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复较量中的现象与本质
文革过程十分复杂，各种现象交织在一起。现在反对文革的人总是拿表象说事，极力掩盖文革本质。本文拟从以下几个大的视角来观察文革，解读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当权派及走资派反复较量的现象与本质。
1、外围战役与第一场攻坚战
文化领域当时是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重灾区，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因而成为文革运动的突破口。
批判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革运动的导火索。打倒“三家村”这个集封、资、修于一身的文化堡垒后，运动浪潮开始波及掌管文化宣传工作的党政 机关，批判其在文化宣传工作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性错误。最初成立的文革五人领导小组组长陶铸，在刘少奇授意下抛出了《二月提纲》，反对文化批判涉及 政治，试图把文革纳入纯学术批评轨道。不料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因此挖出和打倒了以陶铸为首的“四家店”。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5.16通知，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严厉批驳《二月提纲》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 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反动立场。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 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 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16通知确定了文革的目的和任务，并成立了新的文革领导小组。文革顺利完成了外围战役，正式拉开了大幕。
自此，没有人再怀疑文革的政治性质了。毛泽东以为在中央已经明确了文革的政治性质后，刘少奇应该不会站错阶级立场。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到各地去视察文革运动的发动情况。
文革第一场攻坚战，是从北京大学教师聂元梓1966年5月25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批评了学校党委抵制文革的错误态度。6月1日，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播发了大字报全文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评论员文章，矛头指向对抗文革的体制官僚精英。全国各大中学校师生就此展开辩论，校园内贴满了意见迥然不 同的批判学校党委和为校党委辩护的大字报，出现了群众参与文革进行自我教育的第一个高潮。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一贯认为，必须把群众运动置于体制管理之下，以便掌控运动方向，把体制官僚受到的冲击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和程度之内。他们采取了 与干扰四清运动如出一辙的形左而实右的做法，向北京各大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直接领导文革，把文革领导权紧紧抓在手里。工作组以党的化身发号施令，旗帜鲜 明地站在党委一边。他们在内部谈话中把学生批判党委称作“流氓行为”，把文革定性为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继续，要在群众中抓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说“这次运动的 重点是要抓30到40万右派”篡改了中央确定的文革运动对象。邓小平则在十天内下达三道指示，组织辩论会围攻反对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学生，并多次说过要对学 生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选准打击目标。工作组执行打击一大片、残酷镇压群众的方针，在短短56天里，就把北京各大院校10211名学生打成了右 派，2591名教师被打成了反革命，制造了发动学生揪斗四十余名教师的6.18事件，致使多人受辱自杀。
工作组把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的恐怖做法，激起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的愤怒和不满。7月25日北京大学爆发了近万人关于运动方向的辩论大会，学生运动很快波 及到了全国。在这个过程中，受工作组镇压的学生和教师形成了最早的造反派群体。当权派无意中造就了文革第一批被逼上梁山的坚定的造反派队伍。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8月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出“五十多天以来，从中央到地方 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 实行白色恐怖。”坚决支持了广大群众批判各级党委抵制文革的错误行为。
2、颁布文革政治纲领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8月8日，中央政治局发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了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对象和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 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的方式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 办代替的办法，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进行大鸣大放，阐明正确观点，批判错误思想，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颁布 了文革的政治纲领和运动方式。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日和21日，中央军委和公安部又先后发文，严厉禁止当权派调用军队和公安警力压制群众性大民主运动。 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多次大规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一百多万人。以红卫兵运动为先导的规模空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自此在全国 范围蓬勃开展起来。
红卫兵最早产生在1966年5月29日，是清华附中学生成立的秘密学生组织，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红卫兵运动很快成为对文革发生巨大影响的重要组成 部分。红卫兵积极参与文革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崇尚不破不立的造反精神。后来纷纷建立的社会各界群众组织，都继承和发扬了这种造反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红 卫兵和社会各界群众组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对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和方法，往往基于自己的理解和自身利益诉求，并由此决定自己组织的组成人员、思 想观点和行为准则，并因此而分化成不同派别，难以形成步调一致的合力。这一特点几乎贯穿了文革运动的全部过程。
