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以改革闻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但他们的改革指导思想迥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执政时期改革的方向和结局。

　　安德罗波夫执政只有短短15个月，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年”。他上台伊始采取的改革措施和某些改革思路口为苏联振兴带来希望。安德罗波夫认为，在经济领域应采取根本的措施，但改革必须谨慎;政治体制的改革应在工业和农业改革取得成效后进行;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应有利于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不应违背苏联国家利益;在人们的吃穿问题解决之前，不宜“加速民主化进程”。

　　在苏联腐败泛滥最严重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中极少数不讲究吃喝、不酗酒、不搞特权的政治局委员之一，他上任后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是“安德罗波夫年”的最大亮点。他执政时期揭露、调查或处理的一大批腐败案件，特别是“乌兹别克案”、“棉花案”、“梅杜诺夫——晓洛科夫案”，在苏联引起了轰动。他还首次将反腐败的矛头指向政治局委员们的特权。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后，以“加速”战略开始了他近七年的“改革时代”。但他的“加速”战略无异于赫鲁晓夫的“赶、超”美国战略，必然受阻和失败。之后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使改革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也在瓦解苏联执政党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打击和惩治腐败方面，戈尔巴乔夫远没有安德罗波夫那样的决心和魄力，对引起公愤的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更是优柔寡断。其原因，一是戈尔巴乔夫时期任命的一大批高级官员己进入特权阶层，戈尔巴乔夫理所当然地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二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不愿放弃他和他的家庭享受的远远超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工作需要的一些特权。戈尔巴乔夫作了不少带头廉洁的表面文章，而实际上他一直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特权。他在苏联最高领导人位置上对特权和物质利益的追求!包括为自己营造官邸、别墅和豪宅，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苏联解体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将其特权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之后不久，绝非偶然。

　　在苏联历史上，尤•安德罗波夫和米•戈尔巴乔夫都是以改革闻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在他们执跋时期，都开展了反腐败运动。安德罗波夫执政只有短短15个月，但他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深受民众欢迎，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年”、“安德罗波夫革命”;戈尔巴乔夫执政近七年，他所进行的改革规模，包括改革中对苏联腐败的冲击，都是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无法相比的。但是，戈氏改革的指导思想与安德罗波夫迥异，因而他所领导的改革和反腐败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一、安德罗波夫年

　　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当选为苏共总书记，1984年2月病逝。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他采取了一系列使人耳目∵新的改革措施口向腐败官僚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一度为苏联的振兴带来希望。

　　1.改革措施

　　为改善经济形势口安德罗波夫执政后立即开展了一场整顿秩序和生产纪律的运动。安认为，这是改革的起点，不这样做，就不可能释放社会政治体制所蕴涵的经济发展潜力。整顿秩序和生产纪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83年一季度，生产增长了6%。1983年，国民收入增长3.1%，工业生产增长4%。但安德罗波夫清楚，整顿纪律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限，必须在经济领域采取根本的措施，首先是改革生产管理。他拟更新整个经济机制，扩大企业和工人集体的自主权。这一时期，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发展工业部门和提高劳动集体作用的决议。安德罗波夫还提出了经济领域部分地分散权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弱化行攻命令、将劳动人民和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生产效益密切挂钩而同时又不改变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任务。安德罗波夫认为，经济改革必须谨慎。为准备经济改革，安德罗波夫批准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为此，苏共中央成立了由H.И.雷日科夫负责的专门的经济部。

　　与经济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在安德罗波夫改革日程中排在第二位。根据安德罗波夫的意见，首先应改革工业和农业，取得一定成效后再着手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必须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即不应违背苏联国家利益，有利于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对于顾问提出的“加速改革”，特别是“加速民主化进程”的建议，安德罗波夫的答复是“首先还是要解决好人们的吃穿问题”。虽然他在任时没有来得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他采取的某些措施，比如加强苏共中央工作透明度，深受群众欢迎。他上任后，定期向社会通报苏共中央跋治局活动情况。每周发布一次《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通报，经安德罗波夫批准，公布经济犯罪活动情况等。

