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爆发了席卷整个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铸就了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毛泽东曾经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足见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史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2年的发展史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历史不能割裂，更不容歪曲。客观总结和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任何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也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大众的历史要求。文革毕竟是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历史地唯物地看待文革。　　
现在，文革已被定性为“十年动乱”，不仅一无是处，负有罄竹难书的罪责，而且被一些人刻意掩盖、歪曲和妖魔化渲染得面目全非。然而，这场曾让世界震惊的社 会风暴，绝不是几句彻底否定的话就能盖棺定论的。尤其是文革所蕴含的革命原则，在发生了苏东剧变和中国私有化改革后，其现实意义和历史预见性就愈加清楚地 凸显了出来。历史不会永远保持沉默，无数客观公正的人，已经在全面还原历史真相和解读文革的本质。　

一、无法避免的较量　　
要正确解读文革，首先要清楚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脱胎而出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但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一步迈进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有两 条路可以选择，一是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通过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然后再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在无产阶级 专政条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高积累和低消费，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之间没 有必须过渡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列宁去世后的苏联都选择了暂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中国很快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业合作 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政权和主要生产关系上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暂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积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之所以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 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由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来实行计划性管理，不仅管理成本巨大，而且必然 导致严重的长官意志和个人专权，与无产阶级民主发生矛盾，存在依靠官僚精英、时刻制造新的不公平、威胁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官僚主义倾向。　　
并且，在这个官僚体制所根植的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土壤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私有制小生产成分，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还滞后于业 已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携带着以往私有制的各种烙印。封建官本位等级秩序的残余和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并作为思想意识形态 顽固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各类文化形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影响成为体制官僚主义的催生剂，时刻侵蚀执政党队伍，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执政宗旨相对抗，使行政管理体制逐渐显露出脱 离人民的官僚化统治迹象。毛泽东对此恨之入骨，把这种官僚主义叫做“死官僚”，认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 命的同盟军。”对已经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官僚管理体制很不满意。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必然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去无产阶级性质，成为一场历史曾反复上演 过的轮流坐天下的普通农民起义，像前苏联一样导致修正主义，进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体制的官僚主义倾向和旧时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制着中国社会刚 刚开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进步。　
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社会主义主张大多数底层普通民众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则主张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就在于它的大众公平性。这种体现真正 社会公平的先进社会制度，对于只体现少数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和超越。阶级斗争则是实现这个进步和超越的社会内在动力和必经途 径。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继续完成两大历史使命才能最后完成这个超越。一是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制改造，用惠及人民群 众的公有制来代替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为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发展创造前提。二是必须对上层建筑领域中排斥人民群众利益的官僚精英文化逐步加以消除。否 则，权力体制的官僚化，必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再次退回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状态中去。　　
《共产党宣言》曾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只是完成了第一个决裂。因此，改造上层建筑实行第二个决裂，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免的重要任务。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恰恰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国情构成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抗日 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的历史争论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依旧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激烈斗 争。　　