纵观整个红卫兵运动不难看出，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主要是由干部子女组成。他们受父辈影响，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并以老革命的后代自居，自以为有正统的纯正 “革命血统”，拒绝那些出身不那么纯正的人加入组织。这些被称为老红卫兵的人，不会怀疑执掌政权的父辈对毛主席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绝不会否定 自己的父辈，无法理解文革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矛头向下，指向党外，采用极端方式“破四旧”和抄家，揪斗“黑五类”等牛鬼蛇神和像剧 作家老舍那样出身不好又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在运动方向上与抵制文革的整下保上、打外保内的策略相契合。最后，他们戴着“保爹保妈派”的名声失去了影响 力。但他们自恃正统、有靠山、占有较大政治资源等优势而目空一切，往往采取极端的过火行为。他们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今天仍被文革的反对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拿 来诟病整个红卫兵运动。
8.18以后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摈弃了反动的血统论，迅速形成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那些受驯服工具论影响较深，认为党委就是党的化身的党员和教职员工，对有 人给党委提意见和批判当权派十分反感，看不懂文革。思想状态与他们近似的学生也站在当权派一边，与坚持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学生发生了严重对 立。在中央文件约束下，各地当权派被迫刀枪入库，失去了军队和公安等国家机器的保护，不得不寻求别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他们把这些政治感觉迟钝的“听党的 话”的学生组织起来，一手建立起了保守派红卫兵组织。 3、两派群众组织与当权派
当文革运动从学校扩展到工厂企业和农村后，各行各业纷纷建立起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积极参加运动。对待当权派，群众态度与学生状况基本一样，分化成造反和 保守两大派，并与观点一致的红卫兵组织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对待造反派，当权派同样是调动保守派力量加以压制和严厉打击。
造反派群众开始参加文革的动机是单纯的，当这种单纯的热情受到莫名的污蔑和打击后，回击便难免具有一定的报复性和强烈的派别意识，难免同站在当权派一边打 压过自己的群众组织发生更为严重的对立。两派都是群众组织，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争辩的正确性。为了证明谁更正确，包括保守派在内的所有派别的群 众组织，争论的焦点便都集中在谁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执行者上。各派互不相让，互不服气，都为争夺革命桂冠而战，使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 受到干扰，难以深入。这种淡化革命原则、具有明显狭隘团体性质的争斗，后来愈演愈烈，对抗也在不断升级。偏向保守的群众实际是那些对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性 缺乏认识、并对正统权力保持习惯性认同的普通群众。造反派很难轻易瓦解在这一习惯认同下形成的群体力量。这就是文革中形成两派群众对立的社会基础。当权派 利用保守群众压制造反群众，使群众之间的对立愈加难以调和，终于变成干扰文革方向的派性斗争，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派性斗争的政治原因。一般当 权派和走资派把派性当做工具来干扰和对抗文革，决定了派性的资产阶级性质。
当权派利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法贯穿文革始终，直至发展到指使保守派用武力镇压造反派，迫使造反派“文攻武卫”，发生怵目惊心的武斗事件，一度出现难 以掌控的混乱，给仇视文革的人留下了诸多诽谤口实。可以说，派性不是文革的专利，而是当权派栽种培育的一株有毒的罂粟。
从本质上看，群众组织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都是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社会主体。造反派在自我教育中成绩尤为出色，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至今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文革结束后，体制官僚精英不再需要保守派群众的保护，邓小平曾下结论说“两派都是错误的”，把他们和造反派一起边缘化，统统视作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统治对 象。保守群众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痛苦体验中，继续完成着自我教育，逐步认同了造反派反对官僚资本精英的立场，两者在根本利益上现在已经重新融合为一个整体， 变成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庞大社会民众力量。 4、软罢工与抓革命促生产
随着文革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全面批判走向更深层次。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击中了体制官僚的要害，当权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客观地讲，当权 派虽然是官僚精英特权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但绝大多数同时又是官僚弊端的被动受害者。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忠诚党的事业，加之高高在上的官僚精英理念作祟，很 难理解文革的意义，对受到冲击倍感委屈，对群众造反无法容忍，自然而然地站到了与造反派势不两立的位置上。抵触情绪使他们对日常工作普遍采取了不作为的软 罢工态度，体制管理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因之受到影响。
中央并没有因此而迁就他们，改变运动方向。1966年12月初，中央发布“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确认工人造反组织的政治地位，强调工人作为企业主人努力 搞好生产的责任。12月15日又发布了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红旗》杂志发表了《在毛泽东的道路上前进》，促使很多保守派学生倒戈。造反派的整体力 量从此空前壮大。
各地造反派积极回应中央的有力支持，喊出了“革命生产一肩挑”的口号，各行各业纷纷建立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填补管理真空，主动挑起了工业生 产、交通运输、商业流通以及支援农业的担子，不仅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客观上也为随后而来的全面夺权做好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顺便提及一下，1965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还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交通、能源建设和制造业还很落后。而彻底改变这一落后状 况，正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里做到的。在没有任何外援和当权派软罢工的情况下，全国工人、农民和科技工作者，挑起了抓革命、促生产，走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道路的重担，创出了十年工农业生产总值不含任何水分的平均年增速度8.5%的骄人成就。十年中取得的重大科研、交通、能源、航天、育种和国防建设成 果国人尽知，有目共睹，无须在此赘述。
