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团结与斗争的辩证法
五、团结与斗争的辩证法 多年前一个春节，我去给一位革命前辈拜年。我看他正立在宽大的书案边挥毫作书。他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字写得很漂亮，正在写着一副大大的对联。上联是“世界是我们的”，下联是“做事要大家来”。我越看越觉得这副对联思想深刻，出语不凡。上联实际上讲的是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下联实际上讲的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根本问题。我们要革命，要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就不能不依靠广大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依靠个人或少数人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当时我不禁为这副对联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立刻问：“你这副对联是从哪里来的?作者是谁?”他笑了笑反问道：“你看像是谁?”随后他才告诉我，他最近去了一趟湖南，才发现这副对联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于是我立即请这位书法家给我写了一个条幅。虽然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到别的旁证，但就其思想本质看，我是确信无疑的了。 联系到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看，无论是群众路线的思想还是统一战线的思想，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以统一战线思想来说，由于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毛泽东在统一战线的理论上和策略的运用上，都发展到极高的水平，为马列主义宝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是一向非常重视统一战线问题的。他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经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列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尤其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和各项策略的熟练运用，已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重要因素。但是统一战线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物，更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处理好的。因为它内部包括复杂的、具有不同利益的、甚至是对立的阶级和政治集团，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联合与斗争两个互相联系着的侧面。如果对这种规律性不认识，或者处理得不正确，就会使统一战线归于破裂和失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里曾经总结说：“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尤其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不敢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而且处处引导无产阶级适应资产阶级一党一群的私利，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其教训是极其沉痛的。毛泽东吸取了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抗日战争中对民族内部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上，可谓运用得得心应手。其中他制定的两项基本原则，是有决定意义的。其一，毛泽东深知，“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其二，在同顽固派斗争时，也要注意以下三个原则，即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要知道，这两项原则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从十年内战以及八年抗战的过程来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其对民族敌人的态度始终是不坚决的。抗战实现之前，他们则热衷于“剿共”内战，讳言抗日;抗战实现之后，也始终是动动摇摇，后来又一变而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甚至准备投降。试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没有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的壮大，以致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则抗战不仅没有前途，而且随时存在着夭折的危险。事实本身也证明，等到八路军、新四军壮大到抗击一半以上的敌军和绝大部分的伪军时，抗战的局面才真正不可逆转了。在与顽固派进行斗争时，为什么又要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呢?这是因为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仅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是为了推动他们继续抗日行动，并保持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回顾八年抗战，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交织的斗争中，在敌、伪、顽、我犬牙交错的复杂战场上，毛泽东牢牢地驾驶着抗战的航船，既极大地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又避免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高度智慧的表现。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曾发动过两次反共高潮，使抗战的前途出现很大危机。如果不是我党我军正确运用毛泽东确定的上述原则，进行了坚决而又恰当的斗争，神圣的抗战事业就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逆转了。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我党我军始终是包藏祸心的。统一战线虽然确立，八路军和新四军开上了抗日前线，但他们并不希望我党我军发展壮大，甚至希望我军在优势敌军的打击下被削弱和消灭。这里面自然包含着“借刀杀人”的意味。顽固派认为，他们成百万的大军都被日寇打得溃不成军，一败再败，装备落后的、枪支不全的仅仅十万多人的八路军、新四军怎么能长期坚持呢?