因此，新、旧中国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对抗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自身矛盾使然，并且必然转化成无法避免的政治较量。这种对抗和较量 是无产阶级同已被推翻的所有剥削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延续，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夺取政权后能否打破所谓周期律，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亟待解决的历史命 题。　　
怎样解决这个重大而复杂的命题，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没有现成答案。马克思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时发现，无产阶级必须通 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列宁实践了这一伟大理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没有解决好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斯大林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不承认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阶级 和阶级斗争，导致官僚主义泛滥、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上台，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演了共产党下台、国家分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性悲剧。这个悲剧， 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最具说服力的回答。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和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动向中，敏锐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提出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践行这一理论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具有了史无前例的深远意义。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文章，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同否认阶级斗争、主张“全民党”和“和平 长入”共产主义的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公开的激烈论战。理论一经提出，剩下的就是如何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重大课题。毛泽东曾为此尝试 过许多方法，但都遭到了体制官僚的百般干扰和破坏，收效不大，最后不得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人民起来批判一切腐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 惯，让人民群众直接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来识别和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响了迎头痛击封资修、防 修防变的人民战争。

二、自下而上的必然性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对全党提出了执掌政权后不要做李自成的告诫。但是，建国后干部队伍的情况并不乐观。从旧中国一步跨入新中国的共产党人，有相当一部分人 的思想并没有发生相应的跨越，灵魂深处仍然保留着许多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把革命成功当做得了天下，把人民看成是治下的黎民，自己则是高高在上的官员，把 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理解成了明镜高悬的为民做主，摆错了自己和人民的位置。在革命辞藻掩盖下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政治理念，使他们的价值观悄然离开 了革命原则，以功臣自居，图享受、比待遇、争地位，贪污受贿，甚至更换老婆等腐化堕落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毛泽东下令枪毙高级干部刘青山等贪污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没有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长期的封建统治使民众盲目 服从官员意志的旧习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封建官本位的意识和行为，资产阶级法权合理存在的现象，得不到来自人民群众的有效抵制和监督。另一方面，层层管 理机构和只对上级负责的体制性缺陷，难免越来越走向官僚化，不仅成为对待人民和下级唯我独大的官僚主义分子的温床，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体制上的有效庇护。 　　
当人们还满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时，毛泽东已看到了国家管理体制官僚化倾向的危害性。他毕生追求人民大众的彻底翻身解放，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 做共产党人的最高政治原则，决不允许共产党的政权机构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精英权贵。毛泽东相信，跟随他从战火中走过来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具有和他相同 的信念，在建国之初的十年中，又带领他们打了两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一个是禁毒、禁赌、改造妓女，扫除文盲，颁布新《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移风易俗，发 动爱国卫生运动等扫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的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旨在清除旧思想意识的社会土壤，取得了明显成效，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第一 回合较量的巨大胜利，世界也因之对文明向上的新中国刮目相看。再就是在各机关、学校、团体和党派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 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整肃党政官员的官僚腐败作风和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随 后又动员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诚恳地请他们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不料极少数资产阶级民主派人物借此发难，置疑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要 求共产党下台。共产党不得不给予反击，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　　
“三反五反”运动所反对的社会丑恶现象，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今天，正是由于否认阶级斗争，才使这些社会毒瘤恶性膨胀，积重难返，危害日深。号召人 民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矛头不仅对准私营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同时也指向体制内的官僚主义，引发了党内官僚精英的不满和暗中对抗。他们借反右之机，用形 左实右的隐蔽手段，拨转矛头，对准诚心诚意给共产党提意见的基层干部群众、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使反右斗争走上了扩大化歧途，改变了运动初衷，使体制内的 官僚主义倾向不仅没有得到清理，反而更加老虎屁股摸不得，强化了其权威性。党内官僚精英为了维护其特权利益，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手制造了反右 扩大化，又利用扩大化错误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为口实，淡化阶级矛盾，在政治路线上偏向修正主义，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在这次政治较量中大获全胜，权力 体制也因此在官僚精英特权道路上越走越远，社会生活在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科教卫生等许多方面越来越资产阶级化。　　
