气势磅礴。阅卷老师谭咏春看了，高兴地喊起来：“这是一个有大志的高才生”，圈入录取名单内。不料，面试出了波折，原来毛泽东有湘潭口音，按照学校原有规定，不收湘乡县境以外学生，学费和膳食费不能津贴外县学生，从而引发了争议。阅卷老师谭咏春只得将试卷送校长李元甫，并慷慨陈词：中国学生可去外国留学，享受津贴;湘潭人为什么不能到湘乡读书，获取津贴呢?李校长看过试卷，频频点头，连连称赞，最后毛泽东被破例录取。 毛泽东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谭咏春的赞语，并在同学中传阅。他曾在毛泽东的作文《宋襄公论》后写了一段评语：“文笔泼辣，立意高远，见解迥异于流俗”;最后给了105分。同班同学舒融春还把毛泽东的作文，列为范本，抄录下来。解放后，他还记得其中的一些语句。 1911年春，毛泽东持李元甫、谭咏春的推荐信，随贺岚光老师去长沙，考取了湘乡驻省中学。新中国成立后，谭咏春的儿子谭世瑛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了五封信，并在1955年5月邀请他去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共同回顾了在东山学校同窗生活的岁月。毛泽东念念未忘恩师谭咏春的栽培：你父亲是一位热诚的老师。他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我进不了东山学校，也不会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他能够那样关心学生，真不容易呀!对谭世瑛的生活困难，毛泽东“甚表同情”，曾寄人民币300元，“聊为杯水之助”。 (五) 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学习。这所学校是当年湖南最大的普通中学，集中了一批优秀教师，校长是符定一，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中国文史馆馆长。 毛泽东爱好史学、文学，文史相通，炼成一色好文字，受到国文教员柳潜的器重，引导他学习梁启超的文风，新闻评论家的笔锋;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鼓励他多读课外书籍。见到毛泽东写得好的作文，柳潜常写上评语交全班同学“传阅”。《商鞅徙木立信论》是其中的一篇，今已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列为首篇。 商鞅“徙木立信”，是流传悠久的历史故事，最初见于《史记·商鞅列传》。相传战国秦孝公在位时，宰相商鞅力主变法，但阻力很大，老百姓对新政也有疑虑。商鞅为解除人们的疑惧，在国都南门树立一根木桩，宣称谁能将木桩徙置北门，赐金10两。但人们不信有此种轻而易举的好事，不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谁能徙置，赐金50两。这时，果有一位手粗脚壮的大汉将木桩由南门搬迁至北门。商鞅当即给大汉赏赐黄金50两，以示不欺骗。随后颁布新法，表示要如徙木赏赐一样，取信于民。毛泽东看到这故事，联系当时社会实际，挥笔撰写《商鞅徙木立信论》，抒发胸怀。 文章紧扣“立信”二字，从立法的角度论述法与民的关系。他说：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策必须有利于人民。有益于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会自动地去实现与维护;如果法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损于人民的利益，那就会把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商鞅立法变革，严惩奸邪以保护人民的权利，奖励耕织以增进国民的富力，鼓励军功以树立国威，清除贫困衰弱，造福人民，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人民为何“惮而不信”呢!原来是变法前的秦国政府早已失信于民，“黎民惧焉”，尽管执行者煞费苦心，人民依然“立而不信”。于是，毛泽东将笔锋折转，写道：人民中的守旧观念、胆怯心理，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这篇论文仅600字，国文教员柳潜阅后，作了七个眉批和总评，计150字。批语认为该文“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駸駸入古”;“精理名言，古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议论潇洒，积理宏富”;“力能扛鼎”;“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柳潜不愧为一位有眼光的教员。文章末尾的总评是：“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浓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并在作文首页大写“传观”二字。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接待美国记者斯诺时还提到柳潜，“那时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录(览)》”，“我读了《御批通鉴辑录(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自学更好。”解放后，毛泽东询问符定一是否知道柳涤庵(柳潜)的下落。符回答：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叹道：“可惜了。袁大胡子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涤庵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由于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开设的课程，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学校的繁琐校规又使他反感，他在该校住了六个月，便退学，到湖南图书馆自学去了。 (六) 由于父亲毛顺生不同意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自学，以为他在外游荡，荒废学业，断绝伙食费的供应。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后，于1913年下半年，考入湖南第四师范，次年春四师并入湖南第一师范。他在第一师范读了五年。他在这里遇到一位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思想开放的学者杨昌济。 杨昌济，字怀中，长沙县板仓人，曾留学日本、英国，前后达9年，研究哲学、伦理学、教育学。1913年归国后，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谭延闿请他任教育司长，他断然谢绝。他在《达化斋日记》里记载：“今日之事，当从底下做起，当与大多数国民为友，凡军人官僚政客，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当筑室于磐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土之上也。吾辈救世惟赖此一枝笔;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他决心“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献身教育事业，培育人才，进行“磨血革命”。他热烈支持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热情向青年介绍和传播西方各派的政治主张和哲学、伦理学说，介绍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鼓励学生树立“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1918年暑假，杨昌济调任北京大学哲学、伦理学教授。他刚到北京，就致信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通告蔡元培等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消息，建议毛泽东赴北京，一方面负责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另方面去北京大学工作，解决学习、生活问题。经他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手下工作了半年，任图书、报刊管理员，负责登记来图书馆的阅读人员。不幸，杨昌济于1920年元月17日在北京病逝。逝世前，他曾致信好友章士钊，介绍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学、品、行”，赞扬毛、蔡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杨昌济教授真有慧眼，不愧为近代伯乐。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回忆：“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原理，而且在这部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一百分。” (七) 黎锦熙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他虽是老师，但只比毛泽东大三岁，两人交往密切。黎锦熙一生勤写日记，从不间断。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就有20天记载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如“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5月30日，“润之至，交谈社会改造事。”7月21日上午，与润之、章甫(即陈章甫)讨论读书方法，“告以精读《群学肄言·缮性》。”7月31日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 同年9月，黎锦熙调往北京教育部工作，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亦未间断。毛泽东在长沙散发《征友启事》、组织新民学会等等活动，都随时通告黎锦熙。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谈到社会改造问题，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不能从枝枝节节的改造入手，而要从改造人心入手。“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即具有宇宙之真理。”他决心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寻找真理。“十年未得真理，则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则终身无志。”黎锦熙阅读此信后，在日记里记载、评议：“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当晚复信，以资鼓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