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提出的，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有日出：“运动的重点，是正当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走资派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看，早在上个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内就已经有了走资派。我们记得那时中国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的专政早已建立，生产资料的这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完成。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内为什么还会产生走资派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讨。

谁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制度。它产生以后不可避免的会带有母体社会的痕迹（这里之所以使用“痕迹”这一概念，是因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里是这样讲的。如果按现在的说法，也可以使用“遗传基因”这一词汇）。这种母体痕迹包括政治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复辟企图和行为；制度上和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更重要的则是正像列宁所说旧制度被推翻以后，维护旧制度的腐朽思想并没有和旧制度一起被埋进坟墓，而是还遗留在社会上毒害和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具体讲在社会主义时期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当然，各种文化领域都能寻觅到它的踪迹，而它的主要藏身之处，还是在人们的头脑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而意识对存在又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会是决定性的。我们知道，任何真理都来自于实践，都是对实践高度概括和总结。意识究竟怎样反作用于存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种反作用又是决定性的？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我们就能看到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无产阶级带领广大劳动人民通过暴力革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然后就着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又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然而就在此时，无产阶级发现自己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遇到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不是来自别的地方，而是来自自己的执政团队。

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因就在于此时已经建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要拥有以“公”字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然而此时人们的世界观大多数却是以“私”字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反作用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给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了祸根。广大群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也是不适应的，但因为他们手中不掌握权力，即使有私心也难以得到满足；国家政权的执政团队的组成人员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的以“私”字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一旦与自己手中的权力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使自己变成梦寐以求的富翁。因为此时的社会财富大多都在国家和集体手里，官员有大多代表国家和集体掌管着这些财富，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从制度上限制了他们对国家和集体财富的人以掠夺，即使象刘青山、张子善那样不顾一切胆大妄为，他们所掠夺的财富也只能用于个人的享受，而想用这些财富作为资本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那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整日心急如焚，经过夜以继日的冥思苦索，他们终于明白了要想把国家的财富窃为己有，只有变公有制为私有制才成。于是，他们就下定决心搞资本主义复辟。而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不夺取政权是不行的，因此，他们就将魔爪伸向了权力的巅峰。这就是中国走资派最初的产生。

毛主席的逝世给走资派造成了篡夺国家政权的机会，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走资派夺权的成功。走资派掌权以后立即就开始了对国家和人民集体财富的掠夺。而掠夺的结果就是中国新生代资产阶级的产生。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走资派所掌握的政权与中国新生代之间的关系，即走资派掌控的国家政权是中国新生代资产阶级的母体，而新生代资产阶级易产生就是这个政权的主人。换言之就是凡是这一政权的当家人，无一例外都是走资派。

走资派为了掩盖这一现实，象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总是千方百计制造各种骗人的理论。现在最流行的理论就是用虚拟的左、中、右政治结构来掩盖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斗争。否认同一阶级的不同派别所具有的共同阶级利益，将同一阶级内部存在的矛盾夸大成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掩盖了当权派的资产阶级本性。

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只要用这一思想武器认识和改造世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