如果说文革期间没有企业倒闭，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下岗失业、没有环境污染、没有两极分化的十年国民经济是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么今天所有这些都统统出现了的国民经济，是否更应该说已经“崩溃”了呢？ 5、夺权与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8日上海革命造反派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宣布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 组联合发出贺电，肯定和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这个被称为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标志性事件，说明文革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开始向逐步稳定大局的方向发 展。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提出“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而且 要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才能保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把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取得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央明确要求各地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
1月31日《人民日报》又提前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对夺权斗争中如何统一思想认识、克服派性和团结广大干部群众等政策作了说明。强调群众组织要 克服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念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团结一致，去争取最后胜利；对犯过错误的干部和当权派，不能一概打倒，允许他们 改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夺权风暴迅即席卷全国，没有遇到已经瘫痪了的旧体制的任何有效抵抗，各省、市、县、公社、工矿企业和学校，很快处在建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夺权过程中。
革命委员会是由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一元化领导机构。群众组织代表工农兵群众，掌握政治方向和大政方针。革命干部担当具体 的日常管理工作，接受工农兵的帮助和监督。军队则主要作为专政力量来保障社会秩序和权力机构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一政权组织形式的创造性意义在于，将政权管 理体制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继续完成最主要的历史任务提供了保证。这个历史任务就是巩固文革所确立的革命原则等胜利成果， 尽快建立一个充分体现无产阶级大众民主、能够从根本上防止滋生官僚精英主义、修正主义，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的权力体制。
但是，数量众多的群众组织并没有完全摒弃前嫌，真正联合起来。他们在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更能代表工农兵和哪些人是革命干部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发生了 分裂。他们缺乏解决分歧的政治经验，使裂痕迅速放大，难以弥补。另一方面，被结合进新政权的所谓革命干部，都是受过冲击的当权派，表面上赞成支持文革，实 际上不理解、不服气、有怨气，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当权派的精英立场。他们暗中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支一派压一派，挑起事端打击文革中批判过他们的人。军 队出于维护秩序稳定的需要，往往选错对象给予支持或打击，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因而，出现了各种力量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权力角逐上的现象，把刚刚具备探索 性雏形的新政权如何尽快完善和成熟起来这一重要使命撇到了一边。
尽管如此，这种新执政体制是解决国家管理体制滋生官僚主义的开创性探索，无疑具有无可争辩的革命性。正如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新政体难免有诸多不足和缺 陷，走向完善和成熟的过程绝不会一帆风顺。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革委会从一出现就充满了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注定要经历难以预料的曲折命运。 6、一次空前残酷的较量
当权派在被夺权之前，集体不作为是为了向中央施压，引起中央对其利益诉求的重视，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得到中央回应，还在造反派夺权后丢失了最后 巢穴。绝望使他们夺回权力的意志空前强烈。这种意志集中表现在中央高层中，一些战功卓著的老帅认为文革搞得“过火了”。他们抓住陈伯达违背组织程序打击陶 铸的错误，向新中央文革小组发起被称作“二月逆流”的反击。军队态度出现了偏向性。各地当权派抓住机会，拉拢军队和保守派群众组织，对造反派发动猛烈反 攻，竭尽全力镇压造反派，甚至动员农民进城武力压制造反派，力图把造反派驱逐出革委会。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中受到了无情镇压，多数造反组织领导人和骨干分子被打成反党或反革命分子锒铛入狱。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调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惨烈现象。 1967年2月23日，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指挥部队包围聚集在《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群众和学生，下令开枪，制造了打死170多人、重伤近200人的 惨案。这段时间，全国各地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群众都受到了空前打压，大江南北随处都能听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在当权派空前强大的压 制下，造反群众只能用对最高领袖的信仰来坚守斗争下去的信念。文革跌入了低潮。
1967年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七条、人民日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和“军委十条”，彻底否定了当权派镇压群众的做法，痛斥“二月逆流”，给造反派群 众平反，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领导人和骨干，肯定了他们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大方向，并且再次下令严禁用军队弹压群众。
此时，在二月逆流掩护下匆忙组建起来的革委会，造反派几乎被驱逐殆尽。当权派、保守派和军队结成了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造反派依据中央精神，希望已经大权在握的革委会为自己平反和重新进入革委会的要求，无一例外受到重重阻碍，被迫陷入为自己正名的苦斗之中。
造反派要求平反和正名的斗争十分顽强激烈。当权派担心重新到手的权力得而复失，必须阻止造反派翻身上台。中央已明令禁止调用军队压制群众运动，当权派无法借用国家专政力量，便指使保守派群众组织武力压制造反派。
最典型的事例，是武汉市人武部组织起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对造反派比较集中的厂矿企业和宣传点进行武力清除。3月27日，在武钢抓捕造反 派群众500多人，又先后制造了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六渡桥、汉阳轧钢厂和武汉体育学院等大型武斗事件，打死多人，打伤的人难以计数，多数造反派被迫逃离 武汉，很多人躲避到上海和北京等地。直到中央6.26通令下来以后，武汉流血武斗才告一段落。
一份1984年发现的河南省策划武斗的会议记录透露，河南省军区支持保守组织“十大总部”，计划在短时间内用武斗彻底打垮造反派，在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可以说，这是当时当权派最明确的具有政治意图的武斗计划。
这一时期，当权派摆脱了之前的软弱状态，拥有了军方支持和保守组织武力扫除障碍的巨大优势。有的军队仍然不顾中央禁令，发放武器，导致武装对抗。武斗在全国蔓延，逐步升级，直至发生了从武装镇压造反派到矛头指向中央的震惊全国的7.20武汉事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