　　为顺利推进渐进和谨慎的改革，安德罗波夫组建了可以担负改革任务的领导集体。在他执跋期间，由地方调到中央的一批干部，包括M.C.戈尔巴乔夫、E•K•利加乔夫、B•И•沃罗特尼科夫、H.И.雷日科夫.R.A.阿利耶夫等，成为改革的依靠力量。安德罗波夫对负责改革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的挑选非常谨慎。安德罗波夫生前曾拒绝戈尔巴乔夫极力推荐的苏联驻加拿大大使A.H.雅科夫列夫在改革思想和理论方面提供服务，理由是“他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时间太长”。

　　2.反腐败——“安德罗波夫年”的亮点

　　安德罗波夫上任后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是“安德罗波夫年”的最大亮点。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官职等级名录制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苏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以特权阶层为根基的苏联特色的腐败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的苏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勃列日涅夫和他领导的政治局是腐败的最大策源地，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反腐败措施，解决苏联腐败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以廉洁著称的安德罗波夫身上。

　　实际上，早在勃列日涅夫在世时，安德罗波夫就试图利用他掌握的克格勃大权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开展打击腐败分子的行动，并在阿塞拜疆取得成功(该共和国卖官鬻爵成风，领导人被撤换)。腐败势力的保护伞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打击和惩治腐败官僚的行动更是如鱼得水。他执政后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揭露、调查或处理的一大批腐败案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 “乌兹别克案”、“棉花案″、“梅杜诺夫——晓洛科夫桑”等大案要案。

　　“乌兹别克案”。所谓“乌兹别克案”泛指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发生或被曝光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一系列腐败案，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3个核心人物几乎全部卷入腐败案。根据不同的数据，莫斯科调查组没收的该共和国腐败分子的非法资金为1500万～4400万卢布。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丘尔巴诺夫也卷入了“乌兹别克案”，为保护该共和国领导人的腐败活动，丘尔巴诺夫收受了巨额贿赂。

　　“棉花案”。“棉花案”是涉及乌兹别克和俄罗斯联邦两个加盟共和国的苏联最大的腐败案之土。“棉花案”的要害是夸大和虚报乌兹别克共和国棉花产量，并以此骗取国家巨额财政拨款。根据对该共和国5年棉花生产情况的检查结果，共和国至少虚报棉花产量500万吨。苏联国家财政为虚报的产量支付了30亿卢布的资金，其中14亿卢布被腐败分子窃为己有。

　　“梅杜诺夫——晓洛科夫案”。揭发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C。梅杜诺夫的腐败活动和在内务部发动针对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内务部长尼•晓洛科夫的反腐败运动，是安德罗波太上台后惩治腐败高官的另一大行动。梅杜诺夫是勃列日涅夫红人，在担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第一书记时，他把所管辖的地区视为自己的私有领地。梅杜诺夫及同伙控制了以旅游业闻名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发放建筑许可证的大权。这种权力为他带来巨额的物质利益。1982年，梅杜诺夫因“越权”和盗窃巨额国家财产被免去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职务，但仍是中央委员;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干预，他的案子没有送交法院审理。晓洛科夫是勃列日涅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重要成员，1966年被勃列日涅夫提拔为社会治安部(内务部前身)部长。晓洛科夫和他的家庭利用职权，大肆挥霍国家钱财，包括利用内务部的资金为自己装修房屋、别墅和购置高档家具，设立专门为内务部长及其家庭成员和亲属购买廉价外国高档消费品的商店等。但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庇护，晓洛科夫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倒翁”91983年，即勃列日涅夫去世半年之后，安德罗波夫准备了一份关于梅杜诺夫和前内务部长尼•晓洛科夫贪污腐败的详细材料，并提交中央全会，之后晓洛科夫和梅杜诺夫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安德罗波夫在全苏范围内整肃纪律和揭发高级官员腐败的行动使特权阶层恐慌不安。但安德罗波夫清楚，他开展的反腐败运动只触及了这一阶层的表皮，苏联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系统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庇护——被庇护关系。不破除这种关系，贪污腐化、滥用职权以及权贵阶层特权的膨胀无法避免。为解决“腐化无能的恶性循环”，安德罗波夫拟组建一个以沃罗特尼科夫为首的年轻技术专家组成的新政府。但由于安德罗波夫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仅15个月，他的计划未能实现。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在契尔年科去世后当选为总书记，他的近七年的执政生涯，被称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由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三位苏联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民众对年富力强的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但不到两年，人们的“厚望”已变为“失望”。 ˉ

