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剧刻意割裂两个三十年 抹黑毛时代

　　其三，抹黑毛泽东，否定前三十年，割裂历史

　　《转折》剧一开头，就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夜晚，营造出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天安门城楼及毛主席头像就在这种电闪雷鸣、鬼雨阴风的烘托下出现，极其强烈地反映出《转折》剧背后主导者们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而后，《转折》借夏建国之口称“国家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了”、“让我做谭嗣同第二”，暗示1976年的中国与晚清相似，“国不像国”、“家不像家”、“越过越穷”。随后，《转折》剧又用比较大的篇幅写了两件事情，一件事凤阳县小岗村的“讨饭”，一件事所谓的成规模的“逃港”。似乎在那个时代，讨饭、逃港是时代的主流，按《转折》剧导演吴子牛的说法，“当时的中国在风雨飘摇中寻找方向，整个国家是悲哀的”。《转折》剧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予以了全面的否定。

　　导演吴子牛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极端不满，甚至用了“黑暗”这样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对那个年代的情绪。他透露：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反右斗争给人带来的伤害，因为家里就有右派。从1957年反右开始，我的生活就是暗淡的。在三年自然灾害里我见过饿死的人，接着又是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让很多人之间不共戴天，很快又是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文革是中国人永远无法愈合的一道伤痕。

　　我也经历过上山下乡，我是1969年1月17日第一批插队知青，后来回城。

　　记得下乡那天，我挑了两担书，一个人走，天又冷又阴，四川又多雾，整个天空是铅灰色的，而我的心情跟天气一样沉重。当时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觉得也许这辈子就在农村“修地球”了。

　　听说出身不好的人不可以回城，我的人生再一次黑暗起来。】[8]

　　从这样的心路历程出发，吴子牛要借助这部电视剧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进行全面的否定。

　　否定前三十年违背决议精神

　　然而，《转折》里所渲染的“国不像国”、“越过越穷”、“风雨飘摇”的类似清王朝末代景象，刻意将“讨饭”、“逃港”塑造成时代的主唱，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对我党历史的虚无与颠覆，同时也是对《历史决议》的颠覆。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摘录如下：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摘录如下：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都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 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 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 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 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 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 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9]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邓小平和陈云都予以了肯定。邓小平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那次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该报告称：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0]

　　陈云也力主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后果区别开来：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会后，他面临着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及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大量问题。当时曾经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另一种认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团的犯罪内乱，只能通过审判处理。陈云提出了有独到见解的意见，他认为：

　　首先，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后果区别开来。陈云说：“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他还说：“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又提出了增加建国前28年历史的建议，对邓小平要求充分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原则，给予了有力支持。】[11]

　　否定毛主席就否定了邓小平、否定了中国共产党

　　《转折》剧抹黑毛泽东，实际上是为了否定我党历史做准备，当然也是为了否定邓小平做准备。邓小平说的清清楚楚，“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否定了毛泽东，自然也把邓小平否定了。对于这种借否定毛泽东反党的手段，邓小平早就看得十分清楚：“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称：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邓小平对《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初稿是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就是初稿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写得不充分、不恰当。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邓小平所说“恰如其分”就是明确重点、顾全大局。他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

　　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丢不得的旗帜。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在同《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强调：“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由此可看出，无论是否定前三十年，还是抹黑否定毛泽东，《转折》剧都严重违背了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严重违背了《决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