对此，毛泽东深感忧虑。怎样才能走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只能参照苏联样板，把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正统理论照搬过来当做经典使用。这套形而上 学的教科书理论，实际上默认了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合理性。资产阶级法权恰恰是滋生和形成官僚精英利益集团的根本原因，从苏联的教科书里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 正确答案。　　
官僚精英利益集团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它们必然会在压制无产阶级的同时麻痹人民群众，不敢承认阶级斗争，彻底倒向修正主义，进而走向资本主 义。修正主义官僚精英统治压制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力，就是匈牙利1956年发生暴乱的主要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首先承认 阶级斗争将始终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一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　　
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 路。”1962年，毛泽东便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严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 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 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3年毛泽东又指出，现在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用不了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的反复警告引起了全党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教育党员干部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资本主义，要对全体党员干 部进行一次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首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反右斗争之后，再次对羽翼渐丰的官僚主义精英构筑的堡垒发起 的进攻。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同传统旧观念实行决裂的一次具体的社会实践。政治嗅觉极为敏感的官僚精英特权利益的代表人物们，迅速拿出了以攻为守、主动出击的应对 策略，把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化为“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的四清运动，由各省、地、市派出大量四清工作队进入基层，仅河北 省派往所辖十个县的工作队就达十万余人。工作队自上而下直插到底，甩开基层组织直接领导整个运动，并称之为大兵团作战，把运动牢牢掌控在手里。工作队依照 所谓“桃源经验”，在群众中秘密扎根串连，诱导群众揭发基层党员干部。在体制结构中，基层党员干部是最贴近群众、受到群众监督最为直接、最了解群众诉求、 官僚主义倾向最少的组织群体。工作队对他们吹毛求疵、小题大作，甚至大搞逼供信，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故伎重演了形左而实右的障眼 法，偷梁换柱，避重就轻，把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了矛头向下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大清查。上层官僚精英因此而躲进避风港，没有受到波及。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下发“二十三条”，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是，四清运动中打击一大片的做法，如同反右斗争扩大化一样，留下了难以消除的人人自危的政治后遗症。四清运动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官僚体制丢卒保车，勉强获得了这次政治较量的胜利。　　
反观四清和反右两次运动，可以看出体制官僚的群众观和组织运动的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那就是表面上时刻把群众挂在嘴上，左得不能再左，实际上却把 群众看作是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他们则是治理天下的明君、清官或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是党的化身。群众运动必须在他们这些政治精英领导和驾驭下，通过行 政命令，从上而下、内外有别地在官僚体制层层掌控下有序展开。因为只有这样，官僚精英在维护特权利益时付出的政治成本才能最小化。在运动方式上，他们是简 单粗暴、无中生有、侮辱人格、伤及肉体、残酷打击迫害普通干部群众的行家里手，首创了建国后最为极端的形式。后来在文革中发生的那些极端行为，都源自这些 样板，贻害无穷。　
与之相反，毛泽东的平民思想是尊重群众，历来提倡大众民主，反对官僚精英独断专行、越俎代庖，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允许干部群众有不同认识， 要让人说话，充分表达意见和看法，通过争论辩明是非，以理服人，让广大干部群众在斗争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现在有人避而不见这两种群众观和民主观的本质区别，分不清是谁在搞专制，把存在极端方式的群众运动，统统解释为毛泽东的部署。这种人如果不是糊涂透顶，则只能是别有用心。　　
毛泽东的努力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其中一个原因是党内很多人看不到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另一个原因是受到了体制官僚的制衡。体制组织作为管理机构，天 生含有官僚特性。通过体制割除官僚恶疾，必然遇到来自体制自身的本能抵抗。抵抗的结果，便是促使为人民大众服务还是为官僚特权精英服务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 想博弈，最后转化成相互对抗的政治斗争。　
“四清”运动后，毛泽东对已经形成的官僚体制和中上层官员感到了失望，认为党内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但他对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则仍抱有充分信心，开始寻找既能摆脱体制掣肘，又能有效遏制体制官僚化和修正主义倾向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多年后，在一次与外国友人交谈中，毛泽东曾讲到过当时的思考：“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修正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毛泽东在同体制官僚两次激烈较量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使体制官僚利益的代表人物嗅到山雨欲来，采取了在党内 拉帮结派，强化对党政体制掌控和架空毛泽东的应对办法，直至迫使毛泽东拿出党章和宪法申明基本权利，才得以出席中央高层党政会议。　　
寻找途径，突出重围，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他充分信任的人民群众身上。由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批判和清除体制官僚势力，就成了对防修防变可行途 径的探索和实验，也成了唯一能突破围困的必然选择。但是，这条以民治官的探索道路充满变数，没有人预先知道最后结果。毛泽东彻底维护人民利益的革命原则不 能改变，视王侯权贵为粪土的平民思想更是与生俱来，他甘愿粉身碎骨也要向修正主义官僚势力公开宣战，让管理者刀枪入库，接受人民大众的批判，义无反顾地发 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30华里的惊人之举，充分显示了他大无畏的独具魅力的政治家风范，向世人表达了要把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