　　1.“加速”改革战略受阻

　　1985年4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开始了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进程。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戈确定了国家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纲要，即所谓“加速”战略。“加速”战略的出发点是，由于粗放型发展的潜力已经耗尽，只有向机械制造部门大规模投资，方能保障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耍在国民经济部门实施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战略提出了两大必须完成的任务，其一是尽快赶上西方国家;其二，(在追赶西方国家时)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5年，苏共制定了《1986年～1990年和2000年前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纲要》。根据该纲要，经过15年发展拟达到的经济潜力规模，将相当于苏维埃政权各个时期的总和，届时苏联人民的生活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但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无异于赫鲁晓夫时期提出的“赶、超”美国和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1987年初己经清楚，“加速”战略要求数额巨大的国家投资，其执行使预算赤字急剧增加，加上世界石油价格下跌、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预算特别支出项目、考虑不周的反酗酒运动，国家财政形势急剧恶化。在提出“加速”战略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又提出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无论“加速”战略，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强调的都是发展速度和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解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自1985年至1988年，出台了不少经济改革的决议和文件，但所有决议、文件的执行，无一例外的都是“虎头蛇尾”;经济体制改革则是“空转”。经济发展“加速”战略受阻和失败使本来已经“停滞”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在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时期，出现了很高的赤字和通货膨胀，这刺激了各个领域影子经济的发展。原寄生在行政命令经济卵翼之下的规模不大的影子经济，开始占领和蚕食商业部门以及商品和服务分配部门。

　　2.政治体制改革引发政局动荡

　　在经济改革受阻，甚至越改越糟的情况下，政治改革为主导的趋势逐渐加剧。在1998年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告改革转向政治领域。其基本设想包括：在苏共一党制原则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意见的多元化;国家权力中心从党的系统向国家权力机关转移等。尽管戈尔巴乔夫表面上仍强调政治改革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和在苏共领导下进行，实行“民主化”、“公开性"目的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执行结果不仅使经济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轨道;也使整个改革和国家政治局势陷入失控状态。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依然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不断发展变化。以他为首的苏共领导人从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总结”和“批判”，逐渐转变为否定和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放弃苏联宪法第六条，而放弃苏联宪法第六条迈出了苏共瓦解的关键一步。

　　3.反腐败半途而废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反腐败实际上是安德罗波夫开始的反腐败运动的继续。由于实行“公开性”，安德罗波夫时期揭露的腐败案件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被彻底公开和曝光，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反腐败运动;戈上任后，契尔年科任总书记时期停止审理的案件恢复了审理并加快了工作速度;戈尔巴乔夫还派人调查和处理了哈萨克共和国的腐败问题，抓捕和惩治了外交部、外贸部和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以及苏共中央委员会机构的一些腐败干部。此外，戈尔巴乔夫还利用筹备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机，对党员进行了一次“和平清洗”，强迫一大批高层干部退休或解除了他们的职务。进行“和平清洗”显示了戈氏反腐败决心，也使他在各个岗位安插亲信的做法顺理成章。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60%的部长已经被撤换。1986年～1989年，州委书记、区委书记和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换了82.2%。

　　但总体上看，在打击和惩治腐败方面，戈尔巴乔夫远没有安德罗波夫那样的决心和魄力，在解决特权阶层腐败问题上更是优柔寡断。

　　首先，一些震惊全国的大案不了了之。80年代初期揭露的乌兹别克共和国腐败案，曾导致该共和国几十个有权有势的党和国家官员引咎辞职，还有一些人被捕入狱，很多腐败官员都是在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被绳之以法的。但在戈尔巴乔夫后期，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停止了对该共和国腐败案件的起诉。“乌兹别克案”中的多数腐败分子刑期未满就被释放，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获得独立后，他们都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物而返回祖国。曾被指责为乌兹别克共和国腐败势力后台的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也提前6年释放。

　　第二，戈尔巴乔夫始终未能下决心解决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不断被曝光，社会对特权的批评日益激烈，甚至出现了由人民代表组成的反特权组织。他们要求取消为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开设的专门商店和食堂，取消公车、国家别墅、机关疗养院t医院和专门建造的宅邸。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肘特权的批评浪潮，戈尔巴乔夫显得不知所措。虽然经过再三考虑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但最主要的一些特权并没有被触动，如特供商店，为高级领导人提供的“专供食品”，其家庭成员享受的专车等。而且，享受特权的人群呈上升趋势。有人估计，在戈尔巴乔夫执跋后期，以各种形式享受特权的人数不低于1000万人。