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由于我军抗战坚决、纪律严明，政策深得人心，受到敌后人民热烈的拥戴，所以就像滚雪球一般地发展起来。这就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震惊和嫉恨。反共高潮的掀起，正是他们打击和削弱共产党力量的罪恶企图的赤裸裸的表现。 第一次反共高潮，自1939年冬开始至1940年春迅速扩大。地区从陕甘宁边区周围，直到华北各地。在陕甘宁他们袭占了八路军驻防的五座县城，在山西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动用了四个军的兵力向我进攻，在晋西南摧毁了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太行山区国民党97军朱怀冰部频繁制造摩擦，在冀中张荫梧也乘机袭击我军。这种反共逆流，一时竟闹得乌烟瘴气，使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军不给以坚决的斗争，那就不能维持抗战的局面。于是我军根据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和自卫的原则，对最猖狂的顽固分子，分别给以歼灭或驱逐之，使顽固分子得到教训，不敢再轻举妄动。然而我又并不无节制地斗下去，只求适可而止。随后我又派出负责干部与对方谈判议和，签订必要的协定，分区而治。前述各地的矛盾都是这样解决的。这样才使华北抗战的局面稳定下来。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汪精卫伪中央政权的成立，日本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的步伐加紧了。国民党政府在英美绥靖主义的影响下，对抗战已更加动摇，以致发展到日本军方代表与重庆政府代表，在香港和澳门两次进行停战条件的秘密谈判。抗战确实处于极危险的关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共摩擦的重点，逐渐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华中的新四军，其处境的艰难、复杂，比华北的八路军要严峻得多。一是它本身的力量比较小，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损耗，仅有万余人，步枪都已陈旧，子弹每人不过几发。有些步枪还是“半截子”，是过去为了适应游击环境把枪把锯掉了的。轻机枪只有可怜的几挺。像这样的部队本应给以应有的补充，但国民党总是一再拖延，不给解决。一方面不给解决，一方面又强逼着立即开上前线。从一开始就可看出国民党顽固派包藏的祸心。项英就在一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强迫新四军，显然是将我送到敌区听其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华中与华北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即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华北的教训。华北方面他的几十万大军席卷而逃，这就给八路军留下了进入和发展机会。而在华中方面，为了限制新四军的发展，他们在划定新四军游击活动地区的周围，早已任命了许多牵制的武装，以监视和限制新四军的发展，这当然不能不给新四军带来巨大的困难。 然而，党中央的方针是明确而坚定的，即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必须积极发展进步力量。在毛泽东于1940年5月4日为党中央起草的对东南局的指示中说：“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致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是发给东南局的。为什么要单单向东南局发出这项指示呢?因为东南局的书记项英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他受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前怕狼后怕虎，对中央的方针犹犹豫豫、动动摇摇，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的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惟恐违反了国民党的政令、军令，受到国民党的指责，影响到统一战线。反之，对国民党发动进攻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种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项英仍然不愿执行。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新四军总部及以下九千多人遭受覆灭。叶挺军长被俘，项英本人也被打死，造成了抗战史上最大的民族悲剧。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背叛民族利益、破坏抗战、消灭异己的罪恶的铁证。对我党来说，其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而当时任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长的陈毅同志，却完全是另一种做法。他对中央的方针不仅竭诚拥护，而且领会得很深。从一开始他就认为，不能依赖国民党的补充，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解决，去发展。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东进，即越过长江进入江南敌后。他以“寇能往，我亦能往”的豪气，动员部下，首先派出以粟裕为首的先遣队进入苏南的高淳。随后他本人也进入江南的茅山地区。粟裕进入江南沦陷区不数日，即在镇江西南的韦岗附近，伏击了日军从镇江开往南京的一个车队，首战告捷。这虽是一个小小的胜仗，但却震动了江南。因为周围国民党虽有正规军数万去而复来，但都住在沦陷区边缘，号称五万之众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虽进入敌后，但都不敢与日军交手。所以新四军虽只取得了一个小胜，江南沦陷的老百姓却从新四军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希望。此后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新四军的威望越来越高，很快便取得了人民信任，从而站住了脚跟。茅山根据地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 但是国民党当局给江南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区域，只是京沪铁路以南——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且境内敌寇据点密布，交通发达，回旋余地十分有限。事实上等于对新四军画地为牢，使其早晚自生自灭。早在1940年5月4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一指示深合陈毅的心意，并从中领会到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发展，夹江而阵，正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运输掠夺物资的咽喉。由此，陈毅决心向江北发展，把进军苏北作为自己的第二个目标。 