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1993年评抓捕四人帮和遵义会议

　　为什么我党能够取得这一成就呢这是偶然的吗或者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吗不是。

　　第一，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当年俄国和东欧的资产阶级，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经常受到帝国主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挤压，因而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面也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就决定了在民主革命的长途中，它曾是我党的盟友。进入建国以后，这个阶级同样具有两面性，既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的一面，也有消极地与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根据以上这种历史和现实情况，加上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权紧紧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采取和平赎买政策。这样就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一方针显然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即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如只看到发展生产的需要而强调利用的一面，对限制和改造加以忽视，那就会对社会主义产生消极的一面。如只强调限制和改造，而忽视利用的一面，也是不利的。总之，这一政策的精神，包含着团结和斗争，斗争也是为了达到团结。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其本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是没有斗争的。按彭真同志的说法，我们是“两仗定天下，一仗是‘三反’、‘五反’，一仗是‘公私合营’。经过这两仗，问题才基本上解决了”。事实的确如此，“五反”以前，资产阶级很威风，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把工厂管好。一个“三反”、“五反”，打掉了资本家的威风。这一仗下来，资本家在政治上比较老实、服从领导了;在经济上也比较老实，“五毒”减少了。这就为“公私合营”铺平了道路。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实践的产物，不是任何人空想出来的。任何正确的方针要圆满地实现，还必须找出具体的办法。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也是一样。1953年春，李维汉同志率领中央统战部一个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专题调查私人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当时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多数仍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其中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它是由社会主义成分直接领导、同私方代表共同经营的企业，是最有利于领导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私营经济的主要形式，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我们的方针，不应盲目把私人资本主义搞垮，而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逐步地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把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教育改造带到社会主义。李维汉回到北京后，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高度重视，曾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6月至9月三个月内，毛泽东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多次讲话。9月7日，毛泽东又约请了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的讲话，确定了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指出：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是要消灭的，但资产阶级分子则可能逐步分化。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要相信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宗教界上层人物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还谈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与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关于采取赎买政策的具体做法，可以采取“四马分肥”的方法即将企业利润分为国家、工人、资本家和扩大生产四个部分 。要求在两年半、三年之间或者在三年到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同志则作了多次讲话，作了具体部署。陈云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产阶级不要“两面夹攻”，应当“网开一面”，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工资福利等问题上要照顾资本家的合法权益，对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的，所以还是让他们吃下去”。他还提出要合理使用资本家，“必须让资方实职人员担任实际业务，不坐冷板凳”，“有许多资本家懂得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如果不使用他们，不合理，也不近人情”。在定息问题上，陈云同志决定从简从宽，息率一律五厘，并决定七八月间发一次定息。大中资本家原来对定息是“求三厘 望四 厘”。在当年 1956年 6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后，他们表示“喜出望外”。当年12月，在全国工商联大会上，陈云同志又宣布，从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变，如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个尾巴。事实上，从建国起到1966年采取定息的十七年间，国家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付给资本家的利润共达三十多亿元，而公私合营时 1956年 清产核资的结果，全国私股的投资总额仅为二十四点二亿元，作为赎买的代价，已经超过了他们原有的企业资产。显然这不是什么半赎买，而是十足的、完全意义的赎买。此外，对企业原有的人员，国家采取包下来包到底的方针。在人事安排上，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在工资福利上，原有的高薪不动，生老病死予以照顾。所有这些，事实上也是一种赎买。由于党的政策这样英明正确，周到细致，所以私营工商业改造进行得如此顺利，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地欢呼进入社会主义，绝不是偶然的。

　　第三，近几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党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过分强调了限制和改造，将私人资本主义消灭得太早了。李维汉同志在回忆录中指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他说，诚然，列宁曾经强调说“应该利用资本主义 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 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但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决不是只讲利用资本主义来提高生产力，同时还指出要限制资本主义，并且在条件具备时要把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还说，全部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保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因此要完整地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应该把握三条：一 他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 二 他还强调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 他提出要在不久的将来使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才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完整的思想。片面地只讲利用资本主义而不讲限制资本主义和过渡到社会主义，恰恰是曲解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据此，李维汉同志认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政策。决不能离开限制改造，孤立地讲利用资本主义，那样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自由泛滥。他还指出，在我国全行业公私合营或迟或早地到来，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是符合我国的实际的。我认为，李维汉同志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近年来有一些全盘西化论者，他们之所以攻击我国的私人工产业改造搞得太早了、太彻底了，实际上是主张在我国建国后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之后，才能谈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整日喋喋不休地埋怨中国生产落后，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这就是一切资本主义“补课论”的思想根源。有一个叫刘宾雁的人，前几年就多次说过：“解放以后犯了可以说是战略性的理论错误，就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刀切开，彻底得很，一条血管，一条神经都不能连在一起。”其实包括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三大改造，不仅当年受到全国工农大众、知识分子的热烈赞扬，而且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而刘宾雁却如此地诋毁它看来只有丝毫不触及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血管万世畅流，反而合乎刘宾雁之流的心意。这不是彻底暴露了刘宾雁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吗立场不同，当然他同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转变。在这个革命转变中，我们党掌握得既积极而又稳妥;既不早又不迟;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前途，收到了预期的革命成效，而又未引起重大的社会震动;既消灭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而又改造了人。因之转变是极其成功和极其伟大的。这是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智慧因势利导分不开的。把对私人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改造分开，把革命停滞起来，设想有一个长长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是违背人民意志的，也是不合乎辩证思维的。

　　小　结

　　表现毛泽东的大智者，岂止以上数端，这里举几个例子不过说明大意罢了。问题是为什么能造就出具有这样大智的人物呢他的大智又是从何而来呢据笔者看，这决不是天生的或者仅靠自己的天赋形成的。我认为，构成毛泽东大智的因素，有几个主要方面：第一，是他参加了中国革命丰富多彩的实践，广泛地接触了工农兵、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界人物，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第二，是他平常极为注意学习和研究历史与现状，具有渊博的知识;第三，是他精通马列主义，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水平;第四，是他确实具有不凡的禀赋。这四者汇聚在一起，才构成他的大智。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这样一个人物，自然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