　　戈尔巴乔夫对解决特权阶层的腐败犹豫不决，其原因，一是戈尔巴乔夫时期任命的取代“停滞”时期干部的大批高级官员已进入特权阶层，戈尔巴乔夫理所当然地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二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不愿放弃他和他的家庭享受的远远超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工作需要的一些特权。实际上，在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戈尔巴乔夫一直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特权。大量事实表明，尽管戈尔巴乔夫作了不少带头廉洁的表面文章(例如，将稿费捐献给某某基金会、执政初期将赠送给他的礼品交给国家贵重品保管局等)，但他在苏联最高领导人位置上对特权和物质利益的追求，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根据曾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撰写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披露的材料，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以及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这些东西他都没有上交国家贵重品保管局;他当选为总书记后，不愿在前几任总书记或政治局委员住过的地方歇息，而是在土些疗养胜地建造了新的总书记宫邸;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在莫斯科列宁山为他专门建造了豪宅，其建造和工程预算没有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讨论决定，这不仅打破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为自己新建住宅的惯例，也打破了苏共中央所有房屋建造程序的惯例;甚至在苏联解体的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利用克里姆林宫的一些房间为他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只是因为发生了“8.19”事件(即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旨在推翻戈尔巴乔夫的事件)，才改变和动摇了戈尔巴乔夫大兴土木的计划。正是戈尔巴乔夫对自己享受特权的宽容，甚至放纵，使他无法采取果断和彻底的反腐败措施，这不仅使安德罗波夫发动的对腐败官僚的斗争半途而废，也加速了他自己的垮台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苏联解体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将其特权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之后不久，绝非偶然。

　　三、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反腐败比较

　　由于安德罗波夫执政时间很短，我们很难将他15个月的改革和反腐败实践与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全面比较。但他们的改革指导思想和个人品质与作风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执政时期改革的方向和结局。

　　与戈尔巴乔夫相比，安德罗波夫更清楚地了解苏联体制中的问题和改革的艰巨性，因而他主张“渐进”和“谨慎”的改革，通过实验解决改革中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则不然!他主张激进的改革，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味强调“加速”。戈以主观想象代替政策，对不切实际的方案和目标盲目乐观，对党和政府内主张稳妥改革的人进行打击或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其结果，不仅“欲速则不达”，而且加剧了局势的动荡，使改革陷入泥潭。

　　关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安德罗波夫主张首先应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化”。他认为，无论什么改革都应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虽然也是从经济开始，但在经济改革失败后，转入攻治体制改革，并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也提出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使他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也将苏共执政党的地位拱手相让。

　　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方面，安德罗波夫的决心和魄力也与戈尔巴乔夫的优柔寡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戈尔巴乔夫对触动特权阶层的腐败犹豫不决，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力图保护新的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和不愿放弃他自己的特权有关。安德罗波夫则不然，他不仅通过整顿纪律、撤换干部打击腐败官僚，还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与他朝夕相处的权力最高层。他上台伊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距莫斯科50公里的范围内不许建造别墅的决议，这直接触及了跋治局元老葛罗米柯、几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利益。安德罗波夫敢于拿政治局和书记处开刀是因为他个人是廉洁自律带头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安是萎靡不振的政治局中极少数不酗酒、不搞特权、不讲吃喝、不钓鱼打猎、不追逐女人的廉洁的委员之一。他在任时，赠送他的所有礼品，无论轻重，都交给了国家。安德罗波夫去世后，除了一些私人物品外，几乎没有为他的亲人留下任何东西。

　　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的不同也表现在“民意”中。根据“列瓦达”社会学中心2006年4月底(即安德罗波夫去世22年之后)，举办的一次“关于20世纪俄罗斯国家领导人”的民意调查，高达47%的人表示喜欢执政只有15个月的安德罗波夫，而受公民如此喜欢的另一个国家领导人是列宁。对戈尔巴乔夫给予正面评价的答复仅为20%。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俄欧亚所研究员

　　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2006年第六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