但是，江北的局面是复杂的。除了日伪军占据了各水陆要冲外，有国民党系统的江苏省代理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24集团军司令韩德勤的七万人，还有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人称“两李”)的三万人。此外还有孔祥熙、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团共三个团。其中韩德勤是主要的反共顽固势力，他从不积极抗日，日军一般不向他进攻，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摧残抗日力量上。“两李”则实际上是中间力量，他们既与韩德勤有矛盾，也对新四军深怀戒心。陈毅经过分析，认为如欲在苏北发展，必须确立灭敌、联李、反韩的方针。而尤以联李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当时，“两李”的部队分驻在泰州一线，处在我挺进纵队与韩德勤部队之间，正是新四军到江北向东发展的大路旁。与“两李”的关系搞好，不仅可以减少摩擦，且可以作为顽我之间的缓冲。为此，陈毅曾两进泰州，主动做好宣传团结工作。正好这时李明扬有求于我，他通过老友向三战区要来一批子弹，却无力运输。韩德勤曾帮助他运过一小批，不知是谁从中掉包，运到的子弹都不能用，李明扬只好转托陈毅。从远在浙皖交界处的三战区弹药库运到江北，要穿过整个苏南地区，要通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多道日军封锁线，除了新四军是办不了这件事的。陈毅遇此请求，立即慷慨答应，并予以圆满实现。李明扬得到弹药，自然大为高兴，觉得新四军不仅有能力，而且有诚意，双方关系大为改善。陈毅在取得“两李”的谅解后，即派以陶勇为首的部队西入扬州、天长、六合、仪征地区活动，叶飞率主力进入江北的大桥、吴家桥一线。至此，已经初步奠定了向北发展的基础。但是，其间发生过一点小小的曲折。由于挺进纵队领导大做争取“两李”部下的工作，事机不密，引起“两李”的反感，再加上韩德勤的极力挑拨，于是发生了“两李”向我驻郭村部队乘虚进攻的不幸事件。由于挺进纵队打得英勇顽强，以两个主力营横扫敌垒，消灭“两李”部队三个团部，打下宜陵，“两李”才被迫全线退却至塘头一带。此时，我军本可乘势直捣泰州，但陈毅考虑到，如果这样，则很可能促使“两李”同韩德勤进一步联合，对我今后发展壮大甚为不利。于是在攻克塘头，进至距泰州七里处的面粉厂时，毅然收兵。“两李”得知我军本可轻取泰州而不入时，大喜过望。随后我军又主动送还两千余名战俘及全部枪支，并归还原属“两李”防区的郭村、塘头等地，只要求“两李”让路助我东进。“两李”对此极为感激。陈毅与粟裕为了集中东进兵力，又向“两李”投下了一着高棋：即在部队东进之后，愿将每月可收税务五万元的吴家桥一带我方根据地让给“两李”。此举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实际上我军东进后不分兵把守吴家桥，而将后方与伤员委托“两李”保护，无疑请“两李”替我看家，大有利于对韩决战。对“两李”来说，既可增加税收，还可把新四军送走，何乐不为!遂欣然同意，协助我军东进黄桥。1940年7月25日，陈毅决然率部东进。在经过“两李”防区时，“两李”部队如约让路，对空鸣枪，向韩德勤报告“在缪湾一带发生激战”，“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陈毅用尽心机争取团结中间力量于此得到了报偿。 陈毅的东进是为了冲破蒋介石困死新四军的牢笼，全军士气高昂，加上“两李”之助，进展顺利，一举占领黄桥。黄桥地区是泰县、泰兴、靖江、如皋等县的中心，在此处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敌占区挺进，北可与八路军对进打成一片，也可与江南部队策应，掌握长江通道。而且此处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税收充盈，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韩德勤是苏北最顽固的反共势力头子。他多次受蒋密计消灭新四军。蒋介石为了鼓励他的反共积极性，还在重庆召见他，把他的代理省主席正式任命为江苏省主席。陈毅的进占黄桥，岂是他能够容忍的?所以在新四军占领黄桥之后不久，他即动员了二十余个团向我进攻，同时，还开始了粮食封锁，不准海安、泰州一线以北粮食南运。在韩军向我进攻的同时，日军也在路东向我“扫荡”，双方的行动显然颇为默契。但是韩军的这次进攻并未成功，我也因为诱敌深入不够，仅歼其两个团。韩军见我军势盛，即逃遁缩回。这时韩德勤才认识到新四军力量的强大，不集中大的军力是不能决战的。于是他在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动员了四到五个旅及炮兵部队，加上各保安旅及“两李”陈泰运的部队共二十六个团三万余人，企图将孤悬于江北的陈毅部“一鼓而荡平之”。 韩德勤为了师出有名，在进攻前首先提出了要我军退出重镇姜埝;姜埝税收丰足，他估计我是不会退出的。但是陈毅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却真的将姜埝让与“两李”。这一着不仅出乎韩德勤的意外，也出乎各界人士的意外。但韩德勤的进攻计划是确定了的，并不因新四军退出姜埝而停止下来。这一来彻底暴露了韩德勤的真面目，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中间派人士韩国钧说：“贼子无信，天必殛之!”很想当江苏省主席的李明扬也给蒋介石打电报说：“苏北局势日非，措置未免有失当之处。恳即派大员来坐镇，力求改善，挽救危局，否则将不堪闻问矣!” 可是，一切呼吁都制止不住韩德勤的野心，自10月3日开始，进攻黄桥的作战还是打响了。其右路军为“两李”和陈泰运的部队，韩德勤既用十万元拉拢，复用高压手段令其向黄桥以西进攻;左路则由五个保安旅担任，进击黄桥东南;中路则由韩军的一万三千人作为主力，攻击黄桥北面。同时，日寇也加强了沿江封锁，顽军则劫走船只，不让我军“逃往江南”。历史上被称为的“黄桥决战”，是抗战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摩擦作战。 与进攻兵力相比，我驻守黄桥的部队则远远居于劣势。尤其是回旋余地狭小，不易发挥我军运动的特长。这个作战方案是相当难以制定的。但是，在陈毅、粟裕与钟期光、叶飞、王必成、陶勇诸将的精心策划下，终于制定了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以独六旅为首歼对象的作战计划。尤其出敌意外的是，以四分之三的兵力(近六千人)作为机动突击力量;以四分之一的兵力(不足两千人)驻守黄桥。战斗开始后，由于我军指挥高妙，将士浴血奋战，不到数小时即将敌独六旅歼灭，旅长翁达中将自 杀。随后我军三个纵队将89军的一万之众逐步包围，经过反复恶战，终于将敌大部歼灭。其中将军长李守维在突围中被乱兵拥于河中淹死。此役韩军主力89军及独六旅共被歼十二个团，连同保安旅，共歼顽军一万一千余人。韩德勤这次气势汹汹所谓“一鼓荡平”的进攻，于此彻底失败。韩德勤从东台逃入兴化水网地区，一面增修工事，一面托韩国钧前来求和。中央根据全国形势，认为对韩暂时不宜采取彻底消灭的政策，免得国共关系严重恶化。这次摩擦就这样停了下来。 以上事例，在《陈毅传》中都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述。从陈毅同志东进北上的一系列活动中，不仅看出他对毛泽东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方针深刻领会和运用的艺术，而且看出这些原则是何等的正确!假若不是这样，怎么会有华中抗战的局面呢?又怎么会有日后那么一支强大的华东野战军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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